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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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严复：《辟韩》，《严复集》第1 册，第34—36 页。
② 严复：《辟韩》，《严复集》第1 册，第34—36 页。
③ 严复：《辟韩》，《严复集》第1 册，第34—36 页。
④ 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 册，第32 页。
⑤ 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 册，第1—2页。
亡，要富强，“则不容不通知外国事，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并且断言“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大声疾呼：“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⑥严复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来反对封建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在这一点上超过了康有为。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鲜明地把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同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对立起来，要求人们不要再走老路，必须改弦易辙，另走新路。这就从思想上武装了进步的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使爱国救亡运动有了新的理论基础。
严复除积极宣传变法维新主张外，还积极参与创办新式学校。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担任了新成立的俄文馆总办，亲拟课程，延聘教师。他主持的这所学校，成为我国最早的俄语学校。与此同时，他还协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专讲泰西诸学”⑦，培养维新人才。
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急于选拔新政人才，贵州学政严修建议，除八股取士普通科外，另设特别进士科——经济特科，作为选拔人才的途径。凡是长于内政、外交、理财、军事、科学、工程等人员，仿照博学鸿词科的成例，由大臣推荐考试。光绪帝接受了他的建议，并说：“俟咨送人数汇齐至百人以上，即可奏请定期举行特科。”严复先被顺天府尹胡燏芬推荐参加考试，后由詹事府詹事王锡蕃直接向光绪帝推荐。王锡蕃在奏折中说：“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候选道严复，本船驾驶学生，出洋学习，于西国典章名理之学，俱能探本溯源，精心研究，中学亦通群籍，著述甚富，水师情形，尤其所熟知专习，久在北洋供差，奉公之外，闭户寡合，其立品尤为高卓”，请“量才器使”①。光绪帝命严复来京觐见。
严复被光绪帝召见回寓后，将在当年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至十四日（1 月27 日至2 月4 日）《国闻报》连载的《拟上皇帝书》加以修缮，送呈光绪帝。《拟上皇帝书》的中心思想是提出“谋国救时之道”。他说：“今日之积弱，由于外患者十之三，由于内治者十之七也。其在内治云何？法既敝而不知变也。”因而“谋国救时之道”，“不外标、本两言而已。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夫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所以他主张未变法前先“治标”，变法后才“治本”。他又提出“治标”三策、“治本”四策。“治标”三策是：（一）“联各国之欢”；（二）“结百姓之心”；（三）“破把持之局”。严复认为：“不联各国之欢，则侮夺之事，纷至沓来，陛下虽变法而不暇；不结百姓之心，则民情离涣，士气衰靡，无以为御侮之资，虽联各国之欢，亦不可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则摇手不得，虽欲变法而不能也。”②至于“治本”四策，在《拟上皇帝书》中没有具体说明，但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七日（1898 年8 月23 日）《吴汝纶致严复书》中，可知其端倪。书中说：“所示四事，皆救时要政，国势险夷，万法坐敝，条举件论，不可一二尽。又风俗不变，不惟满汉畛域不能浑化，即乡举里选，亦难免贿赂请托、党援倾轧之弊。而土著为吏，善则人地⑥ 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 册，第1—2页。
⑦ 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 册，第50 页。
① 《通艺学堂章程》，铅字排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② 王锡番：《奏保人才折》，《戊戌变法》第2 册，第375 页。
相习，不善则亲故把持，此皆得半之道。”①同年三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保国会，号召人们于覆屋漏舟之中，合群以救之，激耻以振之，厉愤气以张之②，以保国、保种、保教。严复于四月在《国闻报》上连续发表《有如三保》、《保教余议》等论文，对保教予以批评。他说：惟于“以孔子之道律今人，乃无一事是皈依孔子，以此而云保教，恐孔子有知，不以公等为功臣也”③。“孔子虽正，而支那民智未开，与此教不合。虽国家奉此以为国教，而庶民实未归此教也。”①但是，严复的万言书还未送到光绪帝面前，慈禧太后就发动了政变。
