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_2007年合订本txt-第1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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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 1936年11月，《神灵之手》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成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专著，比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多，成为研究红军长征史的珍贵原始史料，为1934年10月到1936年4月间红六军团和红二方面军的活动情况及具体时间提供了佐证。
离开红军队伍后，勃沙特长期在贵州盘县传教，同时为当地群众看病，并创办“明恩小学”，招收信徒和穷人子女。1951年，勃沙特离开中国返回英国。临行前，他感慨地说：“别的外国传教士都怕共产党，我不怕，因为我了解他们，只要共产党是我所见的红军就用不着害怕，他们是讲友谊的，是信得过的朋友。”1966年，勃沙特退休，回到家乡曼彻斯特郊区闲居安度晚年。
1984年，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为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搜集素材。在采访萧克将军时，萧克向索尔兹伯里介绍了勃沙特帮助红军长征的往事，还郑重委托索尔兹伯里寻找勃沙特并代致问候。1985年11月，索尔兹伯里在曼彻斯特郊区的卓尔敦找到了年近90岁的勃沙特，并转达了萧克将军对他的问候。与此同时，我外交人员通过外交途径也找到了勃沙特。
1986年5月27日，萧克将军委托中国驻英大使冀朝铸前去拜访勃沙特，并转交了他的一封信件。信中写到：“虽然我们已分别半个世纪，但 50年前你帮助我翻译地图事久难忘怀。所以，当索尔兹伯里先生问及此事时，我欣然命笔告之。1984年我在出国访问途中，曾打听你的下落，以期相晤。如今我们都早过古稀，彼此恐难再见。谨祝健康长寿。”1987年末，《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对勃沙特进行了专访。记者看到，尽管90岁高龄的勃沙特满头银发，但精力还很旺盛，记忆力好得惊人。在记者要求下，他讲述了与红军一起长征的传奇经历，讲述了他和红军将领之间的深厚情谊。他感慨万千地说：“在晚年被称之为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更使我激动不已。”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38
布基纳法索是他的家乡
张君宝
在赤道以北9到15度之间，有一个非洲小国，它的名字叫做布吉纳法索（ Burkina Faso ）。在那里，平均十万人中只有一名医生；在那里，平均每五百只蚊子里就有一只是疟蚊；在那里，平均五人中就有一个是爱滋病患者；在那里，夏天六月份的平均气温在零上50度；在那里，人的平均寿命只有四十岁……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你愿意去吗？
没有人愿意去。但是，还是有人愿意去，他，就是中国台湾青年连加恩。
“在飞机上，看着撒哈拉大沙漠还真的有点吓人，千篇一律的沙漠，绵延不断，四十几度的温度，在没有冷风、也没有通风设备的机舱里，整个飞机就如闷铁锅一样。”一下飞机，一个陌生的国度骇然的呈现在连加恩的眼前。
已是冬天，但外面仍然是热浪滚滚，而让人最不安还是贫穷，到处是垃圾，到处是蚊蝇，到处是乞讨的人群。。。。。。
生活的考验还在其次，要命的是现实给他带来的惊骇：“每次查房看完病人的抽血报告，还以为是报告打错了，因为白血球低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也增有一个月连续送进八个中风病人，多是年轻而且无任何危险因子与感染征状，但有一些病人发病一两天就猝死。”“每天，我都在做许多的妥协，因为许多标准治疗设备都没有，即使有，对病人来说也太过于昂贵，而必须放弃。”
