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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

佛教史-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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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氏有可能是早期大乘经典的主要产地。支娄迦谶的译籍中,几乎概括了大乘佛经的所有类别,其中《兜沙经》,后来被收入《华严经》,《道行般若》被编入《大般若经》,《平等觉》、《阿■佛国》等,被编入《大宝积经》,至于《般舟三昧》、《文殊问菩萨署经》等,则被收进所谓《方等部》。其中《道行般若》,开辟了大乘空宗的广阔天地。《兜沙经》把佛推广到十方世界,随人变现,无所不在,释迦只是其中的化身之一;《般舟三昧》将禅法引到观想诸佛和诸佛皆幻的境界;《平等觉》则创造了一个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其经典之多,范围之广,内容之杂,现示月氏佛教的大乘化在1世纪已达到很高的程度。8世纪上半叶,在吴都建业的月支人支谦,继续大量译介大乘经典,其中《维摩诘经》,号召佛徒深入社会底层,救拔众生,把在家佛徒的地位,提高到诸大出家菩萨之上,对小乘佛教讥贬呵斥不遗余力;介绍菩萨的经典和各种咒经也占相当比重。月氏的小乘佛教在民众中的威望似乎远不如大乘高。

  3世纪中叶在交州译经的支疆梁接,大概是由天竺经海路来的月氏人,他译出的《法华三昧经》,稍晚一些,由另一个月氏人竺法护在河西走廊重译为《正法华经》。此经站在大乘的立场,对佛教内部各派采取调和态度。

  它分佛教为“三乘”:声闻、独觉和菩萨:三乘所乘工具虽有不同,目的都是为了出离生死火“宅”,故统归之一乘,所谓“佛乘”。它不但宽容了一贯反佛的调达,而且预言调达将来一定成佛。这是大乘思潮占有优势,充满自信的表现。

  竺法护世居敦煌,约8世纪中,随师西游36国,带回大量佛典,经他译出的,有159部,309卷。相当充分地反映了贵霜王朝末期,佛教在葱岭附近诸国的发展情况。此中除上述诸人译介者外,还有后来被收入《宝积》类的《密迹金刚力士经》,收进《华严》类的《渐备一切智德经》和《如来兴显经》,也有归为一般方等部的《普曜经》。其中《密迹》提出佛陀以身口意三密说法,佛徒以三密修行,为佛教向密宗的发展,奠定了真正的理论基础;《渐备经》用“三界虚妄,唯是一心作”统一“十二因缘”的多元论说法,为大乘唯识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两部经,特别用日光譬喻佛身之普被众生,由佛身发大光明,表现佛之神威和慈愍。这种将佛喻为太阳,显然是受太阳崇拜和袄教的影响。

  贵霜王朝强盛时期,影响曾远及我国于阗。据《洛阳伽兰记》和《西域记》等记载,于阗佛教始自随商队来的迦湿弥罗比丘毗卢旃。他说服于阗王信奉佛法,建造伽兰。时当公元前1世纪,正值大月氏统一之际。传说所建伽兰,就是著名的赞摩寺。260年前,于阗有大乘经的消息,已为洛阳所知,朱士行遂去于阗求得《放光波若经》梵书正本90章。此经在将被送还洛阳之顷,受到于阗小乘学众的强烈反对,以为“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要求于阗王禁止传出。经过若干波折,始在内地由于阗沙门无叉罗译出。286年,同本的《光赞般若经》经于阗沙门祇多罗传来,由竺法护译出。

  这类简略的事实表明,于阗佛教在公元前即已流行,小乘佛教得到王室支持,占统治地位,大乘佛教被视作婆罗门外道,还没有取得完全合法的地位,但在社会上的流通,已经不可遏制。这大体反映了当时犍陀罗和迦湿弥罗的佛教状况。

