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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厍�24年的统治，黄教在西藏的优势地位从此得以确立。同年，四世班禅、五世达赖、固始汗以及西藏各派势力派人赴盛京，分别争取清廷支持。清太宗皇太极给予极高的礼遇，并给这些教派领袖一一回信。
固始汗的军事政权，统治着青、康和整个藏区。他让他的十个儿子率部驻牧青海，在当雄驻扎八个旗的蒙古军队，自己坐镇拉萨。将庄园和农奴分封给有功的蒙藏贵族，同时任命为各级行政官员，五世达赖的第巴索南群培被任命为地方政权的第巴。把卫藏地区的赋税作为对黄教的供养赠给达赖喇嘛。此外，在前藏和德格地区分别建成13座黄教寺庙，扶植黄教的扩展。
清顺治二年（1645），固始汗赠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以“班禅博克多”尊号，并将日喀则周围的土地拨归他管辖。四世班禅在当时复杂、危机的局势中，为拯救黄教并使之最终强大起来，起了巨大作用。“班禅”原是后藏用以简称学识渊博的高僧，“博克多”是蒙族对智勇双全英雄的尊称。
班禅活佛的转世体系，也就从罗桑却吉坚赞开始。
顺治九年（1652），清帝邀请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进京，礼遇异常殊厚，更特为他兴建黄寺，作为在京住所。翌年，顺治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赐金册、金印。同时遣使进藏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指示他“作朕屏辅，辑乃封圻”，要他给皇帝保卫边疆，把封给他的地区治理得平安和睦。这表明，清朝中央正式肯定了固始汗为领有西藏封地、掌握地方政权的王，承认达赖喇嘛为西藏的佛教领袖。
顺治十一年（1654），固始汗病殁于拉萨，五世达赖的号召力逐步增大，黄教与和硕特蒙古的联盟日渐瓦解。五世达赖为黄教在政治上取得独占地位，和巩固封建农奴制度，他清查寺庙，规定僧人数额，确立寺院组织制度和经济制度，清查寺院属民，让寺属庄园向黄教寺庙集团交纳一定数量的实物地租；他还几次巡游各地，委任宗本，制定法规和服饰等级，以削弱蒙古汗王的势力。康熙十八年（1679），五世达赖任命桑结嘉措（1653—1705）
为第巴，并安排了自己的权力继承人，1682年去世。但桑结嘉措密不发丧，利用五世达赖名义继续掌握教权，同时请求清廷封他为王，以取得与和硕特蒙古汗王分庭抗礼的地位。此外，他还加强了与新疆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的联系，以牵制和硕特蒙古的力量。这样，黄教和代表世俗政权的拉藏汗（固始汗的第三代）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直至兵戈相见。
康熙三十六年（1697），清朝中央发觉了五世达赖去世被隐瞒一事，桑结嘉措受到严词责问，只得呈报事实真相，禀明转世“灵童”早已选定，并按宗教规程进行“供养”。是年十月，15岁的“灵童”在布达拉官正式坐床，这就是六世达赖仓央嘉措（1683—1705）。
康熙四十二年（1703），在拉萨正月大祈愿法会上，桑结嘉措和拉藏汗双方部众发生冲突，拉藏汗被迫退出拉萨，组织兵力反击，于是战争爆发。
中经休战，四十四年战事又起，桑结嘉措兵败被杀。拉藏汗把事情原委奏报清廷，康熙下令废黜仓央嘉措，解送京都，途中死于青海湖畔。此时拉藏汗扶植意希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受到藏族内部及和硕特部汗王的反对。康熙了解此情况，于1713年遣使齎金册金印，封五世班禅罗桑耶歇为“班禅额尔德尼”。“额尔德尼”是满文，意为宝，这是康熙有意再扶植一个黄教领袖。
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部以武力占领西藏，杀拉藏汗，另立第巴，引起西藏僧俗的强烈不满，请求清廷中央出兵干预。
