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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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如出一辙。当续论之。
刘坤一与“东南互保”
西太后既假儿皇帝之名向十一个列强同时宣战矣，她和她的四人帮的战时政策，第一便是整编义和团为“八旗”，由端王统一指挥守卫禁城。六月二十二日以后诏谕亦由瑞王发布。禁军亦唯端王之命是从（见《字林西报》六月二十四日以后各期）。端王并通令全国，筹款调兵，勤王抗敌。
因此朝廷一再降旨全国督抚、上下臣工“现在中外业经开战，断无即行议和之势……各将军督抚等，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务必灭洋到底”……（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二二一～二二二）。七月十四日天津失守， 廷谕再次督战，强调“天津失陷京师戒严，断无不战而和之理”（见同上，页三六六）。与此同时他们还通令全国废除洋操、洋服，而恢复用刀弓石的武考呢！
但是清廷这时有何力量能抵抗八国入侵之联军呢？这分明是螳臂当车。战事一发动，李鸿章即认为各省勤王援军无益。盖不待勤王之兵到达，北京就要沦陷，朝廷就要“西迁”。
（见《李鸿章年（日）谱》页四一三，引《李文忠公电稿》致袁世凯电。）
李鸿章不是唯一的预言家呢！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尤其是铁路大臣盛宣怀等人都洞若观火。这原是常识，不待智者而后明也；只是端王把持下的中央政府太愚昧无知罢了。所以东南地区汉族督抚就借口廷谕为“矫诏”，不从“乱命”。他们就与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分别议约搞“东南互保”了。
革命精神很充沛的后世史家，兼有对“东南互保”作非议者，殊不知那时不搞“互保”，则长江中下游地区亦在战火中矣。盖宣战之诏尚未下达之时，英人即向美国驻沪总领事古德纳（Goodnow）扬言（Open talk）要占领江阴炮台、江南造船厂及整个吴淞地区。以试探美国的反应。刘坤一得报，乃密遣洋员美人福开森（J。 C。 Furguson） 与古德纳疏通，密报华府设法制止。另外亦调兵遣将决心武力抵抗，英人才知难而止。（见“美国国家档案局秘藏原档”，古德纳于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九日对国务院副国务卿之密报。）
在武汉方面，张之洞亦极力维持地方稳定，减少洋人入侵借口（见同上附件）。同时诸方面大员合议，如北京失守、两宫不测，他们就选李鸿章作总统以撑持危局（这时孙中山也殊途同归，曾提出相同的建议）。鸿章对“伯理玺天德”《总统》大位，也颇有兴趣。其后慈禧与光绪安全逃到西安，此议遂寝。（见《年谱》页四三二，引《国闻周报》。）
张、刘、李这几位督抚，老实说，都是熟读圣贤之书的传统政治家啊！可恨国运如斯。形势比人强而长才不展。
悬赏捕杀洋人
西后宣战后第二项绝招便是悬赏捉拿洋人，把他们斩尽杀绝。
中国历史故事中原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闻，说在蒙古人入侵中原时，每家都住有鞑子特务。某年中秋节民间以月饼为传媒，全国在一天之内同时动手把鞑子杀光。这次中外既然宣战，大学士徐桐等也奏请西后下诏“无论何省何地，见有洋人在坟，径听百姓歼除”（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一九六）。步军统领庄亲王载勋等也在北京街头遍贴告示，悬赏捕杀洋人。赏格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见同书，下册，页八四二。）因此当恩海一枪把德便克林德打死之后，他不但对凶行直认下讳，他还在等着领赏呢。
笔者昔年服务哥大时，前辈老友富路德教授（Luther Carrington） 时常自笑幼年时小命只值三十两纹银。因为他在庚子年曾随他传教士父母被围于东交民巷之内。那时他才六岁。富家一直是在通州传教的。事发时就近选入北京使馆，躲掉一劫。其他不幸在山西传教的欧美传教士，就全部罹难了。
