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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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右〈中国郡县起源考〉一篇，原为笔者于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秋，就读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三年级，选修顾颉刚先生所授“商周史”时之期终作业也。顾师发还时，曾用朱笔作批，并附一长函，指点文中可议可取之处甚详，奖勖有加，并嘱读后将原稿寄还，“当为编入文史杂志也”云云。然其时笔者方忙于撰写一有关我国古代社会史之长篇，拟以此文为卷首，故末急于付梓。孰意全稿末竟而大学已结业，乃将积稿寄友人处，匆匆束装东返故里省亲。原冀期年再返陪都，续学于母校之历史研究所。不意返皖末几，敌军便入侵中原，大别山顿成敌后。返渝续学无望，中大同学郭秉佑君乃将寄存约十余万字之旧稿分卷寄住立煌，讵料邮件通过敌区时寄稿泰半遗失，而此篇得以幸存。嗣执教立煌安徽学院，该院院刊编辑索稿，乃以此文塞责，遂蒙编入该刊第一期。故篇前小序有“恐复失之”之语。此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冬事也。
大陆变色后，笔者在美绝粮．乃向哥伦比亚大学附设之“汉史研究计画”申请编译工作以自糊，主持人盼能交出一二篇旧作为参考，欲以证明申请者“能读通中国古书也。不获已乃禀呈慈母于合肥故里，乞于旧作中剪寄一二篇，以便申请工作。初仅试投家书，未存奢望，不意慈亲竟能于中共土改劫灰中，将此篇剪寄，捧萱堂手谕，恍如天降也。
此篇原印于战时敌后游击区，印刷校对均极粗劣，刊物更无流通之可言。笔者曾试查大陆出版之《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皖院编译委员会所出之《世界月刊》虽亦列入（见页二九九），然该刊第一期则各馆均缺，始知手边所存，竟成硕果。摩娑旧简，追念三十年来家国遭际，不禁百感潮涌。因请吴章铨夫人再为抄成清稿，寄呈宋旭轩兄重行椠印，原文中除剔除两个欠通之英文字，及将当初手民误植“叔夷钟”及“素命镈”之铭文加以改正之外，余率任其旧，虽因事忙，无暇改作，亦见三十年来，流落异邦，学无寸进之可悲也。 第六章 论帝国与民国之蜕变 第六章 论帝国与民国之蜕变
我们治“当代民国史”的史学工作者，落笔的先决条件应该是对“传统帝国史”（尤其是晚清这一段）有个本质上的了解。因为“民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帝国”慢慢地转变过来的。帝国是父，民国是子。不知其父，焉知其子呢？再者，帝国和民国的关系还不是生理学上鸡和蛋的突变关系；不是一只帝制的鸡，忽然生下一个民治的蛋来。它二者的关系，却是蚕之与蛾的关系——在本质上，在制度上是一种抽丝剥茧的蜕变关系。两朝嬗递、藕断丝连，是不可以一刀两断的。
就以九〇年代大陆和台湾的现状来说吧：时至今日，大陆上的政治制度，可以说还是蛹在茧中、去古未远。毛泽东说：“千载犹行秦法政。”大陆上的问题，正是这个“秦制度”无法摆脱的问题。这也是一种苏联式的“革命后”（post…revolution）方向失落而回归专制的问题。
台湾的现状呢？它这只民主白蛾是破茧起飞了。可是飞蛾都有其扑火的本性。误把烈焰当光明，万一飞翔失控，扑火自焚，也就前功尽弃了。所以宝岛今日的情况，从历史中找前例，似颇近乎德意志第三共和时期。德国当年由于仇恨加暴力曾引发过一种“排犹运动”（anti…Semitism）。国人把复兴工作中所遭遇的困难和国内外的不平现象，都迁怒到一个少数民族头上；造成一种山雨欲来的“革命前”（pre…revolution）有“恐怖主义”（terrorism）倾向的群众情绪。这种情绪最容易升级。如不能适时加以抑制，以防患于未然，其前景也是未可乐观的。
长话短说。我们海峡两岸在民主政治上的努力，都还是在德苏两个模式中寻出路。双方距“民国”的真正目标，都还有其不同的距离呢！但是怎样的一种政治社会体制，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民国”呢，请先了解一下“民国”的本质。
“民国”政体的本质
