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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10部分

小说: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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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这是性爱伴侣的枕畔良言。其实际效果则远超过安理会中之正式VET0也。阿钱此一低姿态,不特李嘉森大使衷心折服,西方媒体舆政论家也一致颂扬。伊拉克的海珊大总统,对钱外长之感激涕零,岂在话下?老美这个牧童,如今除了英国之外,已变为举世所不直的“战魔”(warmonger),而在联合国犯有好战前科,并经安理会正式通缉,迄末平反的“侵略者”(aggressor),中华人民共和国,居然变成了和平女神。中、美两国今后在竞逐诺贝尔和平奖之间的距离,也就够大了吧!这一来,以后李嘉森大使还会拿台湾问题,来向阿钱要胁吗?亚、非、拉小邦更何能与北京为敌,要把“中国台北”拉入联合国呢?片语而安天下,一言而有十利,又何必千斤拨四两去搞啥飞弹呢?孟子曰:“有智不如乘势。”牧童哥曰:“搞不过他,就同他合伙。”语有雅俗,而智慧无殊也。台湾今后要在国际关系中,“造势”反击,在牧童移情别恋之后,实甚艰难,无他,本钱不足故也。与北岸竞争,应另辟蹊径才好。  
  中国外交史上新的里程碑  
  其实,北京在外交上之突破,不只以中美关系为然也。其收回与掌握香港之方式,已发其端。香港回收之匕鬯不惊,已属不易;回归后,对港政不染一指之表现,尤属难能。今日港、中之异议媒体,仍是读者如云,清望照旧,此种容忍雅量,余深恐民运诸子,如一旦当权,或且有所不能也。但这一治港政策,又何伤于大陆之和平稳定?何必那么瞻小如鼠呢?  
  西哲有言:“制度者,机运与智慧之产儿也。”(Systemisthechildofwisdomandchance。)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之转型,已臻最后阶段之机运,正迫人而来,两岸当政者,若有适当智慧(appropriatewisdom)以配合之,我民族翻身,此其时矣。大陆今日已位跻“助霸”,一国之下,万国之上,若能乘势积德行仁,拿出更大气魄,民胞物与,有教无类,台独民运,一体通吃,主持正义于列国,作第一二世界之发言人,传口碑于世界,这点是霸主老美所永远无法取代者也。对内更应广开政权,以最谦冲怀抱,容异议于两岸。中国历史发展至此,已是乔治。华盛顿呼之欲出之时,识时务者为俊杰。领导天下一家,促成华族一统,在将来“霸主”气运不继而交庄之时,我民族起而代之,亦是天降大任也。有眼光、有气魄的大政治家,盍兴乎来。  
  朋友,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我国古史上,五霸、七雄的次第交班,世界近代史上,法、英、美三强之相继崛起,不都是这样的吗?在科技发展一日千变的“现代后期”(LateModern)与“后现代”(Post…Modern)的世界里,三百年洋东转洋西,后现代应是季候柬风倒吹之时。对此排山倒海而来之历史任务,我民族文化,亦有当仁不让之实也。笔者今日发此狂言缪论,吾知嗤之以鼻者,正所在多有也。回忆抗战初期,笔者斯时一赤足少年也,曾亲闻冯玉祥大炮之狂言,曰:“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其时虽小难童亦笑其狂也,谁知八年之后,竟成事实哉?天下事有非常理可以预测者。悬的以赴,有为者亦若是,有什么不可能的呢?但愿,阿弥陀佛,一帆风顺,今后两岸对立,其争也君子,不再节外生枝,功亏一篑才好。  
  王尔敏式的基本功  
