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下册)-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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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称摄以重其权，填服天下耳”。元后无可奈何，只好应许，诏令王莽“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于是群臣奏请王莽摄政“皆如天子之制”，并于次年改元“居摄”。不久，王莽便以子婴为皇太子，号曰“孺子”。
居摄元年（公元6 年）四月，安众侯刘崇鼓动刘氏宗室起而反对王莽，从者百余人，进攻宛城，不得入而败。天下反莽自此始。刘崇的族父刘嘉诣阙请罪，获赦，乃奏颂王莽功德，骂刘崇为乱，而肯定王莽对刘崇镇压。王莽大为高兴，封刘嘉为帅礼侯。这时群臣又说，刘崇谋逆是因为王莽“权轻”，应提高王莽的权位才能镇服全国。于是元后命令王莽进见她时自称“假皇帝”。
居摄二年（公元7 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义，讨伐王莽，响应者众，达十余万人，指向长安。王莽恐惧吃不下饭，昼夜抱着孺子婴祷告，仿效《大诰》写了一份策书，说明现在摄位将来当返政于子婴之意。同时派遣王邑等将前去镇压翟义，数月告捷。王莽大喜，居摄三年（公元8 年）置酒未央宫白虎殿，劳赐将帅，大行封赏，当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于是“封者高为侯、伯，次为子、男”，赐爵关内侯者凡数百人。王莽镇压翟义后，自以为威德日盛，获得天人之助，“遂谋即真之事矣”。这年王莽母死，王莽“意不在哀”，而想的是服制规格高低。刘歆与博士诸儒阿意，说王莽服母丧应当“如天子吊诸侯服，以应圣制”。
这年广饶侯刘京等人奏符命，伪造“摄皇帝当即真”等把戏，说是天意所归。于是王莽对元后说：我向您报告时，自称“假皇帝”；而我号令天下，天下向我言事，就不必言“摄”了。十一月，改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以应天命。这时官民都知道王莽奉符命的旨意，爪牙们开始认真议论和建议，王莽“即真”提到日程上来了。
哀章是个素无行而好为大言的学子，他猜准了王莽心思，做了个铜匮及两张封书题签，一张题签上写着“天帝行玺金匮图”，一张题签上写着“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书中说王莽为真天子，元后照天意行事。还在书中把自己姓名摆在辅佐之列。他在黄昏时身穿黄衣把铜匮送到高庙。王莽闻知，立即到高庙拜受金匮神嬗。于是王莽登上真天子之位，定国号曰“新”，改元始建国。接着，策命孺子婴为安定公。读策毕，王莽亲执孺子婴手，流涕殻ъに担骸拔糁芄阄唬盏酶醋用鞅伲裼瓒榔然侍焓⒚坏萌缫猓 比孀佑は碌詈螅婕幢挥慕鹄础Ｍ趺О凑战鹭咽槊獍莞ǔ迹圃旖鹭训陌д卤环馕⒚佬鹿Ｍ保呙俟僦霸穑绲溱局摹�
第二节改制及其失败王莽称帝前后七八年间（公元7—14 年），主要是改制。西汉后期，朝廷的赋税劳役日益严重，统治阶级“多畜奴婢，田宅无限”，奢侈挥霍，弄得民穷国虚，土地兼并和奴婢、流民的数量恶性膨胀，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在此背景下，掌权的王莽力图解决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而着手于改制。
王田制始建国元年（公元9 年），王莽颁行了王田制的诏书，指出古时行井田制，国给民富，秦汉以来破坏了井田制，土地兼并严重，“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提出了王田制方案：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九百亩）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