  龟兹是丝绸之路北道的交通要塞,也是大月氏佛教传进的必经之路,同罽宾、于阗、疏勒以及天竺,交往颇频繁。

  3世纪下半叶,有所谓西域沙门白延者,游化洛阳,重译《首楞严》、《无量寿》等大乘经典,一般认为他就是龟兹人。

  帛尸梨蜜多罗,传为西域国王子,也是龟兹人,在两晋之交进于内地,善持咒术,译有《灌顶》、《孔雀王神咒》等,被视江东有咒法之始。由此看龟兹,王室也崇信佛教,而且特别向密教的方向发展。有帛远者,河内人(河南河内县),晋惠帝时(290—306),在长安译出方等部大乘经和若干部阿含小经,也传有《无量破魔陀罗尼》等密教典籍。他声被关陇,崤函之右,奉之若神,尤为羌人所拥戴。他的译籍,也反映了龟兹佛教的密教化状况。

  由葱岭通向龟兹的第一大都是疏勒。疏勒之传进佛教。理应早于龟兹。

  《后汉书。西域传》载,元初(114—120)中,疏勒王舅臣盘被徙于月氏;及至疏勒王死,月氏送臣盘归国,立为疏勤王。《西域记》载,迦腻色迦王兵威至于葱岭以东,“河西蕃维畏送质子”。迦王为此质子住处建立专门伽兰。有学者认为,此质子当就是臣盘。臣盘后回国为王,在疏勒推广佛教是当然的事。据后人历次游历疏勒的记载,此地供养“佛浴床”、“佛钵”、“佛唾壶”、“佛袈裟”等佛遗物非常突出,明显地保留着早期佛教的特色,所以僧人也尽是小乘学者,偶尔才有外来的大乘僧人出现。国王大都是佛教的提倡者。

  在大月氏北部的康居,佛教也颇流行。到3世纪,康居的译经者来汉地已有不少,如汉灵帝时的康巨、献帝时的康孟祥、曹魏时的康僧铠、孙吴时的康僧会等,所译经典大小乘都有。他们大都是随其先人或经商,或进乱辗转进到汉地的,有的在汉地定居已经数代,因此,他们译出的经典不能完全代表康居的佛教。但他们都信奉佛教,是由康居带来的传统。






                    佛教史



                第二章 佛教大乘和小乘的确立(公元前1世纪—3世纪)

                  

  大月氏贵霜王朝的统治领域,也是大乘佛教生长和发展的重要基地。在希腊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加上佛教对于佛本生的鼓吹,直接产生了对佛的偶像及其前生菩萨偶像的崇拜。为了表现佛的本生和菩萨诸行,一种新的佛教艺术形式应运而生,这就是犍陀罗佛教艺术。犍陀罗佛教艺术是希腊艺术的支派,早在大夏统治时期就影响了寺塔等佛教建筑,偶像崇拜的发展,使希腊的雕刻美术在佛教领域大放异彩,其传播范围,越过葱岭,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内地。关于佛的本生和佛像崇拜,尔后也为早期佛教各派所接受。犍陀罗的佛教艺术,也反映了这种混杂的情况。但就整体育,这个王朝着力支持的是小乘佛教,特别是其中的说一切有部。

  从支娄迦谶到竺法护这些来自月氏的译家,虽然以介绍大乘经典为主,同时也译有若干小乘经籍。除后来收入诸《阿含》的小经外,像不知作者的《那先比丘经》和法救的《法句经》等,就是有部的著名论著,而有部的活动中心,也正是贵霜王朝的统治中心——犍陀罗和迦湿弥罗。

  犍陀罗和迦湿弥罗的佛教,据说是阿育王时由末阐提传进的,到迦腻色迦王,积极支持佛教的发展,在佛徒中赢得了仅次于阿育王的声望。传说他有鉴于佛教派别争论严重,召开第四次结集。《西域记》载,向迦色腻迦王提议举行这次结集的是胁尊者,主持者是世友;结集的结果,是对既有的经律论三藏重新释义,各30万颂,其中汉译《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200卷,就是解释论藏的部分。