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廷派兵护送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1708—1757）入藏，驱逐准噶尔军队，平定战乱，加强对西藏的直接治理。次年，清廷废除了第巴总管政事的制度，另设四噶伦总理地方行政事务。不久西藏各地贵族之间斗争又起，数数发生内哄和叛乱，于是清廷决定强化黄教寺庙集团的作用。雍正年间，先后多次调整达赖与班禅的地位，到乾隆十六年（1751），正式诏令七世达赖格桑嘉措掌管西藏地方政权。黄教寺庙集团由此开始掌政，噶厦政府归达赖喇嘛领导。噶厦政府的僧官系统和俗官系统也从这时逐渐发展起来，终于形成了一个在清廷直接管辖下、由僧侣和贵族联合专政、组织完整严密的西藏政教合一体制。它用神权支持政权，政权扩大神权，二者相互为用，成了制约西藏地方发展的重要因素。
佛教史
第八章 藏传佛教的再兴及其向国内外的传播（公元11—18世纪）
黄教的基本教义是宗喀巴奠定的。宗喀巴曾以隐语诗的形式宣布自己是阿底峡的继承者，他的思想体系也确实是对噶当派的发展。因此，当时组织涣散的噶当派寺庙和僧侣，先后改宗黄教，扩大了黄教在民间的影响，故有新噶当派之称。他从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出发，发展为《菩提道次第广论》，以此为中心教法，创显宗修习次第，立“三士道”，注重“出离心”、“菩提心”、“空性见”三要，最后以密宗为究竟，著《密宗道次第广论》，使密教修持规范化，在哲学理论上，以后期中观派为主，宗奉缘起性空之说，指导显密两教的修持，比其它教派的教义更加严密系统。
宗喀巴在其《缘起赞》中说，世间一切烦恼皆由无明起，只有懂得“缘起性空”的道理，才能克服“无明”，达到“明”（智慧），最后超出世间。
因此。他将“缘起性空”作为全部佛教的“心要”。“缘起性空”也就成了黄教的认识论和世界观。
黄教把“缘起”与“性空”作为观察事物的两个相互依存、互有联系的范畴。一切事物都是因缘页起，和合而成，此即谓之“缘生”：“如果不是从缘起而生，任何事物都是无有”，此即谓之性空。“性空”的全称是“自性空”。“自性”指不依赖任何条件，永恒不变的实体。这样的实体，内外探求均不可得；实际所有的只是处于各种条件制约下、不断生灭的现象。因此，任何现实的事物既是“缘起”有，也是“自性”空，“缘起”与“性空”
指的是对同一对象应该同时具有的认识。
“缘起性空”的理论为黄教的宗教出世修习和入世参政提供了根据。“缘起”中最根本的是“业感缘起”，即善有福报，恶有罪报，业力不失，因果轮回。因此，佛教应该是入世的。
拯救众生于苦海；但“性空”又强调一切都虚而不实，所以又可对社会不负责任，以至不拘俗法，放荡不羁。
黄教的修持，强调止观并重。但这与内地天台宗主张的“止观并行”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他们把瑜伽行派在修定中所要达到的“轻安”状态作为最高境界，认为以修止控制自己的心理活动，达到“心住一境”，即可获得身的“轻安”；修观在于“依止”如理思维，最后达到“心”与“理”的合一，可以获得心的“轻安”。所谓“轻安”，就是心身宁静安适的自勃感觉，有利于调节沉重烦躁紊乱的心绪。
佛教史
第九章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上）（公元11世纪—）
宋代自赵匡胤陈桥兵变到赵昺亡于元，前后320年，是秦汉统一后历代王朝中维持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它在外受强大的异族步步侵逼，内部阶级对抗日趋严重中，空前加强了君主专制主义。君主被视作国家的绝对权威，民族的至高象征，将全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一切权力集中于一身，在当时几乎为所有的士大夫以及广大农民所接受。有宋一代，农民起义不断，但始终没有构成对中央君权的威胁，且大都乐于招安，成为御外的力量。与此相应，社会意识也有重大变化，传统儒学再次得到改造，形成所谓“道学”或“理学”，强烈呼唤君主专制主义的加强，道学家们希望通过对个人生活基本需要的限制和自我的道德完善，求得国家的安定与强盛，增强民族气节。