丢开繁琐的西方政治哲学不谈，且看看我们自己的现代思想家如何说法。
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遗嘱”上说他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他的目的是“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这篇〈总理遗嘱〉原是那位颇有文采的汪精卫执笔的。汪氏为迁就他那“必须、务须、尤须”的行文腔调，代孙先生撰遗嘱，就不免以辞害意了。中山革命之目的，不只是在追求中国在国际间的自由平等；他还要全中国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上，彼此之间也自由平等呢。
当然从经济生活方面来说，孙先生所要求的并不是孔夫子“不患寡”，或红卫兵“反封资修”的“穷平等”。他一直强调中国人民的经济状况只是“大贫、小贫”。在大小贫之间求平等，是没有太大地意义的。孙氏所要求的是“富平等”——用目前的辞汇来诠释，那就叫做“均富”吧！要既富矣而后均之，则我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包括附属于农业经济体系之内的手工业和小城镇）就不能胜任了。简言之，要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民国”，则工业化的经济发展就是个必要条件了。
再者，搞工业化的经济起飞，是全国人民都要动脑动手的，少数人如滥用权力，从事包办，这个经济是永远“起飞”不了的。这样就牵涉到政治体制上的民主开放了。且放下“现代”人类社会行为中所应享有的“人权”不谈，纵使只从经济建设这一项更迫切的实际专题来观察，则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民主开放也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翻看当今“已开发国家”的进化史：未有政治封闭而经济可以“起飞”者；亦未有经济已经起飞，而政治仍继续其封闭者。这一对难兄难弟，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所以一个真正的“民国”所应具备的第二个必要条件，便是一个真正的“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government）所代议的全民政治：林肯所谓“民有、民治、民享”是也。在政府运作上有任何蒙混，就不是真正的“民国”了。
有了个“民有、民治”的真民国，则民之所“享”的经济财富、教育水平、基本人权、四大自由是会与之俱来的。孙中山先生革命终生，他那个“尚未成功”的最后目标便是建立一个如上所述的真民国。
可是一个国家纵使能完成上述的两大条件如战前的日本和德国，究竟怎样才能把它维持下去，而不致走火入魔，也是个天大的难题。古人云“创业不易、守成尤难！”正是这个意思。试看日本“明治维新”诸贤苦心孤诣所建立的代议虚君制，是多么令人神往。殊不知前辈可以“创”之，而后辈却不能“守”之。等到少数暴戾无知的“少壮军人”，藉爱国之名，以暴力干政；振臂一呼，全国景从。勇则勇矣，其后果便要吃原子弹了。再看德国：一次大战后，它忍辱负重、重建共和，多么可泣可歌！不幸少数领袖，私心自用，利用群众报复心理，化仇恨为政治力量，德意志民族就重罹洁劫了。
日德这两个民族，在近代世界上都是最有效率、最有表现的优秀民族。但是为什么犯了如此愚昧的错误呢？我们读史者叹息深思之余，才悟解出，原来他们的犯罪之源是出自他们政党之内，狭隘的组织家压制了有远见的政治家；在他们近代文明中，偏激的理论家也挤掉了恢宏的思想家。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这样就使我们在中山之后，又想起了胡适之先生——孙、胡二人的思想是萧规曹随的。