  拙篇是应老友王尔敏教授之嘱,为他的大著《晚清商约外交》所写的序文。然在拜读王子大著之后,不禁百感潮涌。因为像他这样的专著,在欧美的已发展国家里,真触手即是,无虑数百种也,而且多是现抄现实,无待于百年之后也。回看国、共易手之初,“谁丢掉中国?”(WholoseChina?)会变成华府政客的口头禅,杜鲁门政府随即抛出“白皮书”(WhitePaper),向国内外解释:谁丢掉中国?中国自丢之也。何等快捷有力。当时也有策士,劝复职了的蒋总统,针锋相对,也发表个黑皮书以自白。但是只习惯于江湖外交和忍辱外交的蒋大总统不干也。最后他老人家决定在台北来修炼“罗斯福路”,以扬罗贬杜,亦可叹之甚矣。'其实那时蒋如真要发表一个BlackPaper,恐亦编不出来。  
  第一,咱中国搞外交无此传统;  
  第二,中国学术现代化,当时还未化到这个化境。  
  官僚体制(bureaucracy)与象牙之塔(academics)还是个老王家的吹鼓手,你吹你的,我打我的,各不相涉。  
  在此之前,蒋公曾出了一本《中国之命运》。据已故史家萧作梁教授生前告诉我,此书几个关键章节,是抄自美国作家RobertC.Norths的Chinesemunism。余复查之果然。这就是中国近代外交学的研究,与政府的外交运作无法配合,很可悲的实际事例了。  
  前节已言之,笔者本人,为着糊口,也曾在海内外学府,教过不少堂东亚和中国外交史一类的课程,每苦于无中文参考书,以为点缀。八〇年代之初,我又为纽约市大所指派,住中国大陆作交换教授,授美国史及国际关系史诸课程,并曾得机参观大陆各地诸大学有关外交学科的教研情况和图书收藏。斯时开放未几,国内对与外交有关的出版与收藏,可说是一片沙漠,班上纵有极优秀,和肯下苦功的青年师生(我班上即有很多优秀的青年大学教师),而苦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回忆笔者于六〇年代之初,服务哥大期间,曾由联合国文教机构及美国国务院之特颁执照,与北京有关机关,作大量图书交换。经我个人手选,由联合国负卖运输之交换图书,即包括美国国务院所出版,凡七十年末断之全套《外交档案汇编》(ForeignRelations)。窃思中、美两国不论为敌为友,和有志外交的中国青年,将来不论为学(做教师)或从政(当外交官),这部绝版书,都是不可或缺的ABC教科书,笔者当年所以费尽心血,搜得一套运往中国者,职业知识分子之职业癖,实有以致之,然亦未尝不是为两国百年之计,作“后人乘凉”之想,未尝计及个人及身而用之也。初不意八〇年代自己课室中,求知若渴之青年学者,竟然有此急需也。迨再过北京细询之,始知此部绝版书,在文革期间,竟以七分钱一斤之市价,化为废纸,当年主持交换之负卖人,亦因神经分裂,自裁而逝云。真为之惊心动魄。  
  (关于当年中、美交换图书,笔者曾另有拙文纪其事,见拙著:《知彼知己,认识美国:序王书君着《太平洋海空战》)一文。王书于一九八七年由北京海洋出版社出版。此书在大陆为畅销书。后来亦有台湾版。)  
  于此可知,官僚机构与象牙之塔,各干各的;以致外交学与外交行政,同时落伍的状况,国、共两党和蒋、毛二公,固无轩轾也,而句句发金光的毛公之落伍,且有过之。老蒋只是自作聪明,闭门造车,出门不合辙,而“赔了夫人又折兵”(以外蒙向苏联行贿压毛,以免赔保皇而扶日媚美抗俄,都是屎棋),误国误己。  
  老毛则是昏庸自大,不学有术.为着一己权位,把中国搞回石器时代,则罪无可逭也。所幸老周能忍辱负重,目光深远,而运筹有方,虽经十年浩劫,仍能死而愎苏。今日大陆不特经济成长,领先世界,外交似亦步入正轨,二者皆鸦片战争以后所未尝有,实皆周某之遗泽也。经济非关本题,从近百年外交史,看今日外交,我们也可以说,从香港顺利回归之日起,百余年来的中国政府,实是第一次有了它自己的“外交政策”,而顺利执行之。近时江、钱之配,可圈可点,老朽不禁为之击节也。  
  其唯一可虑者,只是北京今日所搞的,仍是李鸿章、周恩来那一派的,天才外交和常识外交也。可圈可点者,妙手偶得之也。然现代国家的外交,毕竟是一项专业。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欧美之培养外交专业人才,亦如今日大陆之培养体育明星与歌舞演员,往往都是从中、小学即已开始的。至于教研师资之培训,研究成果之累积,与夫图书设备之增置(如今日美国长春藤盟校中专设之院系科组),都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一旦有国际外交问题发生,觅对策,访人才,都如探囊取物,而不致手忙脚乱也。忆曾有大陆外交系教授告诉我,“我们都是不中用的,才留在国内擦黑板;行的都出去做外交官去了呢!”  
