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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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捻军。他以水师炮船封锁黄河，防止捻军北上，又利用运河、淮河、沙河、贾鲁河等河流的自然地形，挖壕筑墙，进行设防，企图限制捻军的流动。但所有这些，都没能奏效。捻军这时已分东、西两支，仍然往来穿插，驰骋南北东西，使清军经常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同治五年八月（1866　年9　月），赖文光部东捻与张宗禹部西捻在河南开封大会师，一举冲破曾国藩布置的沙河及贾鲁河防线，大败河南巡抚李鹤年的河防军。然后乘胜东向，突破运河防线，进入山东水套地区。九月，自山东回师，再破清军河防，重返河南，如入无人之境。这使曾国藩煞费心机辛苦经营的合围河防“剿捻”计划破产，不得不自认“剿捻无功”。
　　由于曾国藩劳而无功，清廷决定以李鸿章来接替他。曾国藩自己也深感这种局面难以维持，便于同治五年十月自请开缺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等职衔，另派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自己以散员留营效力，并附片暂将封爵注销。清廷只撤换了他的剿捻钦差大臣，命令他南返两江总督原任。
　　同治六年正月（1867　年2　月），曾国藩由周口剿捻据点，途经徐州，二月返抵江宁，还驻两江总督衙门。此后两三年间，清廷为了对他进行安抚，先后补授他以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等头衔，并于同治七年七月调他任直隶总督。这年十二月至翌年二月，他在北京受慈禧太后与同治帝的数次接见，并在国宴上班列汉官之首，与满大学士倭仁东西相对，享受清廷的最高荣宠。然而在骨子里，曾国藩通过实际的观察体会，对清皇朝之前途及其当权人物深感失望，心情十分凄凉阴暗。还在同治六年六月间二十日晚（1867年7　月21　日），他就私下与他的机要幕僚赵烈文在闲谈时透露出自己的忧虑。他对赵烈文的清廷“根本颠扑”，命运“殆不出五十年”的估计，起先不肯相信，以后觉得赵的分析有理，而希望速死，免得看到清朝的崩溃而难过③。以后他北上到京、津等地，通过亲自考察和直接了解，对清廷及主要当权人物更是失去信心，感到清廷大势已去，更增添了心头的愁闷。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第91　页。
　　第八节“曲全邻好”
　　同治九年五月（1870　年6　月）天津发生了重大教案，爱国民众愤怒惩罚欺压中国人民、无视中国主权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等侵略分子，焚毁教堂和外国驻津机构多处。事件发生后，清廷派遣曾国藩前往处理。曾国藩到天津后，明知这次教案“曲在洋人”，但为了讨好侵略者以维持“中外和好”，他不惜违心地大肆惩办中国人民，将“启衅”的罪名硬加到天津老百姓头上。当时，在中法代表交涉期间，法国公使罗淑亚声势汹汹，以武力进行威胁，企图迫使清廷完全接受其极为苛刻的条件，连清廷都感到事态严重，“有诏备兵以待”，而曾国藩却说：“百姓小忿，不足肇边衅”①。他的对外既定方针是“即令审得确情，实系曲在洋人”，“吾辈亦宜含浑出之，使彼有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道”；“如其曲不在洋人，凭谣言以煽乱，尤须从重惩办”②。在他主持下，完全满足了法国侵略者的要求，任意逮捕了80余名无辜群众，重刑逼供。“先后两次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各犯二十五人，天津知府、知县发配边疆，赔款四十九万七千余两”③，还由清廷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为专使到法国赔礼道歉。曾国藩这种视人民如草芥、曲意讨好外国侵略者的卑劣行为，不能不引起全国舆论的强烈反对，甚至连旅居北京的湖南士大夫也气愤地砸掉他悬在湖南会馆上的匾额，声言开除他出同乡会。在社会舆论的共同谴责下，曾国藩不得不承认对于这一事件“办理过柔，寸心抱疚”，“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为一生憾事”。以后还再三写信对人表示“神明内疚，至今耿耿”。但实际上他又认为从维护清朝统治利益上讲，是做得对的。他在向清廷奏报对天津教案一事的处理时说，“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①，认为“兵端一开，不特法国构难，各国亦皆约从同仇。能御之一口，不能御之于七省各海口；能持之于一二年，不能持之于数十百年，而彼族则累世寻仇，不胜不休”②。他进而提出“皇上（指同治帝）登极以来，外图强盛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③。他认为为了维护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惟有采取对外屈辱乞和的妥协方针。也就是在这个奏折中所说的，今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兵端不可自我而开，以为保民之道”。