当时山西巡抚毓贤，在奉命缉捕传教士和教民时，他谎称“集中保护”， 把全省的外国传教士男女老幼四十余人，或骗或捕，都集中到他的巡抚衙门里来。七月九日他把他们全部剥掉上衣，罚跪于衙前广场，一一砍头杀死。有一位长着马克思式白胡子的老主教，起身质问毓贤为何无辜杀人。毓贤抽出佩刀，二话不说便一万劈去。老主教头面血如喷泉，白胡子顿时变成红胡子。毓贤又补上几刀，便把这位老人杀了。这一天他一共杀了传教士及家属共四十六人，包括十五个男人、二十个女人和十一个小孩。真是甚于虎狼，残忍之极。
（见管鹤著《山西省庚子教难前后纪事》及《李鸿章年（日）谱》页四五〇暨Robert C。 Forsyth 著《庚子年殉难中国烈士考》（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页三〇以下。）
毓贤在山西省一共杀了多少传教士，众说不一。因为教士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统计数字不易齐全也。至于他杀了多少“二毛子”（教民）和与外事有关的人士。那就更无法计算了。
拿“二龙二虎十三羊”开刀立威
在大杀洋人和二毛子的同时，那些志在夺政权扶清灭洋的载字辈四人帮，还要在朝内立威，拿义和团所点名的二龙二虎十三羊”来开刀祭旗。
在对列强宣战后四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已故恭亲王奕欣次子）四兄弟率义和团大师兄刀斧手六十余人直闱瀛台，要去把载湉（光绪帝）干掉。这桩“弒帝”、“杀龙”行为，虽为西后所制止，但是这条“龙”也就生不如死了。他不但在御前会议中时遭端王、庄王的折辱，据说连个年方十四的“大阿哥”（载漪的儿于）也指着他叫“二毛子”。如此，则老太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威人物是谁，就不言可知矣。（见《景善日记》及多种杂著，故事多有可信。）
至于“二虎”——李鸿章和奕劻——李被下放广州，远走低飞，鞭长莫及，四人帮对他无可奈何。据说鸿章初闻下放消息时，乐不可支。盖以远离虎口，颇感身心两快也。如今“北事大坏”，收拾残局，“舍我其谁”（鸿章豪语，均见《年（日）谱》），杀不得也。奕劻之罪，只是对洋人“太软”（见《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志》），不足杀也。真正倒霉的便是“十三羊”了。
“十三羊”的名单上究竟是那些人，说者不一。但是他们和其它类似的什么“十三太保”、“十八罗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等等一样前几名总归是固定的。“十三羊”前五羊应该是那五位因力主剿拳议和而被杀的“五大臣”。前驻德俄等国公使，嗣任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在七月二十八日被杀的。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前户部尚书立山，则是八月十一日被杀的，所谓旬日之内连杀五大臣（见《史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页二二），而时未经旬，北京亦为联军所陷。
慈禧为什么在弃城潜逃的绝望时期，把主和大臣一网杀尽呢？这就是一些大独裁者（不论男女）最狠毒的地方了。所有的独裁暴君对异议者都是睚眦必报的。她这次败亡出走，生死未。但她绝不能让她自己死于异己者之前，而使异己者有与敌人交通之余地也。她投鼠忌器，行前只杀珍妃不杀光绪。然洋人如真要逼得她非悬梁自尽不可之时，则太后之悬梁，亦必在皇帝悬梁之后也。朋友，奇怪吗？我们蒋公自大陆败退时，杀杨虎城而保留张学良，还不是一戏两演吗，那时如宝岛不守，蒋公向瑞士逃难，则少帅还能活到今天吗？——此理一也！
