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作品集-第1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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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中割断了这一段历史，也便会在无意中割裂了郁达夫的人格精神的完整性。是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这短短三年间所作的时评、政论、杂文为我们提供了有力地论证郁达夫人格精神力量的依据，其出色的精神演绎，让每一个有意于了解郁达夫的人感受到，郁达夫不仅是一个正直的文人，而且还是一个出色的战士。
一、高屋建瓴，审时度势的战略家
笔者有时会呆想，郁达夫何不能冠以“战略家”的称号呢？夏衍就曾说：如果郁达夫从政，肯定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颓唐中隐现辉煌——郁达夫》的作者王观泉先生说得更透彻：“郁达夫，已经不是准确意义上的文学家，他是新闻记者、政论家、军事评论家、组织工作者、外交家和沟通中国抗战与世界联系的报纸编辑……这些全部汇合在郁达夫一个人身上，使他的智慧和才干在关系到中华民族和人类生死存亡的反法西斯战争中获得充分的发挥……”（1）而笔者又从他的政论杂文中看到了他的战略眼光。
郁风说：“他不但注视国内战场的每一变化，而且熟知欧洲军事地理和政治历史，凭他所掌握的资料和正义的洞察力，抓住每一对我有利因素，……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常能作出正确的判断。”（2）刘尊棋也说：“对于敌情的分析，他独具慧眼地揭露日本在每一个转折点中的弱点，击中敌人要害！”（3）
笔者以为，如果说鲁迅是拿着匕首投枪在前线冲锋陷阵的勇士，那么抗战时期的郁达夫则是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审时度势的战略家。尤其是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这三年间，郁达夫在新加坡前后一共负责主编过十一种报纸副刊和杂志，最多时同时编八种，最少时也有三种，而且都是亲自动手。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此次南来的目的是：“当国内烽烟遍地，敌人的残杀我妇孺，轰炸我不设防城市的‘犯大厉是姆’不停止之前，在海外先筑起一个文化中继站来，好作将来建国急进时的一个后备队。”（4）
正因如此，郁达夫在极度繁重的工作重压之下依然保持充沛的精力，编报纸，写政论，撰社论，以饱满的激情关注国内国际时局的变化，给抗战军民以方向，以鼓舞。
第一，郁达夫以敏锐的触觉透视敌国情形，揭露敌国的虚弱本质，鼓足干劲激发中华同胞树立抗战勇气。
针对敌国的政治与军事所玩弄的伎俩，郁达夫分析道：
“敌国内已无可调之兵，国外亦无存聚之货，国际间信用毫无，而军事上又陷入了扑空之辙，穷极无聊，只能再变一变了。这将近第七十二变的全貌，就如下述：
（一）只教攻击我们的领袖下野，目的就算达到。所用的是分化，离间，造谣，威胁等手段（二）破坏我们的法币，使我们的民众对中央失去信仰，造成普遍的恐慌。
（三）扬言中央政府，已变为地方政府，无抗敌的意志与实力，使友邦感到失望。
（四）粗制滥造些傀儡组织，造成联邦政府的伪名，由平津伪政府，南京伪维持会，蒙疆，汉口，广州等伪组织中，抽调几个走狗出来，组成一大傀儡班来代替中央，另组一对支中央机关，为太上政府，来作提线的把戏。
（五）绝断我们军火的来路，用挑拨、威胁、延宕等手段，使我们得不到国际的援助。”（5）
这里的分析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看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后狰狞面目。此文写于一九三九年元旦，郁达夫以他政治、经济、军事等知识及所收集到的资料，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使读者看清了敌国外强中干的本质。像这样的政论还有很多，如《日本的议会政治》、《美倭之间》、《敌军阀的讳言真象》、《敌寇政治进攻的两大动向》等等，大概有十多篇。
