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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4部分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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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便是“辛亥革命”前,那位后来做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学历和经历的大略。  
  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人物,他一身成败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我们看“辛亥前的袁世凯”,他以一位“考场失意”的青少年,竟于短短的二十年中窜升至大清帝国的宰相,不能说不是一帆风顺。其所以然者,众多历史家和传记作家虽各说各话,但是大体上他们也有若干共同语言,那就是袁老四基本上不是个好东西。人之初,性本恶。国、共两党的党史家也就把老袁形容成比曹操还要坏的坏人。笔者由于家庭背景的关系(详下节),接触袁氏各种史料,包括“街谈巷议”,至今也有六、七十年之久了。早年由于不同史料的影响,对袁的看法亦时有起伏。——大致在十岁之前吧!我就听到一则显然是外人编造的袁某看戏的故事。信以为真,而恨死了“袁世凯”。  
  这故事是;某次袁看京戏《捉放曹》。当曹操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一句话时,袁世凯摇摇头说,曹操太无用了。他那时如果把救他二叩的恩人陈宫,也一起杀了,这句恶言哪会流传千古呢,我记得说这故事的老鸦片鬼,更开玩笑的说,袁世凯也太无用了。既有此意,看戏时又何必说出呢?他不说出,又有谁知道他“比曹操还坏呢”?  
  ——这故事一出,一屋老头子笑声震天。我那时是坐在屋角里的小娃儿,居然也听懂这故事, 也跟着大笑,其情至今不忘。  
  ——后来我长大了,才渐渐了解到,这则动人的故事,应该是说相声的人编造的,但是我对袁世凯的其它真实的“恶行”,如幼年是纨绔子,不读书;中年是封建官僚,出卖“变法”,“镇压农民起义”;老年更一坏到底,“背叛民国,妄图帝制”等等,也认为都是恶迹昭彰,“罪无可逭”的。  
  我这项信念,抗战时期在沙坪坝上读历史,才第一次发生了动摇。郭廷以老师在班上说,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是爱国志士之行。“袁世凯居然也做过『爱国志士』?”这对我是个小小的启蒙。后来私淑于胡适老师之门墙,老师一再告诉我要“不疑处有疑”。“不疑处有疑”,那就是一项智慧经验上的震撼了。及老,阅人更多,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亦渐有轨迹可循。论史论政,固不敢自诩是十分客观。然无欲则刚:心平气和,则时以自勉也。今日为袁氏史传再发掘,只敢说以心平气和之言,以就教于心平气和的读者罢了。  
  ——请先从袁世凯的家世与幼年说起。然限于篇幅,只论其可评可议者,不及其它细节也。读者贤明,不论知我罪我,均盼随时赐教也。  
  聊聊咱传统中国的家族制  
  在传统中国里,家族背景,对一个官僚的政治行为是有其决定性影响的。但是家族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亦拟从宏观史学的角度,不揣浅薄,略加诠释。  
  旅美民族学家许朗光教授,曾以三个C 字打头的英文名词:clan(家族)、club(社交俱乐部)和caste( 印度阶级制),来概括中国、美国和印度三种回然不同的社会结构。笔者久居联合国所在地之纽约,亦尝与役印度,再返观祖国。涉猎许子之书,真是心有戚戚焉。  
  我祖国者,实世界各族中别具一格之“文化整体”(culture entity)也。论其传统政治社会的组织形式,则是国家强于社会;职业官僚层层节制之农业大帝国也,论其社会阶层则以士农工商为序;而贯穿其间者,则为其基本结构之家族也。  
  传统中国里的家族组织之严密,其所负担的社会职责之重大,实远非美国之社交俱乐部(包括教会),所可比拟。而中国士农工商之社会阶级则可相互转移( transferabl e) ,不若印度阶级之壁垒森严,绝不容相互逾越也。  