所谓王田制，实质上是个均田的制度。这是针对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打算做到“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以缓和阶级矛盾的土地制改革的方案。这种王田制，是从书本上学古代的井田制，想解决现实的土地问题，是托古改制，比之师丹的限田政策还有过之。但经过几年，到了始建国四年（公元12 年），中郎将区博提议，井田制废之已久，不可复行，现在“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王莽也明知实行起来困难，乃下令：“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这实是向大土地所有者妥协，听任土地买卖，而宣告王田制中废。
奴婢政策王莽在颁行王田制诏书中，指责买卖奴婢有违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而规定“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这是承认奴婢为人而不是牲畜，通过禁止买卖而加以限制的奴婢政策。但到了始建国四年，王莽在宣布土地可以买卖的同时，也令“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新奴婢政策也废止了。稍后，天凤四年（公元17 年）王莽下令：“三公以下，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这是为了搜刮钱财，但也寓有限制奴婢之意。五均六埂趺讼拗粕碳旨娌⒓拔锛鄄ǘ谑冀ü辏ü�10 年）定了五均六埂摺Ｋ健拔寰笔牵涸诔ぐ布奥逖簟⒑Α⒘僮汀⑼稹⒊啥嫉攘蠖际猩枇⑽寰伲稍吹牧睢⒊ぜ胬恚莆拔寰臼惺Α薄Ｎ寰臼惺Φ墓ぷ鳎皇嵌ㄊ逼蓝ㄎ锛郏弧笆衅健保欢强刂剖谐」┯Γ谐』跷镏拖保栽凼展海跷镎羌凼保蛞云郊鄢鍪郏蝗前炖砩薮菥咛迩榭觯⒎盼尴⒋睿ㄉ蓿┗虻拖⒋睿ù凰氖钦魇丈皆笾凹捌渌铀啊Ｋ健傲‘”，是指官府掌管六项经济事业，即：由国家专卖盐、铁、酒，专营铸钱，征收山泽生产税，经办五均赊贷①。王莽说，搞五均六埂俏恕捌胫谑旨娌ⅰ薄Ｋ铝盍‘的诏书还说：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农田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藏；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仰以给赡；钱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贾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②六埂哪康氖俏讼拗聘簧檀蠹值耐痘娌⒒疃员Ｖと嗣裆钌瑁彩俏嗽黾庸俑牟普杖搿Ａ‘之设，王莽虽依托于“先圣”，实际上多继承于汉武帝的经济政策，稍加变通而已。在当时政治腐败的情况下，五均六埂枪倮舸又杏胬桶魅嗣竦墓ぞ撸嗣翊戳嗽帜选�
改变币制及其它西汉自武帝以来，通行五铢钱。王莽则四次改变币制：第一次，居摄二年（公元7 年），于通行的五铢钱外，另铸三种新币：“错刀，一值五千；契刀，一值五百；大钱，一值五十。”三种都是高值货币，只有五铢钱是低值。而每种货币的含铜量相差并不甚大，于是“民多盗铸”，造成货币混乱。第二次，始建国元年（公元9 年），王莽下令废止五铢钱及错刀、契刀等币，另铸小钱，重一铢，值一，与大钱并行，为大小二种货币。但这两种货币的重量与币值关系也不合理，故有私用五铢钱及盗铸的现象。第三次，始建国二年，王莽为了使货币轻重大小各有差品，重新发行货币，总名“宝货”，分金货、银货、龟货、贝货、钱货、布货等六种货币，六种货币又细分为二十八个品种。因品种繁多，换算比值又不合理，造成“百姓愦乱，其货不行”的后果。王莽强制推行，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犯法者众。王莽只好恢复小钱、大钱二品。第四次，天凤元年（公元14 年）①，废止大、小钱，发行“货布”（重二十五铢，值二十五）、“货泉”（重五铢，枚值一）两种货币。这次改变币制较为合理些。但因屡次改币，币制极大混乱，“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犯法者多，不可胜行”，因犯法及株连而没为官奴婢者“传送长安钟官，愁苦死者什六七”，从而加深了人民对王莽的怨恨①。
此外，王莽还改变朝廷与地方的官制与官名，频繁地更改地方行政制度及名称，甚至一个郡更了五次名，弄得官民都记不清楚，公文上还得附写上旧名。还设五等爵，大行分封，但因“图簿未定，未授图邑”，有些诸侯只是虚封。还新定吏禄制度，分明等级，多少不等，但因制度烦碎，“课计不可理”，官吏往往得不到俸禄，于是“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贿赂以自供给”。这又加重了百姓的灾难。
