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作品集-第1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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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纸发表的评论；这时是4月底；本学期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全面改动课程不合适；这件事关系到文科全体教师；但既不经文科教授会议讨论；也不经大学校务会议研究；主要由郭沫若一人决断；另外；郭沫若起草的布告语气非常骄横。（31）郭沫若这时才33岁；是个从事创作的文人；而不是从事研究的学者；在大学里本来就不容易服人；加上他过去没有在高等学校教过书；更没有担任行政领导的经验；受当时广州激进的形势影响；办事太过牛气。
邹鲁离开学校之后；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区分部变得非常左倾。它很快就召开全校党员大会支持郭学长；宣布这次“择师运动”就是要收拾右派教员；是“打倒反动派之运动”。结果以黄希声为首的15名教师在4月底辞职而去。（32）现在许多研究者都说辞职的是不学无术的“饭桶教师”。其实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的确；广东大学大部分教师的学术水平不高。1927年1月；鲁迅在这里担任教务主任；写信叫许寿裳来教书；信中说：“至于所教功课；……此校的程度是并不高深的；似乎无须怎样大预备。”（33）但有的教师并不是因为“饭桶”才拂袖而去的。例如现在被骂得最狠的黄希声；到8月份；仍然由左派掌权的广东大学就决定请他回校工作。当时庚子赔款董事会决定提供经费让一些大学聘请著名学者任教；广东大学有三个名额；聘一个物理学教授、一个动物学教授和一个教育学教授。这个教育学教授就是黄希声；可见黄氏在学术界并非等闲之辈。四十多年之后；当年的学生回忆对同学帮助最大的名师；也热烈赞扬黄希声教学水平很高；工作非常认真。（34）
郁达夫身为文科教授兼系主任；自然被卷入风波之中。这次“择师运动”既暴露了广东大学教育水平的低下；也暴露了党派斗争对教育工作的干扰。后面这一点是所有正直的教师都非常讨厌的。最让人恶心的是在广东大学的各种明争暗斗中；听到的不是实实在在的道理；而是吓人的革命高调。郁达夫后来回忆说：他“和两三位朋友；束装南下；到了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在那里本想改变旧习；把满腔热忱、满怀悲愤都投向革命中去；谁知鬼蜮弄旌旗；在那里所见到的；又是些阴谋诡计；卑鄙污浊。”（35）
对于郁达夫；广州的一切都跟预想完全不同。本来广东大学许诺给他“厚重的薪金”；但他一到广州就发现不对劲。（36）广东大学、广东省立工业专门学校、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和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是广东最重要的公立学校。过去政府指定省河筵席捐和九拱海关厘台费为它们的经费。这些学校组织了“管理广州中上四校经费委员会”；自己支配那些收入。邹鲁是委员会主席；对那些钱抓得很紧。当时各地学校都穷困不堪；广东大学等四所学校却有相当充裕和稳定的经费；这是全国少见的。（37）
广东大学校长是邹鲁；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是邹鲁的族弟邹卓然；省立工业专门学校的校长是跟邹鲁一伙的萧冠英；都是左派看不顺眼的人。为了控制学校教育；特别是为了收拾邹鲁；1925年8月；汪精卫等乘国民政府整理财政之机；准备取消四所学校的经费独立；卡住它们的经济命脉。邹鲁引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保障教育经费独立的宣言；提出一个妥协方案：原来指定给四校的捐税归政府所有；由政府登记监督；但由学校征收和支配。这样既符合财政统一的原则；也可以防止四校陷入像各地学校（包括广州的其它学校）那样的财政困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这个方案。（38）但汪精卫等通过中央政治委员会采取行动；在8月中旬夺走了四校的财源。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广东大学改名；政治委员会却不准。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邹鲁的方案；政治委员会又加以否定。我们一再看到；而且还会继续看到这样的情况。中央执行委员会跟中央政治委员会是什么关系？这在实际上是很混乱的。这些权限不清的决策机构给当权者玩弄权术提供了方便。四所学校的经费不独立；财政很快就陷入了危机。政府给广东大学的拨款不足；学校不得不拖欠教职员的工资。11月下旬；广东大学的师生集会提出抗议。（39）
