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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部分

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 z-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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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抢先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当然因为他知道叶挺非中共党员。    
    叶挺,是一个奇特的人物。他原来是中共党员,后来也是中共党员,而那一段时间里他却不是中共党员!叶挺,早在一九一九年便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叛变时,叶挺率部保护孙中山、宋庆龄脱险。此后他赴苏联红军学校学习。一九二四年十月他在苏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九月他回国。北伐时,叶挺担任独立团团长,屡建奇功,成为北伐名将。    
    然而,叶挺在中共党内却两次受到了处分,最后导致了他脱离中共。最初,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新华日报》所载《叶挺同志说明入党志愿》中,有所披露。直到近年来才渐渐弄清内情。头一回叶挺受党内处分是在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北伐军总攻武昌。叶挺的独立团率先攻城,损失惨重,而刘峙部队按兵不动,后来在独立团攻入城内时去抢头功。刘峙被蒋介石任命为武汉卫戍司令。叶挺一气之下,离开部队,到上海接家属去了。为此,叶挺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    
    第二回则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中共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又在广州发动起义。叶挺在南昌起义时任前敌总指挥,而在广州起义时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广州起义的失败,使叶挺受到李立三的责难,说他指挥“消极”,叶挺再度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    
    叶挺又在一气之下,去了莫斯科。    
    诚如周恩来后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所写: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就这样,叶挺脱离中共,流亡欧洲。直至一九三五年秋,叶挺在澳门才与中共中央代表张云逸取得了联系。蒋介石看重叶挺的才干和声望,曾希望叶挺在国民党部队任高官。这当然被叶挺所谢绝。这一回,既然叶挺主动表示愿意出任新四军军长,蒋介石求之不得,当然马上宣布了委任命令。然而,毛泽东却对叶挺脱党后的情况所知不详。这样,毛泽东不敢贸然把新四军的指挥权交给叶挺。毛泽东要博古、叶剑英“提出保证”之后,这才决定“叶挺是否能为军长”。为了了解叶挺,毛泽东邀叶挺前往延安。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叶挺到达延安。经过长谈,毛泽东知道了叶挺两次党内处分的经过,知道了叶挺脱党的经过。毛泽东的疑虑消失了。中共中央党校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高悬起“热烈欢迎叶挺军长”的大标语。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致答词。他说了这么一段自疚又自奋的话:“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疑惑冰释,从此毛泽东对叶挺投了信任票,再也不需要博古、叶剑英“保证”了!就这样,叶挺走马上任,成为毛泽东和蒋介石双重任命的新四军军长。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叶挺 项英先后掼纱帽

    至于项英,与蒋介石没有什么瓜葛,倒是跟毛泽东有极深的渊源……项英原来是武昌的织布工人,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便加入共产党。翌年他成为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领袖之一。此后,由于北伐军打下武汉,武汉成为革命中心,加上共产国际强调提拔工人出身的中共党员,项英在中共的地位急速上升,从中央委员进而政治局委员,进而政治局常委,地位一度高于毛泽东。    
    一九三○年底,项英进入江西红区。他一度支持过毛泽东,又一度狠狠整过毛泽东,内中恩恩怨怨,曲曲折折。不过,有一点他是很不错的,那便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之际,他奉命留下打游击,他坚决服从。这真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留下来很可能如同被置之死地。他居然在蒋介石重兵“围剿”之中,求得生存,在中国南方孤立无援之境游击多年。他手下的游击队,也就成了后来新四军的骨干。    
    不言而喻,在新四军成立之后,叶挺虽为军长,但不能不处处听命于项英。一个非中共党员而又在新四军中毫无根基的叶挺,受到了项英的排挤。叶挺曾自云,是“夹在车轮子中间的一粒沙子,两面受挤”。这两面受挤,一面是蒋介石从上往下压,一面是项英从下往上顶。当然,还不仅是叶、项关系紧张而使叶挺不快。当时,曾受命于延安而充当“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缓冲人”的李一氓如此回忆:叶挺亲笔写给我一封信,表示他有很多苦恼,看来这种苦恼也不完全是和项英的个人关系。他说,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就是暗示一个非党员不适于当新四军军长。这封信我给项英看过,项英没有太大的反应。李一氓:《我亲身经历的皖南事变》,《大江南北》,一九九三年第一期。    
    “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这句话极为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叶挺的心态。所谓居士,即居家修行的佛教徒,乃“庙外人士”。居士去当方丈,本已不合适,何况管的是一个大庙子!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两面受挤的叶挺在百般无奈之中,借口送李夫人回澳门,离军出走,向蒋介石辞职。蒋介石呢?正觉得叶挺上任之后不听他的话,如今叶挺要辞职他求之不得。蒋介石问叶挺:“谁继任?”叶挺答曰:“叶剑英。”蒋介石摇头。他要委派国民党将领出任新四军军长。    
    毛泽东闻讯,焦急万分,马上发电报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周恩来一面向蒋介石表示,中共坚决反对另任新四军军长;一面紧急约见叶挺。    
    周恩来与叶挺在北伐时有着深谊,在发动南昌起义时并肩战斗,何况最初又是周恩来建议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解铃还须系铃人”,周恩来的一席话,自然使叶挺释服,回心转意。叶挺原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双方都认可的新四军军长。既然叶挺愿重返原职,一场风波也就告罢。一九三九年二月,周恩来在重庆放出“空气”,说是要趁春节回老家浙江绍兴省亲。其实,他是受毛泽东委托,陪着叶挺回“老家”——新四军。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和叶挺一起来到了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国共磨擦日深,新四军成了国共矛盾的焦点。就在这时,项英因受到中共中央及总政治部的批评,极为不满。在一九四○年五月,项英三次电告延安,请求撤职——他也要掼纱帽了!项英犯了什么错误呢?这在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一月所作出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中,写得明明白白。袁,即袁国平,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决定》指出: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关于项、袁所犯各项原则错误,经中央从去年夏季起历次严厉批评之后,项、袁表面上表示服从,中央方以为他们有了转变,今始证明依然未改。《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这份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是在皖南事变刚刚结束、对于史实尚未完全弄清时作出的,今天看来有偏颇之处;不过,从中却可清楚地看出当时项英与毛泽东之间的深刻矛盾。项英在一九四○年五月九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写道:“为了保证中央方针与党及革命的利益,我郑重请求中央,立即派一政治局委员到四军及东南局负领导之责。目前斗争局势正是紧张复杂,为了不致使鄙人重演一九二七年之错误,而影响党与革命之发展和胜利,应公开宣布撤我之职,是属必要。”项英在同月十二日致中共中央电报中又声言:“我有不同的意见,在今天斗争环境下,为党的利益,不必申辩和争执,只有改换领导为有利。”项英在同月二十九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那话中透着一股怨气、傲气:“我认为对一个较负责同志(就是一个老党员罢),有错误应公开批评和指斥,不要含而不言的曲折婉转……”项英的眼中没有叶挺,乃在所料之中。然而,项英眼中也没有毛泽东!这,当然跟他在江西红区时和毛泽东那一段恩恩怨怨有关,也与他的自高自大分不开。据云,项英在赴延安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归来,曾对二支队政委洪雪村说过这样的话:出席会议的十二个政治局委员中,十一个在江北,就我一个在江南。他们十一个才管江北那么一点点,我一个人管江南一大片洪雪村一九八○年十月十八日谈话,马宁、黄泽兵整理,未刊稿。!项与叶不和,项跟毛对抗,使新四军失去了坚强的核心。蒋介石却恰恰把攻击的目标指向了这支核心涣散的中共部队……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蒋介石下令解决“N4A”