不仅对敌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作出了精辟的分析，而且郁达夫还对敌人的文化侵略有深刻的认识。郁达夫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极其野蛮而残酷的，它既有用飞机大炮的屠杀进攻，又有政治进攻，经济进攻，谣言进攻，毒物进攻，娼妓进攻等，而其中的文化进攻则是敌人用以灭我种亡我国的毒辣手段。他说：“他们先要使我们记忆国族，所以就授以日文，改变小学教科书；再要证明中日亲善的实际，所以就从由我们这里劫掠去的金钱中拿出一小部分来，示义卖恩，颁赐小惠。或设奖学金，或选派优秀学生至敌国留学；或对于一二稍有声望，甘为奸人走狗的堕落文人与所谓学者，予以小小的荣誉。这么一来，沦陷区的读书种子，就尽入敌人的彀中。再过几十年后，便可将中文完全废止，使炎黄子孙，完全甘心情愿自称作日本的臣民了。”（6）
也正因为有了这种认识的敏锐与深刻，因而就有了明晰的方向：
“再看看我国自抗战以来的政治罢，大家都晓得的，中国自民元以来，绝不能做到的全国统一事业，却铁样的做到了，澄清吏治，统一政令，发展交通，各党合作，此外的种种政治设施，要五十年才做得成的长足进步，统在这两年之内完成了。以后的团结，只会得日坚一日，建设发展，也只会得日快一日。”（7）
“现在，全国正在拼死命，为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争血路的这时候，我们所最须努力的，就是使言语统一起来，使文字和言语一致起来的两点。这两点倘能完全做到，则中国的统一，决不会破坏，中国的民族与国家，也就永远不会亡了。”（8）
显然，这种中肯而精深的分析，这种正气凛然的引导，这种鼓舞人心的阐述，对中华同胞燃起抗日的激情，投身抗日洪流，是具有深远影响的。
第二，郁达夫以新加坡为阵地，团结南洋华侨，组织抗敌求亡运动，迅速而准确地接收分析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把握国际局势，透视敌我发展动向，指明了战争的性质。
自一九三九年九月，欧战爆发，郁达夫一直关注着时局的变化。如《错综的欧局》、《欧战扩大与中国》、《今后的世界战局》、《英美合作的反应》、《轴心国两面作战与马来亚》、《以德苏战局为中心》等十多篇文章均涉及了当时的战争形势，而且郁达夫非常善于联系中国国内战局来思考，来分析。一九四零年八月十日，他在《星洲日报》上发表社论，文章从意大利、德国、英国的实际军事力量和在西战场上形势的分析，认为“欧战仍旧还没有到决战的最后阶段，”也“还未脱外张内驰的境况。”在东方战场，“日寇的占侵越南之行动，似乎更加露骨”。而日本海军总怀念进据围洲岛，大批军舰、航空母舰集中东京湾，接连不断地从台湾开来运输舰，加之“重兵之调往桂越边境者为数已达三万”等等迹象证实，敌寇“存心侵占安南，则已是铁之事实。”文章认为，这不过是敌阀的“虚声恫吓”，其结果“恐将不能下台。”（9）
这种推理是符合实际的，正表明郁达夫对当时的时局的准确把握。
郁达夫不仅洞悉时局，更能以乐观之心态看待敌我发展的动向。一九四零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我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有一百多个团参加的“百团大战”，身在海外的郁达夫即在“百团大战”之初就发表社论《华北捷报与敌寇的孤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由此大捷，而来下判断，则第一，我西南国际交通路线，滇越与滇缅两处，虽被封锁，对于我之持久抗战，仍无丝毫影响，又可得一证明。第二，敌寇的最后孤注，将竭其全力面向我再作一次总进攻之举，决无胜利可言，已可断言。”并乐观的认为：“此次华北之捷讯，尚系我初试反攻之局部的成功，决定敌寇总崩溃命运之会战，恐怕将在敌寇冒险进攻我西北，或袭击我川滇之前后。”（10）
尽管这种预言有失偏颇，但对敌我发展情势的分析依然有其效用，更重要的是，这种分析在本质上是对在当时久处殖民地的环境中部分人认定的“失败论”的有力回答。
所以，郁达夫是以必胜的信念参加到保卫祖国的行列里来的。他对抗日同胞指出：“抗战最大的目的，当然是在求我民族的自由解放，与国家的独立完整。”（11）“我们这一次的抵抗侵略战争使国际间前进的诸人士，不得不承认我们中华民族；是反侵略的急先锋，是为主张世界的和平正义，不惜牺牲一切，来抨击法西斯蒂强盗的先觉者。”（12）这种信念使他明确了战争的性质，也使更多的同胞看清了战争的正义性，也更加明确了战争的发展方向。
