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之鉴-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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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四台阶：危机与调整（1930—1945），
以罗斯福“新政”为主要标志
这一阶段，美国历史的主要内容，是争夺世界的霸权。但这种努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失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成功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其转折点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实行的“新政”。“新政”不仅挽救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也为美国的最终崛起乃至问鼎世界霸权准备了经济和政治条件。
美国改变“孤立主义”，决定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件事并不令人奇怪，因为美西战争实际上已是美国外交转变的开始，紧接着于1899年提出的有关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和1904年罗斯福对门罗主义所作的“推论”，均加强了这种转变。必须注意的是，伍德罗？威尔逊在1918年年初提出的有关处理战后和平问题的“十四点原则”，因为它包含了三个重要条款：（1）是取消秘密条约，这是要阻止欧洲强国背着美国瓜分世界；（2）是强调民族自决，这是要瓦解欧洲列强的旧殖民体系；（3）是建议建立“国联”，这是企图操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安全体系。这明明是一个争霸计划，但这时的美国虽然已是经济、军事强国，却弱于国际政治和外交，结果威尔逊虽“赢得战争”，却“失去和平”。
但美国仍然从参战中获益，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国民生产总值由1919年的742亿美元，增长到1929年的1031亿美元；国民收入总值从1921年的594亿美元，增长到1929年的872亿美元；人均收入也从1900年时的480美元，增长到1929年的681美元；资本输出从1919年的30亿美元，猛增到1929年的172亿美元。30年代的繁荣并非虚妄，汽车、电机和建筑为繁荣提供了主要支撑，仅汽车业就为工业总产值提供了8％的份额。但20年代的繁荣业有虚假成分，农业长期萧条、分期付款赊销和过分的股票投机，均隐含着难以预料的因素，而这时的美国领导人赫伯特？胡佛，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却过于乐观，竟宣称：“我国今天比任何国家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更接近于消灭贫困的最终胜利。”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化解1929年10月23日开始出现的“大危机”。
但这次“大危机”的爆发也有国外的因素。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战败国德国的惩罚太过：把煤炭基地鲁尔割让给法国，还须支付战争赔款320亿美元。结果，美国不得不向德国大量贷款，德国则用以支付协约国的赔款，但协约国在拿到赔款后还须支付美国的战争借款，这样就造成了美国金融、德国赔款和欧洲重建三者之间的“微妙循环”。1924年，德国发生货币贬值，40亿马克只能兑换1美元，这迫使德国停止向协约国支付战争赔款，进而迫使协约国停止向美国支付战争贷款，当美国人意识到不能收回给协约国的几十亿美元贷款时，便丧失了对美国经济本身的信心，从而引发了1929年10月23日开始的华尔街股市崩溃。
第35节：强国之鉴（35）
1929年10月23日开始的大危机，由金融业迅速波及工业、农业，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末。在危机爆发后的1929年10月29日，一天之内共抛售股票达1640万股。3年内纽约股市价值下降了450亿美元。30年代头3年，银行倒闭达5100家，储户损失亦达几十亿美元。据统计，从1929—1932年，农产品价格下降了56％，农场主平均收入从962美元降至288美元，产业工人的周工资从25美元降至17美元。总之，美国由20年代的空前繁荣演变为30年代的“空前危机”。美国及世界各大媒体都不得不用两个字来形容当时的形势：“恐惧”。而1929年年底，身为美国总统的胡佛仍坚持说：“美国实业从未像今日这样牢固”。他认为“繁荣实无问题。”
但富兰克林？罗斯福却把危机变成了机遇：改革的机遇。他的办法就是实行“新政”（New Deal）。这是他在1932年7月2日接受总统提名时，向美国人民立下的誓言：“我要向你们保证，我对自己立下誓言，要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什么是“新政”？国内外有关研究“新政”的著述连篇累牍、车载斗量，认为所谓“新政”就是实行国家干预和社会改革。其实，国家干预和社会改革并不是“新政”的新东西，而是美国及各国早就实行的政策，只不过罗斯福的“干预”和“改革”空前加强罢了。“新政”时期真正的关键词是“调整”（adjustment），这是对几百年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后提出来的。“干预”也好，“改革”也好，均是为了落实“调整”。“调整”涉及四个方面的关系：（1）是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主要是更加明确劳方的权利和资方的义务，如《全国劳工关系法》（1935年7月）规定：工人有“集体谈判”的权利；（2）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创造“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如《全国工业复兴法》（1933年）反对在生产和贸易中实行垄断；（3）是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改变长期以来对企业的发展过于“自由放任”的政策。主要是加大了国家对企业经营的干预，如《全国工业复兴法》授予总统管理全国经济的权力；（4）是社会各阶层财富分配不公。1935年通过的《税收法》对年收入超过5万美元的人征收附加税。有人认为，这类改革已是美国经济的“革命”，那是夸大了。所谓“调整”就是运用国家力量，修正上述各方面的关系并使之趋于正常化，其实质乃是一种改良。但有一点必须指明，就是“新政”不仅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国家从此还通过政府拨款和创办企业等活动，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发动机”。从此，美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除了个人、集体之外，还增加了一个新的角色，这就是“国家”。这是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第二次大转换，国家现在既是整个经济的“发动机”，也是许多重要企业的创立者。罗斯福的“新政”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1）是靠了罗斯福个人的领导魅力，他关于“我们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的宣示正是其领导魅力的表现；（2）是靠了以雷蒙德？莫利为首的“智囊团”的帮助，这些“智囊”都是有关方面的专家；（3）是靠了他采取的新的“亲民”的领导风格和方式，如直接诉诸国民和舆论的“炉边谈话”方式；（4）是靠了他大胆的改革，对经济做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是违反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的。