　　此后，他更与郭嵩焘、李鸿章往复讨论。李鸿章说：“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长久。今之各国，又岂有异。”④曾国藩答复道：“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①他们总结出的“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作为他们对外行动指南，并成为清廷对外关系的总方针。
　　①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27，《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　册，第411　页。②　李鸿章：《曾文正公神道碑》，《曾文正公全集》卷首，第62　页。
　　③　《复崇地山宫保》、《复恭亲王》，《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2，第12、43　页。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7，第14—15、42—43　页。
　　②　《复陈津案各情片》，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4　页。③　《复刘霞仙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3，第4　页。
　　④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49　页。
　　①　《复曾相》，同治九年闰十月二十一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第27—28　页。曾国藩按以上指导思想办理天津教案是完全得到清廷同意的，但是由于舆论的指责集中在曾国藩一人身上，使他一下子由“中兴名臣”变成“卖国贼”。为了缓和“清议”，减少自己所受压力，曾国藩上疏请求另派大臣到天津协同办理。清廷接受他的请求，派遣工部尚书毛昶熙、江苏巡抚丁日昌赴津会办教案。这时正好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死，便下令调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而派李鸿章接替他为直隶总督，复查天津教案。这实际上等于宣布曾国藩没有处理好天津教案。清廷把曾国藩推出来当替罪羔羊，使曾国藩深感难堪，并为之寒心。
　　曾国藩于同治九年（1870）九月下旬离津入京，十月十五日（11　月7　日）由京南行，闰十月二十日（11　月12　日）抵江宁。此后他于同治十年十月曾乘船到江苏长江南北诸城镇巡视军营，并到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总局所属各厂。由于重病缠身，加上长期的精神抑郁，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　年3　月12　日），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衙门，终年62　岁。
　　他死后，清廷给他以最高嘉奖，在专发的上谕和祭文中对他大加赞扬，称他“公忠体国”，追赠太傅，谥以“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将其生平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
　　第十一章李鸿章第一节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起家李鸿章，字子黻，号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日（1823　年2　月5　日）出生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父李文安曾官刑部郎中，记名御史。李鸿章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考中举人。翌年，通过父亲与曾国藩同年的关系，师事曾氏，“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过了两年，李鸿章考中进士。道光三十年（1850），授翰林院编修。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李鸿章曾多次率领团勇协助安徽地方官员对抗太平军。咸丰八年（1852），李鸿章奔江西晋谒曾国藩，入其营幕。次年十月，被任命为福建延建邵遗缺道，未曾到任。在曾幕期间，李鸿章郁郁不得志，师徒之间微有龃龉，曾一度拂袖他去，“闲居一年”。咸丰十一年（1861）秋，湘军攻陷安庆，他又回到老师的营幕，这时，曾国藩对他另眼相看，举凡“军国要务，皆与筹商”。李鸿章受到重用，从此成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左右手。