看到每天送来的病人这么多，大多是喝了当地不洁的饮水所致时，连加恩联想到了治病不如治源，他想要打几口深水井，让人们不要总喝蚊蝇肆虐的脏乎乎的饮水。但，打深水井需要一笔不小的钱，而作为还没有参加正式工作的他来说，当义工的这点生活费几乎是杯水车薪。
正在连加恩为钱的问题犯愁时，他听到中国银行正在布吉纳法索考察，准备投资一些项目。听到这个消息让连加恩头脑中灵光一闪，他骑着自行车亲自找到了中国银行考察的领导，劝说他们，要在布吉纳法索投资，还是先要树立中国人的形象，提出请他们投资打井。中国银行的领导来到布吉纳法索，也曾听说过这个台湾青年的一些事儿，而见连加恩冒着零上五十度的高温骑着自行车跑了百十多里地来找他们，十分感动，便以中国银行的名义向他捐款一千美元，让他带回去打井。
回去后，他开始游说当地的村长，讲解打深水井的好处，村长虽然对连加恩的话半信半疑，但见他日夜为全村人的病操劳，治好了很多病人，便答应了连加恩的要求。村长这才派出一些义工，同连加恩一起，没日没夜的干，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一口深80米的深水井终于打成了。喝上那清凉的洁净水，村民们对连加恩服了，村长为连加恩送上两只鸡表示感谢，这在当地是最大的礼节。连加恩把这口井命名为中国井。有了和中国银行的接触，连加恩又跑了几个国家的银行，又为两个村子打出了两口井，一口叫瑞士井，一口叫法国井。
面对着布吉索纳法垃圾遍地，塑料袋满城飞舞，很多牛羊经常误食了塑料袋被涨死，而垃圾又是蚊蝇的寄生地，对当地卫生条件造成了很大危害。连加恩想到了用垃圾换衣服的办法。既每个人捡三塑料袋垃圾，可以换一件衣服。这个计划不错，可是衣服呢？他想到了台湾和香港，因此，他布吉索纳法为台湾和香港的同学发了一封E…MAIL，他在上面写道：“来自非洲的声音：资源再利用，环保又人道。有位朋友在非洲当役工，他布吉纳法索工作，为当地的垃圾问题深感忧虑，他想出了一个计划，用三包垃圾换一件衣服，当地人十分缺少衣服，希望献出你的爱心……”让人想不到的是，这封E…MAIL立时在网络上传播开了，不但在台湾、香港、大陆传播，甚至远传到美国和加拿大，很多爱心人士掀起了捐衣服的热潮，一位台湾老太太，虽然腿脚不太灵便，但拿着他的E…MAIL到各家为他捐衣服。
不久，捐的衣服远渡重洋运到了布吉纳法索。看到那些衣服多得瘫痪了当地的邮局，连加恩可谓既喜又忧，喜的是有那么多人献出了自己的爱心，整整一千五百箱旧衣服，忧的是这些旧衣服运到布吉纳法索，光运费就是35万元新台币，而这些钱让他到哪里去弄，因此，他只能拖着不去取，但不取每天还要加上占地费……
就在连加恩愁得没有办法时，又是机缘巧合，当地省长的儿子病了，省长来请连加恩给治病。省长的儿子得的也不是什么大病，连加恩一针就给治好了。省长对连加恩很感谢，对连加恩说：“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只管找我。”连加恩一听乐了，道：“也不用以后再找，现在就有一件事儿……” 连加恩讲了自己的“衣服换垃圾”计划及现在的窘境。省长还真办事儿，第二天，便有人来通知连加恩去取衣服。“垃圾换衣服”的计划让连加恩在布吉纳法索名声雀起，同时，也更增强了连加恩在布吉纳法索干一番事业的决心。
在布吉纳法索，孤儿问题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是当地人没有节育观念，结婚很早，一直生育到死，因为人的平均年龄在四十岁，很多孩子刚生下来后，他的父亲或母亲就不在了，再一个，爱滋病问题严重地困扰着当地人，很多人便是因患了爱滋病而死去的，扔下了一个又一个孤儿在哀哀哭泣。走在布吉纳法索，常会看到孤儿们没有人管理而在街头饿得奄奄一息，有的甚至没有死便有秃鹫守在身边。
连加恩决心要盖一座孤儿院，但事情并非是一番风顺的。连加恩由于把孤儿院设计得很大，相对来说，那些捐款就显得少了点。明白了这种情怀后，连加恩又把他的设计删掉了一部分。当他到乡下寻诊回来后，施工方却专选他删掉的部分建，他们这样做，无非是想让连加恩多追加一些建筑的钱。连加恩之所以回来是他另有使命，就是为他尚没竣工的孤儿院募捐，同时，出版跟据他自己的经历所写成的书《爱呆西非连加恩——摄氏零上四十五度小医生手记》，而他更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同他相恋八年的姑娘高丽婷结婚。他的新娘两人再一同返回布吉纳法索，届时，他要出任孤儿院院长，而他妻子出任孤儿院的护理。
