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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俚某衫宰辖俏骰胖烈煤驮岸捧下匪稚�60 段点景，建造各种不同形式的龙棚、经坛、戏台、牌楼和亭座。江南、杭州、苏州三个织造衙门，特造彩绸10 万匹，以供庆典之需。光绪二十年六月（1894 年7 月），中日战争爆发，中外舆论都认为中国必胜。光绪帝主战，慈禧太后亦主战，“不准有示弱语”①。但是，当有人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点景，移作军费的时候，慈禧太后却非常生气，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①后来，清军在朝鲜战场上接连失利，北洋海军又在黄海之战中受到严重挫折，慈禧太后转而支持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方针，幻想外国出面调停。由于形势日益紧张，慈禧太后不得不宣布：“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②在大连陷落，旅顺危急的情况下，慈禧太后在宁寿宫度过了她的60 岁生日。十月二十四日（11 月21 日），旅顺失守。美使田贝根据美国政府的指示为中日调处，先令停战，若议不成，再开战。光绪帝认为，“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无以计误我耶？”③不愿接受。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珍妃之兄礼部侍郎志锐“上书画战守策，累万言”④。并与文廷式等弹劾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等主和派大臣。为了打击主战派，十月二十九日（11 月26 日），慈禧太后以“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为借口，将晋封不久的瑾妃、珍妃降为贵人⑤。一天之后，又说珍妃位下太监高万枝“诸多不法”，交内务府杖毙①。接着，将奉光绪帝之命在热河练兵的志锐召回北京，调充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并裁撤满汉书房以孤立光绪帝。但是，主战的呼声并未因之停止。十二月初一日（12 月27 日），御史安维峻上书，请杀李鸿章并弹劾军机大臣，认为“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并托之传闻说，“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尽管他表示对于这样的传闻“未敢深信”，而“未敢深信”的理由则是：“皇太后既归政，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①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五年正月丁卯。
①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五日。
② 转引自王芸生《六十年中国与日本》第2 卷，第222 页。
③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年八月庚午。
④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⑤ 《清史稿》卷470《志锐传》。
① 《清德宗实录》卷352，光绪二十年十月壬申。
臣民？”把予头直接指向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大怒，将安维峻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②。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1895 年2 月7 日），刘公岛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清廷派往日本议和的使臣张荫桓、邵友濂又遭到拒绝，日本要求另派十足全权、曾办大事、名位最尊、素有声望的人为谈判代表。慈禧太后决定派遣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议。这时，李鸿章已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职留任。正月十八日（2 月12 日），慈禧太后面谕军机大臣：“即著伊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奕䜣说：“上意不令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慈禧太后说：“我自面商。既请旨，我可作一半主张也。”③次日，发布上谕，李鸿章著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作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三月二十三日（4 月17 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了《马关条约》。
②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二日。
③ 《清史稿》卷445《安维峻传》。
第六节戊戌政变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掀起了一个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光绪帝锐意变法，遭到了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光绪帝曾对庆亲王奕劻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奕劻转告慈禧太后，慈禧太后非常生气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奕劻再三劝说，慈禧太后才表示同意，“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1898 年5 月29 日），恭亲王奕䜣病死。四月二十三日（6 月11 日），慈禧太后面告光绪帝：“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①于是，光绪帝发布了由翁同龢起草的定国是诏。四月二十五日（6 月13 日），诏命康有为等于二十八日（16 日）进见。二十七日（15 日），慈禧太后却迫使光绪帝下诏，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并接连发布几道上谕：命王文韶来京陛见，以荣禄暂署直隶总督，嗣后在廷臣工，如蒙皇太后赏加品级及补授满汉侍郎以上各官，均著于具折后诣皇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著一体具折奏谢。又寄谕荣禄，定于本年秋间恭奉太后由火车路巡幸天津阅操。五月初五日（6 月23 日），王文韶补授户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荣禄补授直隶总督，兼充办理通商事务北洋大臣，节制北洋三军；崇礼补授步军统领，将人事、财政和军事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当变法的诏书接连而下的时候，守旧官员非常惶恐，多跪请于太后，请她出面禁止，慈禧太后笑而不言。有人再三哭求，慈禧太后笑着说：“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事犹不及汝耶？”②七月十九日（9 月4 日），礼部尚书怀塔布等阻格王照条陈事务，光绪帝一怒之下，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徐会沣、溥■、曾广汉6 人同时革职。怀塔布的妻子向慈禧太后哭诉，慈禧太后对怀塔布深表同情，“召赴颐和园，详询本末，令其暂且忍耐”①。二十日，光绪帝赏给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4 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康有为建议仿先朝开懋勤殿故事，选举英才，并延请东西洋专门政治家日夕讨论，讲求治理。光绪帝令谭嗣同拟旨，并让他查阅历朝圣训，将康熙、乾隆、咸丰三朝开懋勤殿故事写进上谕。七月二十九日（9 月14 日），光绪帝去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求开设懋勤殿，“太后不答，神色异常”②。光绪帝感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召见杨锐，赐给密诏，要他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良策。谭嗣同建议争取正在小站练兵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的支持。八月初一日（9 月16 日），光绪帝在颐和园玉澜堂召见袁世凯，著开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劝袁世凯于初五日（20 日）请训时，请光绪帝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领本部兵赴天津，见荣禄，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隶总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禄大逆罪状，即封禁电④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