    安徽东南,青弋江在山间蜿蜒。江畔的泾县,离宣城不远,向来盛产宣纸。自一九三八年八月二日起,新四军军部移驻于此县云岭。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也随军移此。从此,这里成了江南红区的中心。    
    十三个自然村,分布在云岭东西长约十五公里的地方。新四军军部驻罗里村,政治部驻汤村。散布于各村的有参谋处、秘书处、副官处、军需处、军法处、军医处、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敌工部、总务处、《抗敌报》编辑部……组成了一个“大庙子”。在那里一驻,竟驻了两年半光景。蒋介石视之为眼中钉,早就想拔去。    
    毛泽东在一九四○年九月六日,已获知蒋介石的秘密命令。毛泽东便发出了“红灯”讯号:“据重庆周、叶报告,确悉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江南北新四军之命令,请叶、项、胡服(引者注:胡服,乃刘少奇的化名)准备自卫行动。皖南尤须防备。”    
    毛泽东的这一电报,足以表明,中共的谍报工作何等厉害。蒋介石的密令刚在重庆下达,坐在延安杨家岭窑洞里的毛泽东马上就知道了,并立即给皖南发出了指示。紧接着,十月八日,毛泽东给皖南又发一电,说得更为明确:“蒋令顾、韩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大江南北比较大的武装磨擦是可能的。”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新四军军部应该“北渡长江”。三天后,项英电复毛泽东:“军部困难北移。”此后不久,“皓电”、“佳电”相继发表,新四军是否北移,成了国共双方关注的焦点。形势顿时紧张。十一月十四日,国民党军令部拟订了《黄河以南剿灭共匪作战计划》。老样子,蒋介石又骂中共为“共匪”了,又要“剿共”了。老调重弹,这意味着一场新的国共火并又要开始。    
    消息灵通的毛泽东,在十一月十五日发出了《关于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对付蒋介石的反共高潮的指示》。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叶挺、项英,仍指出新四军军部必须北移:“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我们决心以皖南的让步换得对中间派的政治影响。”《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年版。但是,项英在翌日电复毛泽东,列举了北移的一大堆困难。项英在电报中说:“我们意见,极短期内无法开动,如估计有战斗情况发生,反不如暂时留皖南为好。”十一月二十八日,项英再度在电报中坚持己见:“请毛无须顾虑,我们就在皖南打。”就在项英一次次跟毛泽东在电波中切磋之际,宝贵的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国民党的部队,正在朝泾县合围。十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给项英下达命令:“现在开始分批移动,十二月移完。”就在这时,国民党部队加紧了部署。十二月三日,何应钦向蒋介石呈报:“若江北异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翌日,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也向蒋介石呈报:“若江北匪伪竟敢进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立即将江南N4A予以解决。”所谓“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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