王莽在民族关系上也捣鬼。他无理地侵侮各族，贬降各族的王为侯，引起各族的不满与反抗。王莽随又加以征讨，更加侮辱对方，如改称高句丽为“下句丽”，改称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于是破坏了汉与各族的友好关系，特别是破坏了汉匈和亲，断绝了汉与西域的交通，发动了几次战争，造① 此段情节，参考《汉书·食货志》下。
② 《汉书·食货志》下。
① 《汉书·食货志》下记为天凤元年，《汉书·王莽传》下记为地皇元年，兹从《食货志》。① 此段情节，参考《汉书·食货志》下。
成重大损失。
改制失败的主观原因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客观原因而言，当时存在政治腐败，官风败坏，政敌作对，豪富反抗等情况。就主观原因而言，班固在《王莽传》中是这样指出的：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里，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县宰缺者，数年守兼，一切贪残日甚。中郎将、绣衣执法在郡国者，并乘权势，传相举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劝农桑，班时令，案诸章，冠盖相望，交错道路，召会吏民，逮捕证左，郡县赋敛，递相贿赂，白黑纷然，守阙告诉者乡。莽自见前专权以得汉政，故务自揽众事，有司受成苟免。诸宝物名、帑藏、钱谷官，皆宦者领之，吏民上封事书，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其畏备臣下如此。又好变改制度，政令烦多，当奉行者，辄质问乃以从事，前后相乘，愦眊不渫。莽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尚书因是为奸寝事，上书待报者连年不得去，拘系郡县者逢赦而后出，卫卒不交代三岁矣。
班固说出了王莽改制失败的主观原因：（1）王莽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只用心于定制，而不着力于兑现，故改制多停留在纸面上。（2）王莽改制往往“讲合《六经》之说”，尽管他也针对时弊，但不无儒家教条的本本主义。（3）所用官吏乃原班人马或阿谀奉承之徒，多非干才，而善于为非作歹，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4）王莽因阴谋而篡权，故防备臣下效法，“畏备臣下”而操纵一切，独木自然难支大厦。（5）王莽专权，其臣下受信用者可以上下其手，被疑忌者则“为奸寝事”，故政事不理。（6）王莽“好”改变制度，政令“烦多”，朝令夕改，不讲功效，故变得快，吹得也快，花样多，收效少。这些，都与王莽本质上是个贵族地主的代表人物及志大才疏的书生性格分不开。他了解一些时弊，也想解决社会矛盾，但真正做起来，并不从根本上触动本阶级的利益，并不精明干练，而显出了得志便猖狂、失意便懊丧的丑态。如此王莽，改制岂有不败之理！
第三节在农民起义中垮台农民起义王莽改制失败后的十年（公元14—23 年），一直处在熊熊烈火之中。西汉后期，不断出现农民起义。王莽掌权后，农民起义有增无减。天凤元年（公元14 年），因王莽用兵，不顾百姓苦难，“三边尽反”。次年，北方受难百姓“起为盗贼”。天凤四年（公元17 年），吕母起义于山东。从此四方不断出现大规模起义。
吕母起义后，王莽派遣使者前去宣布大赦，使者还京如实报告：“盗贼解，辄复合。问其故，皆曰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贼。”王莽听了大怒，罢了这个使者的官。有人顺从王莽旨意，说“民骄黠当诛”，又说“时运适然，且灭不久”。王莽听了大喜，就提升其官。同年又有瓜田仪起义、绿林起义。
这年八月，王莽亲自到南郊，监督铸造威斗。所谓威斗，是以铜及其他原料合铸，像北斗。王莽妄想以此压胜众兵。
天凤五年（公元18 年），以费兴为荆州牧，朝见时，王莽问到任的对策。费兴回答说：“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埂吧皆螅炼崦裰昃煤担傩占⑶睿饰猎簟Ｐ说讲浚蠲飨娴猎艄樘锢铮俅缗Ｖ质常渥飧常缚梢越馐桶布！闭獗臼撬道鲜祷埃氚炖鲜凳拢园捕裰凇？墒峭趺舜笈樟朔研说墓佟�
这年樊崇起义于琅邪，游击各地。因其作战将眉毛涂成红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