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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

佛教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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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匏隆L奘撬堑牧煨洹488年,师子国觉音所注忧波离集的律藏,即《善见律毗婆沙》传来南齐,由僧伽跋陀罗在广州译出。其中载有“众圣点记”,是确定佛灭时代的重要依据。与肠宾南北相望,师子国也是向外传播戒律的一大基地。

  撰写《善见律毗婆沙》的觉音(亦译佛音),是南传佛教史上最重要的学者,5世纪生于印度菩提伽耶的一个婆罗门家庭,随勒婆陀大德顶受佛法,后遵师嘱去斯里兰卡。他将僧伽罗文的三藏佛典译成巴利文,并对当时的许多佛教著作作了注疏。

  他的代表作是《清净道论》(无汉译本),据说就是在优波底沙所著《解脱道论》基础上扩大而成的。后者在梁代(515年)被译成汉文。《清净道论》用戒、定、慧三学组织佛教全部学说和实践,确立了南传佛教独具特色的禅法体系:持戒是修禅的前提和保证,修定在于对治贪瞋痴等诸种烦恼,和观想思维早期的佛教教义,由此证得佛教真理,达到所谓无相、无愿、空“三解脱门”,此即谓之“慧”,“三解脱门”是大乘系统中的重要部分,不过《清净道论》更发挥了小乘佛教对于禅心理和禅过程的细腻分析,相当烦琐。






                    佛教史



                第三章 佛教的黄金时代(上)(公元4—6世纪)

                    法显经海路归国,途经耶婆提国(今苏门答腊或爪哇),“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与法显同一商船东行的旅客中,也多是婆罗门。

  如此,则直到5世纪初,佛教在南洋群岛尚未广泛流布。

  据《高僧传》载,5世纪上半叶,罽宾僧求那跋摩经师子国到阇婆国(爪哇),说王母及王归信于佛教,由此一国皆从受戒;王为跋摩立精舍,导化之声,播于邻国。佛教对今印度尼西亚境的影响,当自此开端。跋摩后经林邑、广州抵达梁都建邺。

  近代考古发现,马来西亚吉打州武吉旅林有5世纪的佛寺遗址,其中一石上刻有属印度跋罗婆字体的梵文佛偈;霹雳州亦有一块梵文碑铭,除佛偈外,另有为船主佛陀笈多求平安的刻文。这些材料可与中国文献记载相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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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佛教的黄金时代(上)(公元4—6世纪)

                    从汉文的翻译史看,在3世纪下半叶到5世纪中的一百五十余年中,罽宾(迦湿弥罗)佛教继续保持高水准的发展。

  自两晋到宋元嘉年间,国外译家绝大多数来自罽宾,包括僧伽提婆、佛陀耶舍等;在汉地传播佛教的名僧如佛图澄、鸠摩罗什、昙无谶、佛驮跋陀罗等,也都到罽宾留学过。汉地向西求法者,罽宾也是必游之地。罽宾当时是阿毗昙和小乘学的中心,律学与禅学也很发达。禅学以佛大先为首,阐发其师达摩多罗的禅法,中土的早期禅学,主要来自这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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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佛教的黄金时代(上)(公元4—6世纪)

                  

  佛教何时传入扶南,已经难以考证。据三国吴时出使扶南的朱应、康泰记述,当时扶南疆域已达湄公河及洞里萨河的全部下游地区,向西控制了从印度洋往马来半岛的商路。吴使抵达时,正值范寻在位(240—287),国人俗裸,唯妇人着贯头。范寻听吴使建议,始令男子着横幅。但已有文字,类似“胡文”。公元375年(晋升平元年),其王名竺旃檀,或是天竺人,其后王名■陈如,本是天竺婆罗门,由是改行天竺法。此时佛教和婆罗门教可能并行。■陈如王朝统治的时间颇久,与南朝宋、齐多有使臣往来。6世纪初,其王侨陈如阇耶跋摩连续遣使送珊瑚佛像、天竺旃檀瑞像及婆罗树叶至梁,同时僧伽婆罗、曼陀罗仙、须菩提等名僧先后来华译经,说明扶南佛教早在5世纪已有相当的发展。其中齐时来华的婆罗偏业《阿毗昙》,广习律藏,译出《解脱道论》、《阿育王传》,属小乘体系;曼陀罗仙在梁都共婆罗译出《宝云》、《文殊般若》、《法界体性》,须菩提共曼陀罗仙为陈主重译《宝云经》等,属大乘系统。考古发现的6世纪高棉人的碎铭说,律陀罗跋摩(514—539)“王归依佛法僧三宝,信仰笃深,高一切染污”,此王也曾派使向梁献佛发、舍利。此时的佛教十分昌盛。此外,西天竺优禅尼国(印度马贾因)的真谛(拘那罗陀),也在这个期间来到扶南,公元546年,受梁朝之请,被扶南王遣往梁都传法。真谛是弘扬印度瑜伽行派的著名学僧,《解脱道论》是斯里兰卡上座系佛教的代表性论著,它们都是通过扶南传来中国的。扶南在5、6世纪即成了沟通印度和斯里兰卡与中国佛教文化的又一重要渠道。