中国历史上许多精忠报国、慷慨悲歌的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多开始在这个朝代出现。其结果，王朝的对内统治空前强大起来，却无从形成任何足以促使它振奋不已的机制；对外则越来越懦怯孱弱，使整个民族不得不长期在屈辱和苦难中挣扎。人们普遍希望用节食、禁欲和道德规范来强化国家的统一实力，反而支持了君主集权政治的穷奢极欲和腐败无能。二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直至宋终。
佛教在宋代的演变，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进行的。
宋太祖是全宋史中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有鉴于周世宗跟佛敕给予佛教的打击，影响许多地区民众的安定，于是下令停止毁佛，并普度行童8000人，以重开佛教作为稳定北方局势和取得南方吴越等奉佛诸国拥戴的重要措施。乾德三年（965），沧州僧道圆游五天竺往返18年，偕于阗使者回到京师，太祖在便殿召见，垂问西土风俗；次年，遣僧人行勤等157人游历西域。
到景祐二年（1034），仅由五天竺来汴京贡奉梵经的僧侣即有80人，此土西去取经得还者138人。很明显，在宋初的六、七十年中，王朝中央还力图把佛教当作扩大对外联系的重要纽带。
也就是在这数十年中，国家特别重视发展佛教文化事业。开宝四年（971），敕令高品、张从信到益州开雕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汉文木版印刷《大藏经》，以《开元录》入藏经为主，陆续收入本土撰著和《贞元录》诸经，总计653帙，6620余卷。这一行动影响民间，影响辽金和西夏，刻经之风由此盛行，其文化上的意义远胜于单纯的信仰。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效法李世民故事，由国家建立译经院，诏印僧法天、天息灾、施护和懂梵学的汉僧及朝廷官员等，共同组成严密的译经集团，进行由官方直接控制的译经活动。惟净是在这次译经中培养出来的最著名的汉僧译家。景祐二年（1035）后，译经活动逐渐消沉；熙宁四年（1071）废译经院。截止到政和初（1111），前后共有译家15人，所译佛籍284部，758卷，密教占绝大部分，只有少数属龙树、陈那、安慧、寂天等人的论著。在译经院开译的时候，曾举行过隆重的密教仪式，建坛诵咒，供养礼拜，严洁肃穆。但密教本身的传播，则远没有唐代那样举国哄动；即使对它的经典翻译，也是有选择的，受国家直接控制。淳化五年（994）译就的《大乘秘藏经》，被审察出“文义乖戾”65处，宋太宗以其“邪伪”，诏谕对众焚毁；天禧元年（1017）译出《频那夜迦经》，宋真宗因其宣扬“荤血之祀”，有“厌诅之词”，禁止入藏，并不许再译类似经文。这都是颇为明智的决定。
宋代僧尼在太宗时有一个突发性发展，太平兴国元年（976），一次普度童行17万人。宋真宗著《崇释论》，设想奉佛“十力”、辅俗“五常”，以达到劝善禁恶的目的。他在全国设戒坛72所，广度僧尼，到天禧五年（1021），已有僧397615人，尼61240人，寺院近四万所，成为全宋史上佛教最发达的年代。此后，佛教的发展受到日渐严格的限制，仁宗景祐元年（1034），僧尼数额开始下降，到神宗熙宁元年统计，全国僧人只有220660，尼3430人，减少了41％以上。给予佛教一个适度发展的条件，但决不许其过度膨胀或走向惑众邪途，以危害国家中央集权的实力，这是从宋代开国以来就定下的基本原则。历代帝王在掌握的尺度上虽有宽严之分，但这个原则没有变更。
建隆元年（960），诏令“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废者，存之”，是肯定和承认周世宗废佛的既成事实，只是稍后，才允许增加少量僧尼，修复旧寺。开宝八年（975），明令禁止灌顶道场、水陆斋会及夜集士女等诸种活动，防止聚众滋事。宋太宗则说，浮屠之教“有裨政治”，必须“存其教”；但决不能像梁武帝那样沉溺其中，以至“舍身为寺奴，布发于地，令桑门践之”，丧失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因此，他在扶植佛教的同时，屡诏约束寺院扩建，限定僧尼人数。到宋徽宗崇奉道教，自号“教主道君皇帝”，宣和元年（1119）诏称：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