《崇陵传信录》的作者恽毓鼎，不谙此理，他把连杀五大臣的黑锅，全给端王载漪背去了。恽说：“先是载漪力主外攘，累攻战，不得逞，欲袭桓温枋头故智，多诛戮大臣， 以示威而逼上。” 这是一派胡说也。试问载漪这个花花公子的师长，曾经“攻战”过什么呢？不错，他打过东交民巷。笔者年前曾在东交民巷（社科院招待所）住过两星期。在巷内巷外绕了无数圈。细看形势才知道当年董福祥、载漪他们攻打东交民巷，直是一场民间“械斗”而已。较之红卫兵“武斗”的规模可能也差得远呢！这又叫做什么“攻战”呢？至于诛大臣以逼上，与桓温废海西公立简文帝的故事相比，也是不伦不类。试问载漪的“上”是光绪呢？还是西后？是光绪又何必“逼”？是西后，他敢？诛大臣，载漪亦不敢也。大臣是太后诛的；恶名是端王背的罢了。
攻打使馆的闹剧与心机
至于攻使馆，“不得逞”，倒是事实。但这虽是战将的窝囊，事实还是太后留有退路也。且听听老太后在逃难之俊，回忆起攻打使馆的一段口述历史。老太婆说：
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很，也不免有些动气。但是虽没有阻拦（戴漪、戴勋、戴澜）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留有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见只庚子西狩丛谈》）
老佛爷这段话讲的是事实，但在我们搞口述历史的老兵听来，她还是不太够诚实和坦白。
——她没有提她受“蒋干偷书”那一段刺激。那时她决定是和洋人一拚，同归于尽了。但是“同归于尽”的“一拚”之间，这位老狐狸，还是留了一条退路，。她叫那表面上手握重兵的大将荣禄、载漪、载勋等人代她去和洋人拚命。如果把洋公使的命都拚掉了，而交涉还有转圜余地，那她就以“妾在深宫哪得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下受”等借口， 把责任向诸悍将头上一推。杀凶以谢，她还可做她的太后了。
——事实上，后来结果就是这样的。
谁知荣禄也是个曹操。他不敢不遵太后之命去攻打使馆。但如真把使馆夷为平地，杀死了几位洋公使，将来洋人追查凶犯，太后被迫缉凶，他的脑袋岂不要搬家。所以他首先装病请假，交出兵权。到后来懿旨难违，他非出头下可时，他只有故作积极，三令五申督贵董福祥的甘军拚命去打。董福祥是个大老粗，在中堂严令之下，他就认真的打起来了。自六月二十日起一连四天，甘军每日开炮多至三百余发。烟雾弥漫、炮声震天。北京与外界交通完全断绝。在这种情况之下，区区东交民巷岂不早巳夷为平地？各国公使和教士，断无生存之理。因此伦教各报已刊出英国公使与海关监督等人的报丧“讣闻”。
可是这时在广州看报观战的李鸿章，他和荣禄虽是政敌，却英雄识英雄。六月二十二日鸿章在广州便向媒体透露，使馆无恙，请各界放心，因为他知彼知己。荣禄既未调用他那有德式装备的“武卫中军”，光靠董福祥的土匪军是攻不下使馆的，因为“甘军无大跑”。董福祥所使用的全是一些土炮。只听炮声响，不见弹下来也。
（见《字林西报》专栏。）
李鸿章是说对了。使馆被攻，死伤不少，但并末被攻破。果然六月二十五日荣禄便奉太后懿旨停攻使馆，并慰问各国公使。廷谕并向拒奉乱命的东南督抚一再解释，不得已宣战之苦衷（见《义和团档案史料》诸书）。在停攻期间，一时西瓜蔬菜等慰问品满车而来，送往使馆。使在一旁观看而口渴如焚的甘军士兵气愤不已。太后意旨前后矛盾若此，荣禄如真把使馆夷平，那还得了？所以荣禄不但对被围敌人暗通款曲，他并且真的“里通外国”，令人假扮走私窃贼，大量接济使馆守军火药子弹，以加强防御。他怕洋人如真的“弹尽粮绝”被董福祥的甘军攻破，则朝廷和老佛爷，尤其足荣禄自己，都不得了也。须知荣禄那时所接济洋人的军火可不是甘军所使用的土火药啊！他走私去的可能都是德制后膛枪的“七九钢弹”（？），锐利无比。所以在六月二十八日停战期满，甘军又恢复攻击。其后“谈谈打打”， 双方又械斗了五十余日，使馆始终屹立不动。而围攻的甘军和义和团则死伤干余，均荣禄里通外国之结果也。
上节所述的吾友富路德教授那时才六岁。他就时常违父母之命，爬上墙头“观战”。五十年后他还用他那地道的通州话向我们笑说庚子遗事。真是绘影绘声。
富先生是笔者在哥大二十五年中所遇最可爱可敬的一位老辈汉学家。他的汉语比我说的也纯正得多。他精通汉籍，也深爱中国。为人处世也简直是传统中国里的一位儒家老辈。他是胡适之先生的挚友。也是胡适在一九二七年回哥大接受传士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