  传统中国既然是“国家”(state) 独大,则加入国家的管理阶层,换言之,也就是“入朝为官”,便成为全国人民所共同向往的最尊贵的职业了。一朝为官,则名利、权势、荣耀、智慧、黄金、美女……,凡人类七情六欲上之所追求者,一时俱来。官越大、权愈重,则报酬愈多。  
  ——因此小人之为官也,则毋须杀人越货、绑花票、抢银行。贼之所需,官皆有之。俗语所谓“贼来如梳,官来如剃也”。君子之为官也,则圣贤之志,救世济民;菩萨心肠,成佛作祖,皆可于官府之中求之。毋须摩顶放踵,吃素打坐也。  
  可是为官之道,唯士为能。农工商不与焉。俗语说“行行出状元”,那是“旧中原”里的土阿Q,自宽之言也。  
  ——行行皆可啖饭,原是事实。“出状元”则只此一行,外行就没有了。  
  ——凡此皆足使来自异文化的观察家,为之瞳目结舌,认为古怪的支那,为“一条出路之社会”(a single…career society)。英雄亿万,出路只有一条,则此路之大塞车,就可以想象了。  
  因此仕途虽窄,依法除少数倡优贱民,和近代所谓“禁治产人”之外,人人可得而行之。这就是唐太宗(生于公元五九九年,在位六二六~六四九)以后,千年未废的“科举”了。但是考科举却与买“乐透奖券”无异也。购者千万、得者万一。吾人读史千年,书本上所接触的什么三公九卿、州牧刺史、封强大吏、中兴名臣……所谓“科甲正途出身”者,也都是“乐透得主”也。只是故事读多了,就见怪不怪而已。至于“乐透失主”的凄惨情况,就很少人注意了。  
  记得多年前读中文版《读者文摘》,有文曰;“ 老兄,你是个奇迹”。何奇也?原来人类在母体中结胎时,卵子只有一个,而向其蜂拥而来,争取交配的,则精子十万也。胡适有诗曰:“ 虽一人得奖,要个个争先。”十万取一,才变出老兄:则老兄岂非奇迹哉?因此上述的科甲正途出身的达官贵人、名公巨卿,也都是“老兄式”的,科举制度下之“奇迹”也。  
  再者,在咱古老中国里,没啥“人权”也。因此我们那些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和读烂《资治通鉴》、《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伟大舵手、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不知啥叫人权(详上篇)。何也?因为“人权”的基础是西方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而个人主义又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可是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却是我们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所最瞧不起的德性。  
  ——传统中国的社会基层单位,不是个人,而是上引许敦授所说的家族也。  
  中国的家族原像一窝蜜蜂,上有蜂王(毛主席、蒋总统、邓上皇),下有蜂群(工蜂、雄蜂)。大家吃大锅饭,分工合作,共存共荣。一个传统家族往往是个孔孟主义之下,“ 五世同堂”的迷你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共产”搞久了,各房兄弟吵架,要“分家”、要“析产”。分出的各“小房”, 还是个吃大锅饭的“迷你共产主义”!  
  这个古怪现象,不特熟读《红楼梦》、《金瓶梅》、《金粉世家》的小说读者,知其细节。甚至是许多老到像笔者这样的“中国人”,都是亲身经历过的。——我想这一现象,今日的“台湾人”家族中可能也还有。十多年前笔者在桃园县访问过的一户张家,便是如此。大陆上肯定也还有。至少第一家庭,首户邓家,据说便是如此。吃邓小平先生家大锅饭的,佣工之外,老少主人便有十余人之多。至于他们是否分过家、析过产,那就要去追间我的同行历史家毛毛了。  
  ——不论毛毛如何说,今日北京邓府,便是近代中国“家族转型史”中活生生的过渡现象。老祖父怜儿惜孙,还贪恋那“五世同堂”之“福”。  
  (老蒋公亦如此也。所以他把嫡孙一个个的宠坏;庶孙见不了爷爷,就反而变成佳子弟了。)  
  ——我保证,邓老祖父一死,除家庭派对之外,他们邓家便再也不会有十余人同吃大锅饭的事了。历史三峡之水,不能倒流也。但是这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东方传统人伦,是不会泯减的。它将是“后西方时代”,中国造产品,出口转内销的主要项目之一也。  
  旧中原的官宦之家  
  在试撰上节的两千字衍文之前,在下曾咬笔甚久,原思整节删去而终未果行者,盖中国传统家族制,今已迅速转型。它对老辈“中国人”、“外省人”或“荣民老兵”,固属老生常谈。而它对四五十岁以下的“台湾人”、“本省人”、“眷村子女”和“海外华裔”,甚至文革以后的大陆同胞,就是和“辫子”、“小脚”一样的古董了。  
