读者 _2009年合订本-第3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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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我住在松江老街——谭东街。街尾住着一个捡破烂的老头，他身上的衣服补丁摞补丁，但还算干净。每天，他总背着破旧的大布袋，拿着铁钩子，巡回在垃圾箱之间。我是在公用给水站认识他的。常见他用一只小铝锅，淘点米、洗把青菜什么的。一次，他匆匆走时，忘了小铝锅，我就拿起铝锅给他送去。在他的小棚屋里，我看见堆着整齐的破书，铁丝上挂满洗净的破布片。他钻出破烂堆看到我，眼神里交织着惊讶和欣喜。从此，在老街我成了唯一和他有来往的人。
我喜欢读书，可那时除了政治书籍，没有其他的书可读，可我在老头那里找到了一个“图书馆”。他帮我整理出被撕裂的《青年近卫军》 《茶花女》 《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禁书”。给我看那一本本用糨糊粘贴起来的书，老头是要冒风险的。可他极其信任我，每次只有一句“悄悄看”的叮嘱。
后来，我从街坊那里隐约听到：老头是知识分子，不知为什么流落到了老街。
有好几个晚上，我走过老街口的大构树，透过对面屋子里的灯光，看到老头坐在大树下。他安详的神色令我诧异。问他，他敷衍道：“睡不着，出来透透气。”在小棚屋我又多次看到，他把卖破烂得来的零碎分币，换成一张张一毛钱的角票，用盛满沸水的破搪瓷杯子一点点烫平。他此时脸上的喜色让我疑惑，但他也不解释什么。我对他的身世充满了好奇，却从未问起。
虽然我对老头有着种种猜测，可我们之间却很默契。他捡他的破烂，我看我的破书，有时帮他跑跑腿。时间就像流水一样慢慢淌过去。
直到有一天，我又去拿书时，老头忽然一脸郑重地要我“帮个忙”。他拿出一只粗糙的木盒，给了我一个秘密的嘱托，我答应了他。
过了一个星期，他永远地走了，估计是严重营养不良导致器官衰竭而逝的。
因他所托，我打开了木盒。上层是一张给我的字条，言语之间的信任和感谢使我热泪盈眶。和着泪花我看到好几叠烫得平整的一毛钱角票，最下面是一封厚厚的信。
晚上，我瞒着家人，怀揣着木盒，走到老街口大构树对面，敲开了一扇门。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用警惕的目光审视着我，我顾不得说什么，一头冲进去，把木盒交给了她。片刻，老太那瘦削的肩和纤细的手剧烈地抖动起来，伴随着的是极度压抑的抽泣声。
这天晚上，我才知道，老头和老太是一对恩爱夫妻。他们原在东北一所中学教书，老头是校长，老太是教师。后来在政治运动中，老太被打成“右派”，遣送回松江老家，以糊纸盒为生。老头不肯“划清政治界线”与之离婚；终被开除公职。老头追随着老太的足迹，来到她的身边。可老太恨自己连累了他、害了他的事业、毁了他的前程，不肯原谅自己，更怕世事难料，今后还会祸及他，就硬着心肠拒绝了他——这无可奈何、违心的回绝，多么令老太肝肠寸断啊！
他见爱人如此，就尊重了她的意愿，但又不忍离开她，于是就在老街尾搭了个小棚屋栖身。因无工作，他也顾不得斯文，开始以捡破烂谋生。
一条老街，妻住老街口、夫住老街尾，日日相见不相认，叫妻心碎，却令夫欣慰！
老头日复一日，晚上坐在大构树下，守望着妻子屋里的灯光，年复一年烫平着每一毛钱，积累着小小的财富——能让妻子改善一点生活成了他快乐的唯一源泉。
当老太拿出他们的合影，丈夫的气宇轩昂、妻子的端庄美丽，往事与现实之间的反差，带给我的是从未有过的震惊！老太又捧出一沓长短不齐、颜色材质不一的纸片，上面是清一色的英文字母。我那时的英语知识有限，难以辨认出什么。只有一行“l love you”是我从所学的英语“我热爱毛主席”的句子里懂得其含义的。老太告诉我，这一封封信，是她每天在灯下蘸着深情、裹着爱、和着血泪写就的！经过这一晚，我忽然懂得了——人间那种最珍贵美好的感情，是在患难之中产生的！