对连加恩而言，二年的非洲的经验让他体验了新的人生境界，虽然他身处那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便他却认为体验到了一些人生最正面的新东西，“做这些事情，只是希望人生多一种尝试，分享爱给需要的人”。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20
爱情信物史
胡弦
人类最早的爱情信物是一只苹果，那是在伊甸园里，亚当献给夏娃的。这只苹果贡献巨大，没有它，说不定根本就不会有人类的繁衍生息。
人类早期的爱情信物，是随手可以得到的东西，具备实用性，比如苹果，是转眼就可以吃的。因此我猜想，在原始社会，一群人打猎采集，如果小伙把刚捕到的鱼或兔子献给心爱的姑娘，说不定就大事将成。但如果一个小伙子献上的是采来的一朵花呢？那就有些不一样了。花不能吃穿，有百分百的“含情量”，因此也更浪漫。所以，第一个献花的小伙子实在是非常伟大。
唐朝的时候，大学士于佑在御河旁拾到一片从宫墙内漂出的红叶，上面竟有诗一首：“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红叶谢，好去到人间。”于是他如获至宝，也捡起一片落叶，回了两句诗：“曾闻叶上红怨题，叶上诗题寄于谁？”红叶定情，传为千古佳话。
即使是繁华富庶的朝代，宫吏也没有配备如今这般便携的计算和记录工具。于是我们无法去向当年的县府师父们打听：某年某月，绣了多少幅鸳鸯锦帕，打造了多少副金蝉宝钗，打磨了多少个玉佩。这些东西在一千年之前的宋朝都城、花街柳巷里，经了谁的手递到了谁的手里，配了多少的轻怜蜜爱，沾了多少的海誓山盟。又被谁关重地放进了香囊，心跳加剧，脸儿绯红，赶紧指一指远处的花灯，借以掩盖自己的羞涩。
因了孔尚任、汤显祖、柳永、周邦彦们的生花妙笔，我们知道了古代手帕非只用来擦汗，簪子非只用来束发。一张花笺几行楷字夹几片花瓣，也可以传情达意。古代交通不便，西出阳关无故人。出趟远门，就要执手相看泪眼，到断肠时候，终于不甘心，腰间解下玉佩，发上拿下簪子，袖里掏出折扇，或者什么金燕子，玉狮子，纷纷交到对面手里。
爱情信物是一段隐秘的文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于信物的偏好大致可以划分为几个类别。
和今天一样，爱情信物最大的一个门派当属贵重物品。或许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先辈更加相信一种叫“情比金坚”的说法。
魏晋南北朝以前的情诗，处处都可见到不加掩饰的真挚与炽烈，那个时候的爱情信物是一种叫缠臂金的装饰。而苏东坡在《寒具》一诗中有过这样的描写，“夜来春睡浓于酒，压褊佳人缠臂金。”
戒指定情5000年来经久不衰，南朝刘敬叔《异苑》中记载汴人郡人秦树在冢墓中与一女子婚合，临别时，“女泣曰：与君一睹，后面无期，以指环一双赠之，结置衣带，相送出门”，会面安可期，见指环如见其人，指环之重跃然诗里。
除了戒指，还有手镯、香囊、“罗缨”（古代女子出嫁时系于腰间的彩色丝带）、同心结、簪、钗、木梳等，都是曾经“流行”的爱情信物。
当然，与以上种种爱情信物相比，古代也有更加经济实惠和浪漫的爱情信物。旧时男女送别恋人时常赠一枝芍药花来表达爱慕之情，而红豆，更是因为王维的“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而风靡至今。
即便是在近代，爱情信物也经历了一个由俭到丰的过程，而每一件信物所见证的，不但是一段段爱情故事，还有每个时期不同的时代背景。上个世纪30年代，爱情信物是雪花膏、新加坡的红花油、老怀表；40年代是口红纸、香胰子、纱线钩的围巾；50年代是战场立功勋章、上海丝袜、金星钢笔、苏州旗袍；60年代是保温杯、枕头罩、绸被面、《毛主席语录》；70年代是罗马表、飞鸽自行车、缝纫机；80年代的确良衬衣、喇叭裤、半导体收音机；90年代，爱情信物最大的变革莫过于一句“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