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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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苏杭宁这个金三角了。　　
　　——“小天堂”究非“大帝国”。他们所想象的只是一个“琼斯堂”式的，太平的“天国”罢了。　　
　　所以“太平天国”这国号，原来实在只是梦想中的“小天堂”，一个宗教名词而已。这一名词可能在天王登极之前早就出现了。　　
　　金田“团营”是什么回事？　　
　　且看我国近代史书上赫赫有名的“金田起义”。据忠王李秀成就义前的亲笔“供状”：太平军举事之初，洪秀全之外，只有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秦日昌等“六人”深知“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它干部与一般会众均丝毫不知也。　　
　　既然数千会众奉教主之命齐集金田村来“团营”，而又不知团营的目的何在，则团营在会众心目中，实在只是一种宗教活动罢了。其实李秀成的话是事后说的。在“金田团营”的当时，纵使他们七位开国元勋，也未必就有此乘势造反打天下的大志。团营原是一种宗教活动，团营以后的发展是顺水推舟一步步逼上梁山的。　　
　　但是团营以后，又怎样的一步步造起反来呢？　　
　　原来广西省在上个世纪，四〇年代的末季，贫农、教门（如“天地会”、“三合会”械斗成习，聚众滋事，早巳弄得全省骚然。清代广西省的政治区划原分“十一府”及若干“州”、“厅”。在洪杨金田起义之前，据清方官书报导这种打家劫舍、杀官绅、占城池的暴乱已遍及“五府一州”甚或“七府一州”（见《钦定剿平粤匪方略》）。　　
　　地方官吏如巡抚郑祖琛等无力应付，只得隐瞒“贼情”，设法招抚。孰知愈招愈炽——这时武装暴动的群众，也早已目无官府。　　
　　清廷得报，不得已乃起用干吏林则徐，并自各省调兵。笔者的母省安徽也被调去了一千名。精兵四集，官方乃决心用武力镇压。林则徐不幸道死之后，清廷乃另检大员接替，始有李星沅，继有赛尚阿，以“钦差大臣”头衔赴桂。其后并提升布政使劳崇光，以替郑祖琛为广西巡抚，协同提督向荣，认真督剿。他们最初的目标原是“三合会”、“天地会”一类更严重的“教匪”。尤其是已经占领县城的天地会首领陈亚溃（贵）、杨捞家、徐亚明诸大股。据王定安著《湘军记》所载：“时粤匪二十余股，多为劳崇光所殄，惟秀全等独存”云云，也确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的官方，原没有把“洪秀全”这位落第秀才的“聚众滋事”，看得太严重。可是等到其它各股一一散灭，四方“零星敌匪”无枝可栖，乃纷纷投向洪氏。其著者如平南一带的天地会领袖罗大纲之投洪，即其一例。各方豪杰来归，秀全坐大，官军对洪乃开始弹压，孰知在金田、江口一带数度接战，官军一再挫败之后，才知道他们有眼不识泰山——秀全这一股之凶狠，实远非陈亚贵等所能望其项背。官军之畏葸无用，和会党临阵之英勇，也大大地鼓励了秀全的党羽，他们益发不把官军看在眼内，而企图大举了。　　
　　【附注】陈亚溃的原名是“亚贵”，正如孙中山原名孙文，清廷官书多写成“孙汶”，以示贬斥。　　
　　【附注】畏葸（xǐ）：害怕，畏惧。　　
　　因此所谓“金田起义”者。事实上只是客观形势，积渐而成。一方面是大群贫苦人民在搞一种狂热的宗教活动。人多势大了，难免就有些铲富济贫、吃大户、抗官军的激烈行为。另一面则是一个腐化专制的政府。它认为这群人民，误信邪教，聚众滋事，目无官府，需调军警弹压。双方冲突已久。只是在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在一次重大的反弹压行动中打死了清军副将伊克坦布，并伤毙官军三百人。这一下革命群众信心大增，乃藉教主三十八岁生辰（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公元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来个“恭祝万寿起义”（洪仁�语），庆祝一番。——所谓“万寿起义”，事实上也是事后追封的。　　