在解读这一篇篇凭借他革命的乐观主义才情，青年时代所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和对敌我战局，国际情势的丰富资料而写出的鼓舞人心和具有说服力的政论杂文，笔者深深为郁达夫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战略天赋所叹服。
二、泱泱大国的风度与人格精神的凝聚
新加坡的方修先生说：
“看了这一批具有高度思想性的政论，再看郁氏逃难苏岛途中所写的一些苍凉豪迈的旧诗，如‘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等才会觉得他的一反前期的‘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那种颓废伤感的风格并不是突变的、不自然的，而是完全有其思想发展的轨迹可寻的。”（13）
确实，抗战时期写下的时评、政论、杂文，在郁达夫人格精神发展中举足轻重，是其思想轨迹中重要的组合元素，显示了其人格精神质的飞跃的重要阶段。
纵向溯源，爱国种子早在杭州求学时代即已种下，而在日本留学时期，弱国子民的深切感受，又是爱国种子萌发的催化剂。在那个时期，郁达夫在小说中喊出了“祖国啊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14）而且在这个时期也已经意识到：“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命运，与夫四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15）同时，也是在这个时期，郁达夫又与日本文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遭受着弱国子民的歧视，忍受着不该承受的耻辱，但郁达夫却以其超群卓越的才华赢得了日本友人的尊重。时年21岁的郁达夫与日本诗坛宿星，50岁的服部担风先生的莫逆之交即是一个明证。（16）爱国与跨国界的友谊，深入到郁达夫的思想精髓之中，便在抗战中闪烁出人格的光辉来。
在此，笔者便试图对抗战时期的郁达夫对爱国与友谊的关系是如何把握的，作些初浅的探讨。
首先，作为一个有着十年留日历史并和日本文人建立了深厚友谊的中国作家，即使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依然没有忘记这种友谊的珍贵。但此时的郁达夫对敌友的标准是非常明晰的，他对日本人民和日本军阀有着严格的分界线。
当日本侵略者面临中国人民的强大抵抗，进既不能，退又不可之时，就勾结汉奸，玩弄和议的把戏，郁达夫一针见血的指出：
“日本要想向中国求和的话，……只有日本的民众，大家起来，推翻了侵略热狂的军阀，肃清了军阀的走狗和余党，……那中国自然可以有磋商的余地。”（17）
当日本友人佐藤春夫无耻地投靠了日本军阀，以小说《亚细亚之子》来影射郁达夫与郭沫若，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时，郁达夫愤怒地说：“现在的这一种阿附军阀的态度，和他平时的所说所行，又是怎样的一种对比！”“日本的文士，却真的比中国的娼妇还不如！”同时，他又说：“我们对于那些军阀的走狗文人，只能以一笑一哭来相向，如对于摇尾或狂言的老犬一样。对于那些真正有世界眼光，有文人气节的作家，应该以全腔的热血来致敬，不分国界，不问人种也。”（18）爱憎与敌友之辩非常清晰明了。
更能显示这一点的是在《敌我之间》的一文中。一九四零年五月，正在两国进行着激烈战争的时候，郁达夫收到日本文艺批评家新居格氏写给他的公开状，历叙了过去的友情，流露出了对战争的厌烦与对和平的渴望情绪，表达了希望两国的不幸早日过去以便可以亲密地交谈艺术的意愿，郁达夫面对复杂的形势，思之再三，作出了大胆而正确地抉择：将来信和复信以《敌我之间》为题一并在《晨星》副刊上发表。他在回信中充溢着大度与机智。郁达夫说：“国家与国家之间，虽有干戈杀伐的不幸，”但“民众与民众间的同情，也仍是一样的存在着，”并告诉新居格氏，“中国广大民众因这次战争的洗礼而大大进步了，”他们都有了“任何牺牲，也在所不惜”的决心，“把国家的危难，认作了自己的责任，”并且坚定地指出：“中国的民众，原是最爱好和平的；可是他们也能辨别真正的和平与虚伪的和平的不同。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