①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②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① 梁启超：《戊戌废立详记》，《戊戌政变记》卷2。
②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局、铁路，迅速载所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③。袁世凯表示同意，并满有把握地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①但是，守旧势力并没有睡觉。早在七月二十日（9 月5 日）以后，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就先后前往天津与荣禄密谋。袁世凯奉诏入京之后，荣禄即假称有英国兵船数只游弋大沽海口，传令各营整备听调。令聂士成带兵10 营来津，驻扎陈家沟，以断袁军入京之路，并派人给袁送信，要他立即回防。这时，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已到达北京，光绪帝准备于八月初五日（9 月20 日）召见。一些维新派人士认为，如果任用伊藤等人，就可以使新政成功，国家转危为安。守旧势力则认为：“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八月初三日（9 月18 日），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呈递密折，指控维新派“蛊惑人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贻误宗社”，并“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谋”②。这天，奕劻、载漪同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并说：“伊藤已定于初五日（20 日）觐见，俟见中国事机一泄，恐不复为太后有矣。”③慈禧太后立即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提前于初四日（19 日）由颐和园还宫。慈禧太后直入光绪帝寝宫，抄走了所有的奏折，当即令人将光绪帝送往瀛台。从此，光绪帝失掉了人身自由，尽管八月初五日（9 月20 日）袁世凯请训，伊藤博文觐见，都按原计划进行，但是，这些活动，都有慈禧太后的心腹严密监视。八月初六日（9 月21 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由慈禧太后再行训政。就在这一天，慈禧太后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将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革职，并令步军统领衙门将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拿交刑部治罪。以“滥保匪人，平素声名恶劣”的罪名，将御史宋伯鲁革职，永不叙用④。
八月初八日（9 月23 日），慈禧太后在勤政殿举行训政大典。由于袁世凯的告密，慈禧太后已经知道康有为等的密谋。初九日（24 日），又下诏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审讯。未俟复奏，即以“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的罪名，于十三日将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6 人杀害①。康有为、梁启超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逃亡国外。许多参与或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分别受到了降级、革职、流放的处分。一切新政全被废除，一场自上而下的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扼杀了。
但是，慈禧太后并不以此为满足，她还想以光绪帝病重为借口，另立新君。由于列强和一些地方督抚的反对，慈禧太后的计划没有实现。
最后，慈禧太后采纳了荣禄的建议，以光绪帝“痼疾在躬，艰于诞育”
为理由，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 年1 月24 日），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
③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① 袁世凯：《戊戌日记》。
② 梁启超：《谭嗣同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杨崇伊：《吁恳太后即日训政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④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①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丁亥。
第七节对义和团的抚与剿，对帝国主义屈膝投降义和团运动刚刚在山东兴起、开展“灭洋仇教”的反帝斗争的时候，慈禧太后是一意主剿的。她曾多次谕令地方督抚“实力搜剿，毋得养痈贻患”②。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慈禧太后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四日（1899 年12 月6 日），慈禧太后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撤换了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的山东巡抚毓贤而代之以袁世凯。但是，在十天之内，她接连三次发布谕旨，要袁世凯严饬各属，“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不可徒恃兵力”①。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②。这时的慈禧太后，既不敢得罪帝国主义，又害怕一味操切，会激成巨祸。她希望各省督抚慎选贤吏，整饬地方，与民休息。遇有民教词讼，持平办理，不稍偏重，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从而达到“固根本”、“联邦交”的目的③。后来，山东义和团由于袁世凯的镇压，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直隶的义和团却得到迅猛的发展，并进入北京。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1900 年5 月22 日），涞水义和团杀死了前往镇压的清军副将杨福同。二十九日，义和团约30000 人占据了涿州。各国驻华公使在照会清廷强烈要求镇压义和团之后，又不顾清廷的反对，坚持调兵进京保护使馆。五月初三日（5 月30 日），军机大臣、刑部尚书兼顺天府尹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莹奏称：义和团声势浩大，“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④。对于这样的意见，慈禧太后非常欣赏。但是，义和团是否可靠，慈禧太后还没有把握。五月初九日（6 月5 日），慈禧太后派遣赵舒翘、何乃莹前往涿州，“名为宣旨解散，实隐察其情势”①。次日，慈禧太后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