　　作为教主的洪秀全也就乘兴写了“五条纪律”，什么遵条令、别男女、秋毫莫犯、公心和傩（粤语和睦）、同心合力，作为对官军再度接战的准备，如此而已。　　
　　【附注】傩（nuó）：（1）行走姿态柔美，如“佩玉之傩”；（2）古代腊月驱逐疫鬼的仪式——傩舞。傩戏（中国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演员戴木面具，多用反复的、大幅度的程式动作表现请神驱邪、祈福及简单的战斗故事）。傩神（传说中驱除瘟疫的神灵）。　　
　　洪秀全是位多产作家，也是位欢喜写“诏谕”的教主。但在这段所谓“金田起义”时期，却没有留下任何像或、一类的文字。所以所谓“金田起义”这个荣衔实在是洪杨诸人在打下半壁江山之后才回头追封的。其情况盖如今日中共之“八一建军节”。——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贺龙叶挺在南昌“暴动”，叛离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谁又想到二十余年之后，竟被封为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呢？　　
　　【附注】曌：同“照”，武则天为自己名字造的字。　　
　　“金田起义”既没个确切地点，而且没个确切日期，也没一张正式文告。因此它不像是个有计划的革命发难的行动。洪仁歼事后追述说：“本不欲反，无奈官兵侵害，不得已而相抗也。”我想这句话，大致是可信的。　　
　　总之，金田团营，乃至后来的男女分行、财产归公的“圣库”制，都与在近年美洲发生吉姆·琼斯型的宗教狂，有其极其类似之处。只是客观环境不同，使他们各走各路罢了。　　
　　“水安封王”也是宗教性的　　
　　一八五一年春，洪杨在金田起义之后，和清室官军在桂平、武宣、象县一带，纠缠了几个月。这一时期官军的表现实在太窝囊，而此时又民心思乱，太平军的裹胁则愈来愈大，越战越勇。宗教热愈沸腾，“越寒天、越退衣”，简直到了疯狂境界。三月二十三日（阴历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竟在武宣县东乡镇，与天兄耶稣同时“登极”，自封为“天王”，自称为“朕”，群下对天王则称“主”。　　
　　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天王乃率众窜占永安州城（蒙山县治），一占数月。永安之失，足使北京朝廷震动。朝廷在痛惩疆吏失职之余，更增调大军围剿。　　
　　洪杨既占永安，也自知“骑虎难下”（杨秀清语）。一不做二不休，乃逐渐化宗教为政治，改组军队，重编会众，以应付此一不能自了之局，遂有“永安封王”之举。　　
　　太平军于一八五一年九月（本文均用阳历）窜入永安至翌年四月突围，在永安共驻了八个月。这八个月中最大举动便是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分封诸王了。史学界朋友们总把这“永安封王”视为洪杨军政组织的起步，笔者却不以为然。“水安封王”还是一群狂热教门的宗教行为。且看洪秀全的。他说天父上主皇上帝权威大于一切，“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下在”。一切但听命上帝可也（这是洪氏自称）。分封五王者实只是“姑从凡间歪例”才勉行之也。原文是：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衰封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石达开）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另诏（天王）后宫称娘娘；（诸王）贵妃称王娘。　　
　　其实太平军窜入永安州时，男女老幼不过两三千人（笔者另有考据），史传三四万人皆非也。在两三千的乌合之众中，封出五位二十来岁的王爷（达胞那时可能还不足二十），来管治四方“各国”，岂非形同儿戏！但是我辈生长于传统中国农村之中。看惯佛道二教的什么“设坛”、什么“打醮”等等，就知道没啥奇怪之可言。且看那些奇装异服的道士和尚，扛着招展的旌旗，什么“十方大菩萨”、“十殿阎王”等等，就知道这些狂热的“拜上帝”教徒，所搞的也正是这一套。　　