  我告诉教授,这怎么可能?外交是专业,与搞党做官不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君不闻讼棍如毛的美国法律界,有所谓“出庭律师”(CourtLawyer)与“研究律师”(ResearchLawyer)乎?对诉讼案件(litigation)没有彻底“研究”,何能“出庭”?大律师楼,大老板,如尼克森,都不是出庭律师。纵是大出庭律师,其背后亦必有强大的研究集团为其后盾。毛主席说得好:“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外交亦战场也。不知彼知己,怎能乱下雌黄?天才外交,妙手偶得,不足恃也。  
  办外交和研究外交学,必须从根本做起。王尔敏教授这本《晚清商约外交》是一本极其扎实的外交学的基本著作。可惜百余年来,我国研外交学,做外交官的绣花枕头太多了。很少人愿意练这样的基本功。没基本功而奢言外交学,做外交官,就是花拳绣腿了。走上真战场,往往会误国误己的。拜读王兄大著,我希望这是三百篇之首。再有两、三百本类似的大著随之而出,我们的外交学就可以全部现代化了。我国经过严格训练的外交官,也就不会再出洋相了。  
  中国现代文化大转型,已进入最后阶段。一转百转,我们的外交学转型的完成也会随之而来。希望王教授这本大著,便是这一完成的开始(beginningoftheend)。         第四章 论中国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      第四章 论中国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  
  我个人是学历史的。自一九三九年考入大学到现在已搞了半个世纪,所以也可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史学职业工作者。但是半个世纪中,我个人返回祖国大陆参加史学会议,连这一次才是第三次。我回来的目的,第一当然是学习。第二则是作点学术报告。可是我自己不免要问问自己:这大把年纪了,还要学习些什么?学无专长,又能报告些什么,我自己的回答则是,我不应该来此学习一两个专题,我所要学习的,应该是详细了解祖国大陆史学界整个的学风和情况。第二点,那我又能报告些什么呢?万里归来不容易,向济济群贤献丑,报告一点个人研究的牛角尖,沧海一粟,我想也有点辜负大会主持学长们邀请我的美意。所以我想讲点大问题、大题目。大题目是不会有结论的。胡适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可是求证是无止境的,今天我只想提出点“大胆假设”,以就教于祖国史学同文。  
  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  
  上月五日曾在纽约参加了“中国留学生历史学会”的成立大会。主持大会的同学们要我去致欢迎辞,我为慎重其事。曾预备了一篇有四十六个注脚的学术讲演,文题叫“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我个人认为,当今具有世界地位的中国史学,大致有三大主流。第一是从往古的左丘明、司马迁到今日在台湾的钱穆教授,这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史学;第二则是在今日大陆一枝独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第三派则是由十九世纪的西方“汉学”,逐渐现代化和社会科学化而形成的“现代西方中国史学”。第一派在今日大陆、台湾都还有师承;第二派则为今日大陆所专有;第三派的主力还在海外,台湾也有一部分。  
  我个人认为上述三派,长短互见,大家本可截长补短,融会贯通。不幸的是这三派之间,显然是隔阂甚大。简直有种各是其是、老死不相往来之势。我因而勉励“中国留学生历史学会”中出席大会的八十多名青年会员们,要争取做个贯串三派的中国现代史学的“第四主流”——后来居上通吃三家的第四个主流。  
  海外史家看中国古代史  
  因为第四个主流尚在成长期间可略而不论.我们但看上述三家对中国古代和中古史的看法是多么分歧。分歧固无碍于学术研究,但是各是其是、老死不相往来,就显得下正常了。——尤其是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学派和海外现代西方史学派的学术上的“三不通”,实在大有检讨的必要。  
  治中国传统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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