  6世纪初,扶南北方的柬埔寨人国家真腊逐步崛起,其疆域包括今柬埔寨北部和老挝南部,大约在6世纪中后期,扶南开始成为真腊的属国。真腊也有佛教传播。磅同省发现有护卫佛陀的碑文,暹粒省有记述建造观世音菩萨像的碑刻,时间约在6—7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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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佛教的黄金时代(上)(公元4—6世纪)

                  婆罗门教在全印范围的复兴,无疑加速了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的转化。

  同时受到大乘佛教压力和被指责为小乘的那些教派,也不得不有新的变化。

  从《佛国记》的记载看,直到5世纪初,小乘势力在北印和南印的佛教中,仍然占主要地位,居伽兰和僧众的大多数。他们依然戒律严谨,秩序井然;然而由于布施丰盛,寺院经济自给有余,那种普遍的游街乞食现象已经少见了。对窣堵波的供养遍及所有佛教遗迹和寺院周围;对佛陀的偶像崇拜也逐步压倒对沸遗迹的崇拜。这一切,无疑也渗透到小乘诸派中。

  小乘佛教在教理上也有很大变化。他们用“阿毗昙”的形式,发挥或重新组织已经凝固的三藏体系;他们在同内外论敌的论战中,也发表了不少新的观点。据7世纪唐玄奘和义净去印度考察,当时小乘只有四大派,即大众部、上座部、有部和正量部。其中上座部主要流行于南方及东方;有部的据点在北部,也流行于中部和西部;正量部流行于西部和南都,中部与东部也有,影响佛教发展较大的还有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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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佛教的黄金时代(上)(公元4—6世纪)

                    按玄奘传说,经部原出于说一切有部的譬喻师,它的创始人“根本经师”

  拘摩罗多(童受)也是譬喻师的著名开创者。譬喻师是用寓言故事解释佛经的法师,像有部四大论师中的法救撰《法句譬喻经》,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拘摩罗多原在北印■叉尸罗(巴基斯但拉瓦尔品第附近)弘法,据说他作为北方一大家,与东方之马鸣、南方之提婆、西方之龙树齐名,在3世纪的佛教界,并称为“四日照世”。后来朅盘陀国(新疆塔什库尔干),一个也叫孔雀王的,强胁他至朅盘陀,造伽兰供养。汉译《大庄严论经》可能就是拘摩罗多的著作。

  拘摩罗多弟子诃梨跋摩(师子铠),原中天竺人,随拘摩罗多学有部迦旃延《阿毗昙》,后不满于师说,转到华氏城,从大众部僧习大乘方等,撰《成实论》,斥有部,屈优楼佉弟子,被摩揭陀王奉为国师。

  《成实论》在中国三论宗以前声望很高,后来被视作小乘空宗的代表作,陈真谛则断定它是经部的著作。全论按“四谛”的结构组织起来,鲜明地突出了以人生为“苦”的悲观厌世思想,及解脱方法上的禁欲主义倾向。它把人生诸苦和流转生死的最后根源归为“无明”,解脱的根本途径是用“真智”

  灭“无明”。所谓“无明”,它定义为“随逐假名”之心,即完全按名言概念支配自己全部行为的观念体系。假若能用“空心”(视名言概念为“空”

  的观念)灭除“假名心”,再用“灭空心”灭除“空心”,即可达到最高的理想境界——“无余涅槃”。这种观点,类似大乘般若学所讲的“空亦复空”