　　不幸的是上个世纪的五〇年代，满清的气数将尽，全国，尤其是广西；在广西，尤其是久经“土、客”械斗磨练的“客家”农民，正蠢蠢欲动。经过洪杨这一有组织的狂热的宗教活动，聚众滋事、弄假成真，就造起反来了。　　
　　只追不堵和“拖死官军”　　
　　太平军盘据永安八个月之后，广西官军约一万四千人在北京三令五申之下，乃把叛军团团围住。面对“数倍之敌”，洪扬之众便不得不突围以自保了。据参加此次突围的老长毛事后回忆，他们三二干人，置妇孺于全军中段（客家妇女皆天足），青壮前后簇拥，一举冲出重围。既出重围，他们前逃，清军尾追，其情势就变成我国历史上所屡见不鲜的“流寇”了。　　
　　传统流寇的作战方式，多为裹胁农民，钻隙流窜，飘怱如疾风暴雨；其锋不可当。撄其锋者，无不粉身碎骨。因此官军追剿亦有一套不成文法。他们照例是以邻为壑，只追不堵。堵则自取灭亡，有百害无一利；追则可以趁火打劫，随地报功请赏，有百利无一弊。正面官军如躲避不了，也只死守城池和险要，或旁敲侧击，绝不正面堵截。在这一公式之下，则流寇一起，便滚起雪球，如入无入之境。尾追官军也就养寇自重，呼啸相从，绝不放松。好在中国太大，大家都可无限制的玩其走马灯，所以黄巢、张献忠等起义时，都有“拖死官军”之名言；官军亦乐得被拖死而不疲也。提督向荣的下断升迁就是个好例子。　　
　　三〇年代中期“朱毛赤匪”自江西瑞金突围“长征”时，追逃双方所运用的，还是这一传统公式。追的“中央军”和逃的“红军”，相距往往只是“一日之程”。在红军过境之处，指挥官军堵剿的地方将领如湖南何键、广东陈济棠、广西李白、云南龙云、四川刘湘、西北诸马……都只守不堵，“赤匪”过境而去，便皆大欢喜。　　
　　倒霉的是我们那位不失赤子之心的少帅张学良。他少不更事，奉命堵剿，便真的去直撄其锋，既堵且剿。因而犯了兵家大忌，弄得丢盔卸甲，“得不到补充”而牢骚满腹。少帅那时如已开始研究《明史》，读一篇，就不会吃那个大亏了。　　
　　我们历史公式里的“洪杨发贼”，永安突围之后，无人敢堵。他们乃沿途裹胁（李秀成便是被裹胁者之一），直迫省会桂林。围城一月不克，乃窜入全州，长驱入湘。湘人本好武，见新朝崛起，贫农矿工船夫会党赴义如云，一时声威大振。　　
　　太平军八月克郴州，九月迫长沙。围城八十余日不克，乃舍长沙、渡洞庭北上。十二月克汉阳；翌年（一八五三）一月乃攻克武昌。二月舍武昌、掳民船、挟众七万五千人（号称五十万），顺流而下，克九江、安庆、芜湖，然均不守；三月十九日乃破城攻入南京。自此太平军占领南京，改名天京凡十一年零三个月，乃形成太平天国在长江下游的割据之局。更在下游的镇江、扬州则变成时得时失的外围据点。　　
　　“小天堂”中不能自拔　　
　　洪杨自“永安突围”至“奠都天京”为时尚不足一年；其行动之快、发展之速，不在七十年后国民党“北伐”之下。然国民党之北伐是先有“革命根据地”的两广，然后才“誓师北伐”的有计划的政治扩张。洪杨北窜则是占一城丢一城的流寇行为。所以国民党于一九二七年奠都南京时已占有半壁河山；而洪杨奠都南京时，只有南京、镇江、扬州孤城三座而已。　　
　　洪杨如真是英雄人物，则应并此三城而舍之，倾巢北上。以他们那时的气势，要一鼓作气打下北京是绝无问题的。因为此时北京已风声鹤唳，贵族重臣家族逃亡一空。咸丰皇帝亦已准备迁都热河，而太平义师，朝气正盛，弱点未露。全国人民与各路英雄均仰望旌麾以解倒悬，神州正可传檄而定。谁知洪秀全基本上只是个“琼斯型”的教主，只管“天情”，不谙“世事”，而太平军实际总指挥杨秀清，则是一只狗熊。富贵对他来得太快了。四年前还只是一个赤贫的烧炭工，如今叱咤风云，锦衣玉食，做了“东王九干岁”，一头栽入“六朝金粉”里去，他就不能自拔了。　　
　　对这群来自落后地区的贫下中农来说，那个三月江南、六朝金粉的“小天堂”，真是“得此已足”，再也不想离开了。想想那“燕都”是“沙漠之地”；“直隶”是“罪隶之省”（这都是天王诏书上的话），北上争雄的劲头也就完全消失了。　　
　　流寇既然不想倾巢而出，尾追而来的钦差大臣向荣的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