白天，我又来到了老街口大构树下。看着叶茂根深的大树，被风吹得“哗哗”响，就像老头在深情地抚慰灯下的妻子。突然，我发现树身上刻着一句“Ilove you”，我敢肯定这是老头在黑夜摸索着刻下的。他用既痛苦又执著的情感发出了刻在心中的声音！
“我走了，亲爱的你不要来！等我安排好一切再来接你。”老头给老太的承诺敲打着我的心。
大约过了一年，老太与老头有情人终于相聚，我相信从此他们再不会分离。实际上，这对夫妻年纪并不大。离开这个世界之时。顶多五十出头。相思之苦催得人容颜老，可“l love you”却使他们在黑暗的境遇中那样浪漫和年轻！
现在，我们的社会早巳回归公正和理性，但请让我们记住他们——记住这曾经的故事，记住这美丽、高贵的人性！
（刘德民摘自《新民晚报》2007年9月2日）
小姑娘的梦想
柯云路
一位10岁的乡村小姑娘正向记者述说她的梦想。
小姑娘说：老师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俺们好好学习，走出大山，俺们不能叫老师失望。如果俺走不出去，当不了官，俺们中间肯定也有人能当官。
记者问：为什么想当官
小姑娘说：俺当了官以后就能给俺老师转正了。
记者又问：你怎么会有这么一种想法
小姑娘说：俺如果不给俺老师转正，俺们这些娃娃都没有地方上学。
这就是一位乡村小姑娘的思维逻辑，实现梦想的唯一方法是有朝一日当了官好为老师转正，好让他继续教自己读书。
这是多么幼稚而卑微的梦想！
那么，使得小姑娘发此“宏愿”的老师是怎样一个人呢
李小棚是陕西的一位乡村代课教师，一人管着一二三四年级共17个学生。即使在那个穷乡僻壤的大山里，他也算得上穷人：每月40元的工资一拿就是十来年，后来涨到100元，却已经两年没有拿到工资，无奈之下只能靠寒暑假到火车站装卸水泥赚钱补贴家用。他的父亲在他读高中那年于活时被砸断了腰，母亲患腰椎炎下肢瘫痪多年后去世，妻子重病做了数次手术又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代课老师李小棚至今欠着6万元的外债。
使这位老师引来社会关注的是几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那天他捡到一个钱包，发现包里有4000余元。在路上苦等3个多小时未见失主后，他根据钱包里的身份证地址，借了30元路费到西安将钱包交给失主。返程时剩下的钱已不够买票，单从县城到村里的路他就步行了5个小时。
此事经媒体辗转调查并报道出来，感动了许多善良百姓。但也有人说李小棚的行为纯属作秀，他是想借此吸引媒体注意，然后给乡上施加压力，目的是让自己转正。
我是从电视上看到这个故事的。画面中的李小棚形容憔悴，有着庄稼人一样的黑瘦面孔，他正举着远方客人送来的香蕉教孩子们怎样辨认和剥皮。山里的孩子平生第一次见到香蕉。李小棚说：“大家都尝一下，看是什么味道。你们要好好学习。我常给你们说，走出大山啥好吃的都能吃到，有了知识，有了工作。就能吃到很好吃的东西。”
按时下的标准，这几句话算不得崇高，似乎不符合通常人们对一位优秀教师的想象。一个老师就用这样的语言激励孩子们努力向上但孩子们对老师的劳动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以前的老师在的时候，我们的成绩最高的是80分，最低的是3。5分；李老师来了，我们都有99分的，多一半都是上了80分的。”
就是这样一个勤勤恳恳、正直善良的老师却迟迟不能转正。我们一直在宣传中国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李小棚却在两年中连区区的100元工资都无法拿到，那么多钱都用在了什么地方