  的主张,特别是它还引用了提婆《四百论》中的两句话:“小人身苦,君子心忱”,所以有受到龙树、提婆思想影响的明显痕迹。它还强调,“心性”

  是后天形成的,全然否定上座部主张的“心性本净”之说。但是,由于全论的立足点是放在治“心”上,对于认识对象自身的真假问题极少置言,甚或认为色香味触所谓“四尘”实有,所以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有部的哲学影响,它的涅槃说也与大乘不能相容。

  此后,经部继续发展,在般若中观的影响中,又酝酿有瑜伽唯识的某些观点,特别是在认识论方面,像后来陈那主张的唯识“带相”说、心有“自证分”等,就是由经部首先提出来的。经部对有部的批判,也更加深入。它驳斥有部主张的“因果同对”说,否定“三世实有”的根本观点,同时证明,认识发生的过程,应该是“根”、“境”在先,“识”属后果,更增加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倡导这些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胜受(室利罗多)。

  胜受的名望亦高,有人说他也是童受的弟子,曾在阿踰陀城郊伽兰造经部《毗婆沙论》,此论已佚。约5世纪末,又有世铠(婆薮跋摩)者著《四谛论》,有真谛的汉译本,则将譬喻师说,经部师说和新有邵的思想揉杂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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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佛教的黄金时代(上)(公元4—6世纪)

                    有部学说到了世亲时代,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被称为“新有部”。

  世亲是富娄沙富罗国人(意译大夫城,今巴基斯坦白沙瓦西北,贵霜王朝时犍陀罗首都),于有部出家,常居阿踰陀①。阿踰陀原为桥萨罗国故都,笈多王朝超日王时,由华氏城迁来,作为新都,文化繁荣,各种宗教派别十分活跃。世亲在这里作《七十真实论》,破外道僧佉论(即数论师),得到正勤王②的赞赏,太子和王妃均奉世亲为师。太子登位,名新日王(亦译幼日王),继续供养。因破“毗伽罗论”(意译声论师),又得到新日王与母后的奖励。世亲先后于大夫国、罽宾国和阿踰陀国造寺;又在阿踰陀分别造尼寺、萨婆多部(有部)寺、大乘寺各一座。这大体可以反映他一生的活动范围和教理倾向。

  世亲的新有部思想,集中表现在《阿毗达磨俱舍论》中。此论以《杂阿毗昙心论》为纲要,概括罽宾有部(东方师)的《大毗婆沙论》,同时又采用经部思想批驳和纠正有部的旧说,形成了一个结构严密的新体系。它以“四谛”为中心,把小乘佛教对世间和出世间的基本观点规范化和系统化,概念明晰,哲理性强,可以称是小乘佛教最后的哲学代表。

  《俱舍论》把现实世界分为两大类:“有情世间”相当于动物、人类和鬼神系统,所谓三界、五趣、四生、四有、五蕴、十二因缘等,以此解释“有情世间”实际存在的和宗教幻想的各种现象:“器世间”指有情世间所居的物质世界,包括这个世界的广度、厚度和形状,它们的物质构成和地理布局,以及它们生、住、灭的劫数和灾难等,由此形成了以须弥山为中心的三千大千世界说,即佛教特殊的宇宙结构论和地理学。

  在讨论世间及其差别的原因时,《俱舍论》归结为“业”与“随眠”。

  “业”的本质是指令意识起造作作用的“思”:“随眠”指“贪瞋痴”等“烦恼”(惑)的潜在状况。在“业”与“随眠”之间,“随眠”又被视作决定世间诸有的根本力量。

  正因为如此,它把出世之道归结为“智”与“定”,愈加显示出它在宗教实践上侧重于“治心”的倾向。

  《俱舍论》采取经部教义,主要在于纠正有部把一切法说成皆是“三世实有”的荒唐性,但不否认确有永恒不变的法体存在。但即使如此,也受到①阿踰陀的地理位置说法颇多,或指北方邦之奥德,或指坎普尔、法特普尔地方。

  ②“正勤王”可能是普鲁笈多,“新日王”可能是那罗僧诃,二人在位时间,约467—473年。

  《大毗婆沙》弘扬者们的不满。其中众贤著《顺正理论》,就是通过注释对《俱舍论》进行抨击。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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