  ——不把这些古董搞清楚,那我们对“袁世凯”这件古玩,也就不大容易说得明白了。  
  袁世凯便是出生于河南省东南部项城县,一宗累世以农为业,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在这种家族里,扶植聪颖子弟,读书上进,参加科举,几乎是合族的事业。偶有佳子弟,“连科及第”、“为官为府”(凤阳花鼓的鼓词),他不但可以荣宗耀祖;合族上下,都可鸡犬升天。  
  ——只是这一“乐透大奖”不易取得。屡试不第,乃是士子之常情;榜上有名,那才是意外。  
  笔者出生的那个台肥唐家,今日有高速公路可通,与项城之间半日车程耳。所以在满清时代,皖北和豫东经济和文化的客观条件,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可怜的我们唐氏老农。历大清二百六十八年之中,只考中了一个秀才。—— 俗语说;“穷秀才,富举人。”考个秀才,管屁用?其惨可知也。不服气而去造反,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有张献忠、洪秀全等寥寥数人而已。其它千百万“屡试不第”者,包括我的老祖宗和曾国藩的爸爸曾麟书(他老人家也前后考了二十五年未考取),就“认命”了。  
  项城袁家,显然原来也是屡考不第的,以致数百年没没无闻。——想不到到了满清末叶的道光年间(一八二一~一八五零),他们袁府忽然一声春雷,大“发”起来。父子进士,兄弟举人,一时俱来。不数年间,项城袁氏一下便从畎亩小民,变成官宦世家了。  
  今且把侯宜杰教授为他们早期袁家所做的世系表复制如下。再以诸家之说分析之。  
  在本表中,我们可看到袁耀东(可能是个屡试不第的老童生,三家村老塾师,所谓“世业儒”者也。见《容庵弟子记》,他有子四人:树三(一八零一~?)、甲三(一八零六~一八六三)、凤三、重三。长三子均为或考或捐(出钱买)的秀才。但是次子甲三却“ 连科及第”。中举之后,又于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鸦片战争前四年)在北京考中进士。——举人和进士是不能花钱“捐”的。  
  甲三与曾国藩(一八一一~一八七二;一八三八年进士)同时;稍长于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零一;一八四七年进士)。在他学成则仕期间,正值清末内忧外患最烈之时; 亦是汉族文臣开始带兵习武时期。因此甲三和曾、李一样,在剿灭太平军和捻军的战役中,都是立有军功的文职大臣。甲三不幸只活了五十七岁。官运方隆时,就一命呜呼了。  
  甲三的长子保恒(一八二六~一八七八)也是道光三十年(一八五零)的进士。比他父亲的进土晚十五年:比李鸿章的进士晚三年。他和李同时;一直也是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文事武功也都煊赫一时。可惜袁保恒也只活了五十二岁就死了。因为他曾作过翰林院编修,所以卒谥“文诚”。在满清颁赠谥法的惯例中,只有生前曾入翰苑,死后才能谥“文”字,如曾文正、李文忠、张文襄…… 等等。保恒谥“文诚”, 其父只谥“端敏”是子胜于父也。  
  他们的父子进士之外,树三的幼子保庆'一八二九~一八七三;此处房兆楹在《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Edited by Arthur W。Hummel。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44。2 volReprinted by SMC Publishing Inc。 Taipei,1991。)误为一八九三,今顺便校正之',和甲三的次子保龄(一八四一~一八八九)也同为举人。这使我想到我唐家那些老祖宗,考了两百年,只考出过秀才来;二者之间,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不过据说我的老祖宗们在清初也有借口,说他们是难民,“义不食周粟”。大明遗氏,不屑要满虏的“功名”。  
  ——没个考科名的传统,等到子孙要想图个把功名,就考不到了。  
  可是在这点“酸葡萄”之外,我还是要提醒读者,帝制时代考科举,原是十考九不取的啊!——屡考不取,才是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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