我在二十多年前出版的长篇小说《新星》中曾写过一位乡村教师。那天，县委书记李向南去公社视察，看到年轻的女教师正在昏暗漏雨的窑洞中为孩子们上课。他在内疚与感动中走到讲台前对孩子们讲了如下几句话：“第一，你们不怕刮风，不怕下雨，学习很努力，你们都是好孩子。第二，你们会有一个很大很亮的好教室。第三，你们长大以后，不要忘记，你们现在有个最好最好的老师。”
二十多年过去，有些山区孩子的境遇并未见多大改善，很大很亮的教室仍然是一种想象。而农民因培养大学生再度返贫的事情却屡见报端。我有一位当教授的朋友，出身贫寒，1960年以全县最高分考入北京大学，享受着最高助学金直到完成学业。他早已经成了城里人，他的孩子也已完成大学学业并出国留学。他曾多次对我感慨，以当下的教育现状，他的父母当年不可能供他读书，他和他的子女只能永远生活在乡下。
（舒晴摘自《今晚报》2007年9月2日）
天使的目光
●老玉米
我不喜欢医院。每当我穿过走廊，嗅着医院的味道，我就感到苦闷。那不仅仅是福尔马林的气息，那里面弥漫着寂寞、痛苦、绝望。但我别无选择，因为我是这里的护士。
我在肾内科上班。一次长假之后，我再次走入医院，正要进值班室，忽然看到一个小女孩慌慌张张地跑出来，手里似乎抓着什么东西。我快步追了上去，一把按住她。她非常瘦，蓝色衣服松松垮垮地耷拉在肩膀上，裤角沾着泥点。看样子只有八九岁。
她手里抓着一只空的点滴瓶。我迅速夺过来，不小心碰到了她的手，她的嘴角抽搐一下，忍不住吸了口凉气，这时我才注意到，她的手背上有一道长长的伤口。“捡垃圾别到医院来，这里有传染病，听到没”我斥责她。她抽泣着说：“阿姨，我不是捡垃圾的，我妈妈在医院看病。”
原来是新住院的病人家属。我不再理会她，起身进了值班室。小女孩呆呆地站在走廊里，透过玻璃门望着我。过了一会儿，她贴着门框，低声说：“阿姨，我叫小梅。”我随意点点头。她又走近几步，怯怯地说：“我妈妈住在402病房，她很疼，可我爸爸不要我们了，我陪妈妈治病。”
我忽然有些不安了，不由得多打量她几眼。她干脆走进值班室，倚在桌边，脸上还挂着泪珠，却用力笑了笑，说：“阿姨，你的眼睫毛真长。妈妈说，穿白大褂的叔叔阿姨都是天使。”我的心颤了一下，为她真诚的语调、为她的目光。我勉强笑一笑，问：“你怎么不上学”
“等妈妈病好了，我就去上学。”小梅也高兴起来，“我家隔壁的丽丽比我小一岁，都上二年级了。”她很快又低下头，眼睛里充满同龄孩子没有的苦难和沉重。我拉过她的胳膊，往她手背上涂药水。她使劲儿地抽鼻子，我以为她很疼，便放慢了动作。“阿姨，我不疼。”小梅懂得了我的意思，笑着说。
我摸摸她的脑袋说：“回去吧，妈妈该担心了。”她却不走，迟疑地，盯着桌上的空点滴瓶，终于鼓足勇气，对我说：“阿姨，这个能给我吗我想用它卖钱。妈妈治病要好多好多钱，我已经攒了15块钱了。”“瓶子卖不了几个钱，而且不卫生，都是别人用过的。”我耐心地劝她。她点点头，最后看一眼瓶子，出去了。
后来我断断续续从同事那里得知，小梅的妈妈下岗以后做了钟点工。却患了尿毒症，小梅的爸爸突然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信。
我很清楚，小梅妈妈的生命，只能依靠几天一次的血液透析维持，而肾移植需要十几万元手术费，她们勉强凑了一些，还有七八万的缺口无法补齐。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能看到小梅，她总是贴墙站着，小心翼翼地看着每个人。我知道她怕什么，她怕妈妈被赶出医院。
她把我当成救命稻草，尽一切努力讨好我，如果我脸上稍稍流露出厌烦。她就像做了错事，变得惶恐不安。有时我想，为了这个可怜的孩子，也许我应该装得快乐一些。
小梅大部分时间就坐在妈妈床边，握着妈妈的手，小声跟妈妈说话。在妈妈面前，她很少流露忧愁的神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