  据近人研究①,玄奘的这一传说,不完全符合史实。有部作为早期佛教的一个主要派别,在贵霜王朝之前的印度西北部,已有很大势力。从中出现的名僧多,文化层次高,论著的哲理性强,特别引人瞩目。他们为文,不假佛说,个人署名,在此之前是少见的。贵霜初期,有部即以犍陀罗和迦湿弥罗为据点,分为东西两个僧团。犍陀罗的西方师以法胜为最早,他著《阿毗昙心论》,为早期有部奠定了理论基础。稍后是胁尊者,著有《四阿含论》(无汉泽本)。大体与迦腻色迦同时代的则有世友,著《品类足论》、《异部宗轮论》、《婆须蜜所集经》,法救著《法句经》,妙音著《甘露味毗昙论》和觉天(著作不详),号称有部四评家。此外,还有僧伽罗刹(众护),据说是迦腻色迦王之师,汉译有《僧伽罗刹所集经》。迦湿弥罗的东方师,论著也很丰富。约在迦腻色迦以前百年,有迦旅延尼子作《发智论》(《八犍度》),他的弟子辈解释此论而作14卷之《鞞婆沙》。《发智论》也是有部的奠基性著作;此后又有《法蕴足》、《施设足》、《集异门足》、《品类足》、《识身足》、《界身足》等六部论著问世,发挥和补充《发智论》思想,构成所谓“一身六足”的群论体系。最后,形成200卷的《大毗婆沙论》。

  使“说一切有”的哲学达到典型化的程度。时间可能与迦腻色迦同时或稍晚。

  有部是佛教史上第一个组织起庞大的烦琐哲学体系的派别,带有浓厚的经院气,如果没有国家统治层的大力支持,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他们特别①参见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49—55页。

  愿意用阿毗昙的形式发挥佛教的思想,与这个地区一贯重视智慧在解脱中的作用有密切关系。东部帅写《发智论》,西部师写《生智论》,都是在智慧上做文章。

  有部的论著是在4世纪后期才开始大量译成汉文,译者大多来自罽宾(迦湿弥罗)。与此同时,有部的禅法也被译介过来,并成为中国早期禅思想的主要来源。

  5世纪初,鸠摩罗什介绍佛教禅法,其中的五门禅,是综合有部大师世友、众护、胁比丘等的说法。稍后,觉贤译出《修行方便禅经》,更系统地介绍了有部后期达磨多罗和佛大先的禅法,他们二人都在罽宾活动,被认为是“西域之俊,禅训之宗”。

  此外,在有部传承中还有一个被称为菩萨的重要人物——马鸣,在中外佛教史中知名度很高。据鸠摩罗什的《马鸣传》,马鸣,中天竺人,先学外道,后为胁比丘弟子。当月氏进攻中天竺时,被强索至北天竺,受到国王崇敬,广宣佛法。按这一记载推测,马鸣应是迦腻色迦王时人。有部把马鸣当作本宗的重要传人,但他宣说的佛法却是“兼救”、“济物”,大乘的倾向很明显;在印度,他还被看作名诗人,有梵文的多种传记性史诗,如《美难陀》、《舍利弗行》等,以马鸣名义译成的汉文著作有:《佛所行赞》、《大乘起信论》、《问无我经》和《六趣轮回经》等。早期禅史料中,还辑有他的若干颂文。在中国,他和龙树齐名。尽管如此,他的面貌却历来不清,他的著作也真伪难明。像《大乘起信论》,很早就有人疑为伪讬。






                    佛教史



                第二章 佛教大乘和小乘的确立(公元前1世纪—3世纪)

                  

  伴随着部派佛教的大多数愈益趋向入世,佛陀确定的简单明了的人生学说,也朝着探讨人生本原和世界本原的方向转变。本体论成了诸大部派普遍关心的问题。在这个方面,最能把早期佛教的共同观点概括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是说一切有部。也可以说,有部的哲学是整个早期佛教的理论总结,因而被认为是“小乘”的真正理论代表。其影响于此后的佛教哲学,极为深远。

  有部把分析“法相”作为自己的哲学入门。“法相”的法,指事物质的规定性,或谓之“自性”:“相”指事物的“相貌”,即现象。“法相”就是本质与现象的统一,是一切认识必须直面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世间”没有不知法相的人,如“坚相地”,“湿相水”,“热相火”等。佛教解脱之道就在于超越世间认识,达到无常、无我等特殊的智慧。因此,分析“法相”就成了有部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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