适之先生早年就反对极权。认为民主政治不能走捷径。要想以法西斯、褐衫党一类的“速效”来建国救民是缘木求鱼的。胡适晚年鼓吹“容忍重于自由”。主张凡事都得想想，是人不容我？还是我不容人呢？只是单方面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那就是曹操了，还有什么民主呢？所以胡先生一生倡导民主的精义所在，便是一句话：“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二次大战前的德、义、日三国，在工业经济、代议政府两方面都已具备了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不幸的是他们万事俱备，只欠“民主的生活方式”这一阵东风。东风不来，他们就玩火自焚了。只知他人不民主，而昧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压根儿就不民主，从而滥用自由、滥用“多数制”（majortyrule），那就误尽苍生了。
话说至此，我们“民国”的本质也就显露出来了。本质为何？曰：“工业经济”也。非振兴实业无以富。曰：“代议政府”也。非有真正民选代议政府不足以言全民政治。曰：“民主的生活方式”也。如生活方式不民主而多“财”（money）多“力”（might），则充其量一个小小“轴心国”翻版而已，民主云乎哉？
事实上，自“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开始，我全国同胞、仁人志士，殚精竭虑所追求的便是这三个目标。但是一个半世纪过去了，我们在大陆上可说是一个目标也未追到，甚至愈追愈远。台湾呢？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这一篑之土是否可以平安地加上去，而不致因一根茅草便压死一只骆驼。我们写历史的人，执简在手，每晚都打开电视，只有耐性地等着瞧吧！
“后封建”时代的中西之别
朋友们或许要问：民国之远景既若是之单纯，何以我民族苦学猛追了百余年，死人亿万，至今仍是前途未卜呢？这问题的答案当然是千头万绪的。同时这一问题亦非中国所独有。大国如印度，小国如菲律宾和印尼——乃至今日的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不都有类似的困扰？不也各有其不同的原因？但是困扰中国最大的原因，显然还是个中西“文化冲突”（culturalconflict）的问题。
须知我们的大清“帝国”是两千多年来，一脉相承，纯中国文化的产品；而“民国”则是个彻头彻尾西欧文明的延续。以古老中国的传统，一下要接上现代西方的制度，若只说是“凿枘不投”，我们还是小看了这个问题。事实却是它二者是“两极分化”、“背道而驰”，甚至是“水火不容”呢！因此要以中式“帝国”之蛹，蜕变出一个西式“民国”之蛾，其过程是痛苦不堪的。但是处此“后封建时代”（post…feudalperiod），在西方急剧发展的影响之下，我们又必须洗心革面，非变不可，这就是我们近代史上的难解之结了。
可是中西之别，究在何处呢？这问题，答来话长。这儿且说点简化的大略。
从比较史学着眼，可以说近两千年来世界文明之发展，大致可用东亚、西欧两大主流之演变以概其余。这两大主流本是各自发展，极少相互干扰的。两相比较，其成就盖亦在伯仲之间。可是在十七、八世纪之后，西欧文明就显然逐步领先了。当东亚文明还停滞在帝王专制、农业经济时代，西欧各国在政治上已扬弃了专制；在经济上也摆脱了以农为本而逐渐地发展出“重商主义”和“工业革命”了。
西欧文明何以在近代突然脱缰而驰呢？其关键盖为“封建社会”崩溃之结果。笔者在诸多篇拙作里，曾一再阐述中西社会发展之过程有其“通性”，如双方封建社会之发生与成长，便是通性之一例。然中西社会之发展过程，亦有其“特性”，如西方封建社会之形成，实发生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而中国封建社会之成长，则发生于秦汉大帝国建立之前。由于中西历史主观与客观条件之不同，而有其社会发展程序之先后；程序不同乃又导致这两个社会在近古与现代，亦有其本质之差异。
二者本质之差异又何在乎？曰：现代西欧北美社会发展之基础在“社会重于国家”也。“国家”（state）者，社会之“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也。国家之结构随社会之变动而变动。
我国则反是，我国社会发展之基础，则“国家强于社会”也。社会为国家之“上层建筑”，其结构之型态，其荣枯之动力，悉听命于国家之颐指气使也。
中西两社会之背道而驰，又何胡为乎而然呢？曰：双方发展中之主观与客观诸条件，均有以导致之。
西方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