1926年寒假结束之后；情况更加糟糕。广东大学不但不能按时按量发出工资；还要在工资里硬性搭配三成国库券。郁达夫到广州还不够一个星期；就看到广东大学等四所学校的教职员联合召开大会；要求停止搭配国库券。但政府毫不动摇；明确否定了他们的请求。（40）
学校没钱；人们很容易会认为是政府太穷。但事实往往是当官的把钱花到了不该花的地方。这一点郁达夫看得很清楚。当时广东大学一个教授的工资；即使按时给足了；每个月也只是两三百元。（41）而政府里当官的；郁达夫在他那篇著名的《广州事情》里说；部长和厅长每月工资五六百元；“并且总是身兼十几个要职”；这些兼职每月能赚一两千元的交通费和办公费；“每天晚上宴客的一席几百元的开支；日夜奔驰的几乘汽车的开支；汽车边上站着四五个拿着手枪的护兵的开支；都只能由公家给付。”“其中有两三位；因为他们的地位；和金钱太接近的缘故；所以外边人言啧啧”。（42）“人言啧啧”四个字；说明国民党官员的腐败并不是什么秘密；问题是承不承认事实。介绍郭沫若到广东大学工作的瞿秋白在这一年有一个关于广州情况的报告；其中也谈到贪官污吏问题和百姓对国民政府的态度。他说：“蒋（介石）之左右多浙江派包围；纵容贪官污吏；所以农民工人对于蒋；对于国民政府态度均不好。”（43）在今天的许多研究著作里；似乎国民党是在1927年4月12日凌晨突然变坏的。这恐怕不符合事实。
郁达夫的《广州事情》接着谈论政府里秘书和科长一级的官员：“假如革命政府和省政府等；对于人民的剥削；有什么不能拿到青天白日的底下来说的地方；那么这些黑暗的罪恶；都应该归在这一阶级身上；因为暗中的敲刮；表面的粉饰；都是这一秘书科长阶级做成的。”郁达夫指出：“若征税机关；地方县政府；小团体等的黑暗；恐怕比前清末叶；进步不了许多。”（44）广东的社会没有什么进步；这是当时许多人的共同看法。1927年初；鲁迅到广东教书；在一次讲演中说：“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的影响；……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共产党员周恩来1926年在广东工作时发表的文章也说：广东“行政上尚到处见贪官污吏的足迹。……至于办捐税的官吏更是贪污居多。”（45）
国民党只想巩固在广东的统治和夺取全国政权；却无心进行社会改革；所以当时广东是个很奇怪的地方。一方面到处都可以看到鲜红的标语；到处都可以听到革命的口号；另一方面人人都不得不接触黑暗落后的现实。苏联顾问达林回忆1926年他在广州看到的情况说：城里到处是妓院、大烟馆和赌场。高级饭店里面都是嫖、赌和抽鸦片的小房间。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第一大来源是厘金；第二大来源是赌场。鸦片从广州市蔓延到周围的乡村。1926年2、3月；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北京向苏共中央代表团汇报广东的形势。他说；国民党在广东没有进行实际的社会改革；很快就会失去农民和工人的支持；所以惟一的出路就是北伐。（46）但是；以国民党当时那么糟糕的班底；打出广东；北伐胜利；又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即使蒋介石没有制造中山舰事件；就以国民党统治广东的情况来判断；北伐成功；汪精卫统治全国；形势又能美妙到哪里去？
这时广东名声在外；而实际情况却让每个正直的人都十分失望。鲁迅这样总结他在广州的经历：“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47）郁达夫到广东大学才一两个月；看到校园内外污七八糟的局面；当初的希望和兴致就全给毁了。他变得心灰意懒；既不提笔写作；也极少参加社会活动；“一礼拜只上三点钟堂；其余工夫；都消磨在床上横躺着养病。”事实上他并没有什么大病；只是觉得没劲；横躺在床上主要不是“养病”；而是“消磨”。郁达夫有跟鲁迅一样的幻灭感；他写道：他怀着满腔热情到广州；“一种幻想；如同儿童吹的肥皂球儿；不待半年；就被现实的恶风吹破了。”（48）