　　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进军苏、杭，威胁上海。李鸿章奉命回安徽招募淮勇，皖籍地主武装张树声、周盛波、潘鼎新、刘铭传等人纷纷响应，不久，一支拥有6500　余人的淮军正式编成。淮军建立之初，“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军章程”②。曾国藩调拨湘军数营并入该军，又以湘军悍将程学启、郭松林等人充当军中头目。同治元年（1862）夏，李鸿章统率淮军由安庆乘英轮来到沪上，旋奉命署江苏巡抚。李鸿章从曾国藩手下的一个幕僚，一变成为清朝统治集团重要的一员，并在军事上取得独当一面的指挥权。
　　淮军抵沪后，曾国藩谆谆告诫李鸿章对待侵略者要恪守“忠信笃敬”信条。李鸿章又看到外国军队拥有新式枪炮，叹为“神技”，“日诫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①。他一面以重金聘请洋教官到各营教习；一面向侵略者购买新式武器。此外，他还“全神笼络”华尔，企图通过他向外国聘请“铁匠制炸弹，代购洋枪”②，并以他“一人之心”去“联络各国之好”③。
　　为了认真训练淮军，并与外国侵略者协同作战，李鸿章与何伯以及英国陆军提督士迪佛立订立会商攻打太平军协议，规定：（1）李鸿章派出淮军6000人与侵略军“共维大局”，其中3000　人进驻南桥，3000　人由英国军官负责严加训练；（2）作战中夺取的军需品应归淮军所有；（3）双方军事调动必须互相通知，并互相供给军事情报。这样，李鸿章与资本主义侵略者正式建立了共同镇压太平军的军事合作。
　　同治二年（1863）春，李鸿章与士迪佛立订立《会同管带常胜军条约十六款》，议明：（1）全军编制3000　人，暂以奥伦为统领，清军以副将李恒嵩会同管带；（2）常胜军及统带官由抚台（李鸿章）指挥；（3）军费开支由海关②　《复李中堂》，《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3，第10　页。
　　①　梁启超：《李鸿章》，第26　页。
　　②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
　　③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
　　收入供应，军火由李鸿章购买拨给。常胜军整顿后不久，戈登取代奥伦为统领，李鸿章很快“成为戈登的好友和赞助他的人”④。
　　常胜军整顿后，的确帮了李鸿章的大忙。同治二年三月（1863　年5　月），太仓陷落，太平军被“追斩殆尽”①，李鸿章赞扬戈登“坚忍镇定”。不久，昆山失守，太平军7000　余人被俘，3　万人遭杀害，李鸿章对戈登的“奋勇”表示“殊堪嘉尚”②。十月（12　月），苏州被攻占，李鸿章率军大肆抢劫财物，并发给常胜军7　万元，后奉旨另犒赏戈登银1　万两，以资鼓励。次年四月，攻陷常州，常胜军宣告解散，留洋枪队300　人、炮队600　人并入淮军。攻陷苏、常后，清军加紧进攻天京。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　年7　月19　日），攻陷天京。李鸿章又调派淮军追杀太平军余部。由于平定“粤寇”有功，清廷赐封李鸿章“一等肃毅伯”。他的淮军由原来的6000　余人逐渐扩充到六七万人，逐步取代湘军成为清廷所倚重的一支凶恶军队。在劫掠人民财富方面，李鸿章也并不比曾国藩兄弟逊色，李家兄弟数人在绞杀太平军期间，就兼并土地约60　万亩。
　　太平天国起义被扼杀后，清廷集中兵力围剿捻军。同治五年（1866）秋，李鸿章吸取了曾国藩失败的教训，认为要扑灭“倏忽无定”的捻军，必须增添马队，马步配合，左右夹击，前后堵截，才能扭转尾随追逐，劳而无功的局面。在战略上，他坚守曾国藩“画河圈地”的主张，实行“扼地兜剿”，驱逐捻军到“山深水复之处”③，重重围困，加以歼灭。与此同时，还“阴招其饥疲裹胁之众，使其内乱残杀”①。同治六年十二月（1868　年1　月），赖文光被俘就义，东捻军为李鸿章所扑灭。同治七年正月（1868　年2　月），西捻军进入直隶，“京师大震”，清廷急调李鸿章、左宗棠进行镇压。七月（8月），西捻军进入山东境内黄河、运河和徒骇河之间的狭窄地带，被清军围困，无法突围失败。
　　李鸿章在镇压捻军中立下汗马功劳，于同治六年（1867）被清廷实授为湖广总督，西捻军覆灭，又赏加“太子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