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克服了资本主义有史以来的一场最大的危机，其成功还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准备了物质基础，并为美国最终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创造了条件。那么，美国又是怎样一步一步爬上世界霸主的宝座的呢？第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通过修改“中立政策”，变“不干预”为“参战”，回到国际事务中来，并成为影响国际形势的积极力量，这意味着“孤立主义”外交的结束。第二，由于“中立”政策的结束，美国修改对外贸易政策，积极向民主国家提供军事贷款和军事物资。这一方面使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另一方面使美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至1948年，美国工业已占世界总产量的534％，世界出口总值的324％，世界黄金储备的745％。第三，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世界金融会议，决定以下列三原则成立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5美元等于一盎司黄金；（2）各会员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固定；（3）美元可代替黄金作储备，从而建立起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第四，由于参战，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大地扩大了它的战争机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军队已有1200万人，军事工业尤其获得巨大发展。据统计，1941年7月—1945年7月，美国用于军火生产的开支达1860亿美元，4年中生产坦克86338辆，飞机297000架，登陆艇64500艘，军舰、运输舰几千艘。第五，通过建立反法西斯联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功建立了威尔逊未能建立的国际安全机构——联合国，并通过“五大国一致”原则及由此形成的“大国否决权”确保了美国在联合国的主导地位。因为这时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同时在50个国家和地区驻军，又以对各国拥有506亿美元的债权作为其称霸的经济手段。
第36节：强国之鉴（36）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美国，已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其权力在世界历史上超过昔日的英国。这是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己经崛起的标志。
五、
第五台阶，称霸与冷战（1945—1990），
以“高科技”为主要标志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已经崛起的标志，也是美国历史的新的转折点，因为美国的参战不仅为这个国家夺取世界霸权提供了机遇，也为其社会经济的新转型准备了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导美国历史走向的主要问题是“冷战”。美国人认为“冷战”是为了对付所谓“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实际上是起源于美国和西方对共产主义的仇视，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虽然在东欧增加了一批新的盟国，但整个苏东地区百废待举、力量很弱，根本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威胁，在对外关系中尚处于“守势”。
与此相反，早在1941年，亨利？卢斯就提出了20世纪是“美国世纪”的概念，到1945年4月，杜鲁门声称美国已取得了“世界领导地位”。1946年2月乔治？凯南发自驻苏使馆的反苏的8000字电文，以及丘吉尔于是年3月在美国富尔顿发表的“铁幕”演说，实际上是内外呼应的冷战宣言。于是便有了1946年9月美国总统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秘密报告中“遏制”苏联的建议，以及1947年3月正式宣布对抗所谓“共产主义恐怖威胁”的“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再接着便是在1948年8月建立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与之对应的《华沙条约》，则晚至1955年5月才正式签订。美国对所谓“共产主义威胁”反应过敏，充分表现在1947年3月杜鲁门发布的所谓“忠诚法令”并据此成立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这件事情上，以致引发了来自美国内部的真正的恐怖威胁，即制造了许多“恐怖事件”的“麦卡锡主义”。
“冷战”并不排斥热战。1950年6月25日美国发动的侵朝战争以及后来干涉越南的战争，都是明证。虽然新的世界战争大战并未打起来，但这种和平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核威胁”平衡的基础之上的，被称之为“恐怖平衡”。因为美苏两大军事集团，首先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为了“冷战”，即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都不得不大力发展高科技，以争取军事优势。在这方面，美国最先意识到这一点。早在1945年9月6日，在日本正式投降后的第四天，杜鲁门总统在向国会提出的“21点战后复兴计划”中就明确提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当今世界上维持领袖地位，除非它充分开发了它的科学技术资源。”这是第一次把发展高科技放在争霸世界这样的战略地位来考虑，并把它作为争夺世界霸权的关键性因素。此后，这一战略思考在美国从未放弃。1960年7月15日，肯尼迪在发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说中说：“今天的‘新边疆’是未知的科学和空间领域，未解决的战争和平问题，尚未征服的无知和偏见的孤立地带，尚未有答案的贫困与过剩课题。”1979年，美国参议员马尔科姆？瓦罗普提出著名的“天基防御”概念，不久就诞生了比肯尼迪的“阿波罗”计划更庞大的“星球大战”计划。批准这一计划的里根总统的一位顾问在其著作中说：“空间不仅是国家安全的关键，而且是经济增长和能源供应的关键。”所有这些言论、理论和计划，都诠释了霸权、高科技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