四、一个人在途中
郁达夫在广州灰心丧气地耗着；突然接到妻子从北京寄来的信；说他们五岁的孩子龙儿病了。6月初；郁达夫离开广州北上；在上海停留了两晚；为自己的全集写了一篇序文；又收到龙儿病重的电报；慌忙乘船到天津；然后赶回北京。谁知他回到家时；龙儿已经埋葬了四天。
这是对郁达夫的当头一棒！他非常宠爱龙儿；回忆说：龙儿“长得肥满可爱；一举一动；处处教人欢喜。……自从他在安庆落地以来；我自己没有一天脱离过苦闷；……然当日夜难安；悲苦得不了的时候；只教他笑脸一开；女人和我；就可以把一切穷愁；丢在脑后。”如今广州的情况令人厌恶；能够多少给他一点安慰的龙儿又得脑膜炎惨死；郁达夫伤心到极点；以后几个月“在悲哀里度日；旁的事情；一点也没干。”（49）
7月中旬；广东大学开始放暑假。一个月后；广东大学正式改称国立中山大学；名堂更大了。9月；学校开学。开学之前；中山大学来信催促郁达夫赶快回校。他不但是教授；而且是系主任；开学前后有很多事情要安排。但郁达夫对广州的工作已经完全没有兴趣；拖拖拉拉；到10月上旬才离开北京；经过上海又足足停留了两个星期；编了一期《创造月刊》；写了催人泪下的散文《一个人在途上》；怀念死去的龙儿。结尾一段写道：
现在去北京远了；去龙儿更远了；自家只一个人；只是孤零丁的一个人。在这里继续此生大约是完不了的漂泊。（50）
这和郁达夫刚到广州时写的散文形成鲜明对比：没有对革命策源地的向往；不再提郭沫若等人的陪伴；只有绝望；只有孤独。
直到10月中旬；郁达夫才慢吞吞地上了开往广州的轮船。当时乘船从上海到广州大约需要五天；但郁达夫非到累得没法支撑绝不去客舱休息。他整天坐在餐厅；不停地呷着啤酒；又不停地用钢笔写着什么；但写了一页；马上就很不满意地把它撕掉。在船上的第一天；他喝掉了七瓶啤酒。一天傍晚；在船尾的甲板上碰到一个文学青年；郁达夫叹着气说：“唉；许多生活都尝尽了；便觉得生活无味。”（51）
10月19日；轮船途中在广东汕头逗留；郁达夫上岸去看留日同学李春涛。李是国民党《岭东民国日报》社的社长；他介绍两位当地的文学青年陪郁达夫游览汕头。郁达夫提出去看农民运动领袖彭湃；他也是郁达夫留学日本的同学。于是他们一起去广东省农会驻汕头办事处；可惜彭湃出去了。郁达夫掏出名片；要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交给彭湃；转达他的问候。
郁达夫很关心工农运动的情况；问道：“潮汕搞工农运动的；还有什么人？”陪他的青年说：“农运首领是彭湃；工运首领是杨石魂；住总工会。要访他们吗？”郁达夫说：“好啊！虽不相识；见也无妨。”几个人就一起去总工会。总工会大门立着一个鲜红的屏风；上面是醒目的大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看到这么激进的口号；郁达夫吐了吐舌头；向同行的人笑了笑。这跟广东的实际情况反差太大了。不巧；杨石魂到外地去了。
郁达夫一行到茶店小坐；碰到工会骨干方达史。郁达夫又打听工人运动的情况。方达史介绍时；郁达夫的神情很严肃；一声不响；只是不停地抽烟；不停地沉思。
随后；两个青年讲了当地新文学团体的发展。郁达夫表露了自己的心情；他说：“我来广东；自然可以说是对革命有所向往。但从离开上海；至今心境有些忧郁；不知为什么；总是不快活。”他心情不好的主要原因是看到国民革命的许多军政领导人都是为自己捞好处的势利鬼；而不是为人们着想的革命者。他失望地说：“（我）感到革命队伍里也有不少投机分子。别的可以投机；为什么革命不可以投机呢？有的甚至是军阀；摇身一变；便成为所谓革命人！”一位青年说：“大抵文学家理想太高；碰到现实；难免抵触？”郁达夫答道：“也许如此。但不一定；我们郭大哥便乐观多了；他正在大干特干呢。”（52）郁达夫属于这样一类知识分子；他们把原则看的太认真；发现应该如此而不是如此的状况就想改变它；无法改变心里就难受。而另一些知识分子适应力比较强；在许多情况下都能活得很滋润。郭沫若到广州后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也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他自己越干越欢；逐渐疏远了创造社；疏远了文学创作；而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活动。1926年6月；他参加了国民党北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