严复是当时著名的维新人物，政变时却免受株连，主要原因在于他只是在文字上宣传维新思想，不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再加上《国闻报》背后有日本人的支持，慈禧太后、荣禄惧怕日本的干涉，不敢轻易对他下毒手。
① 严复：《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1 册，第63—77 页。
② 《严复集》第5 册，第1562—1563 页。
③ 康有为：《保国会序》，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231 页。① 严复：《有如三保》，《严复集》第1 册，第82 页。
第三节翻译西书严复在积极鼓吹变法维新的同时，决心致力于翻译著述，介绍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和政治学说以“警世”。从光绪二十年（1894）开始，他先后翻译了11 部外国著作，约170 多万字，其中《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最为有名，人们通称为严译八大名著。
严复译著多是用意译。在译述过程中，常常参照自己的见解，用夹译夹议的方式，或者用按语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所以，他译的书，不能看成一般的译著，在很大程度上应视为他的著作。他对译书要求很严，主张译书要忠于原著，准确地表达原意，文字要清晰流畅优美。这三点要求，他概括为“信、达、雅”三原则②。他的翻译，被誉为“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①，被称为“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②，康有为称颂他“译才并世数严林”，把他与林纾并称。
严复译书是有所选择的，既不同于洋务派偏重在天文、数学、机械、汽轮制造等科学技术，又不同于林纾主要在文学艺术，而着重在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方面，他又把重点放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经典著作上，尤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政治学等等。他认为只有从这些著作中才能找到西方国家强盛的真正命脉之所在，其他那些都不过是“形下之粗迹”。他把译书与寻找救国道路结合起来，翻译《原富》是为了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翻译《名学》是为了用新的思想方法打破程朱理学的束缚，翻译《法意》是为了反对君主专制主义，倡导君主立宪制度等。在这些译著中，影响最大、最重要的是《天演论》。
《天演论》是严复根据英国生物家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选译的，原篇名叫《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用文言文意译了它的主要内容，并附加了自己的许多见解，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1897 年12月）开始在《国闻报》上陆续发表。次年三月正式出版。《天演论》的基本思想是阐述达尔文的进化观点，认为生物不是自古不变，而是按“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发展变化的。所谓“物竞”，就是生物之间“生存竞争”，优种战胜劣种，强种战胜弱种。所谓“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自然淘汰。就是说，生物的进化是在“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的过程中发展变化的。在严复看来，《天演论》最主要的意义在于“质力杂糅，相剂为变”③。他反复宣传和强调这种“变”的观点，并利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向中国人民敲起了祖国危亡的警钟，大声疾呼：要顺应“天演”的规律，改革现状，变法维新，才能避免危亡之祸，否则，就会在“生存竞争”和“天然选择”中，被“优胜劣败之公列”所淘汰。严复以生物的“自然竞争”、“适者生存”来代替社会的阶级斗争，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但在当时的中国，即将被列强瓜分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一方面号召学习西方，“与天争胜”，② 严复：《保教余议》，《严复集》第1 册，第85 页。
① 〔英〕赫胥黎著，严复译：《天演论·译例言》，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② 吴汝纶：《答严几道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一。
③ 吴汝纶：《天演论序》，《严复集》第5 册，第1318 页。
“自强保种”，对唤起人民的觉醒，振奋民族的精神，变法自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起了启蒙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打击了那些高唱“夷夏之辨”的封建顽固分子，揭露了他们愚昧腐朽的真面目，确有振聋发聩之作用。所以，《天演论》一发表，震动全国，“风行海内”。它给处于“学问饥荒”环境中的思想界，输送了新鲜的食粮，使人们禁锢的思想，为之一振。康有为读到这部译稿后，推崇严复所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①，并在《孔子改制考》中吸取了进化论的观点。如梁启超所说：“（康有为）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②梁启超根据严复介绍的进化论，在《时务报》上大做文章，许多爱国志士纷纷以进化论为武器，要求改弦更张，另谋新路。人们和学校纷纷用“竞存”、“适者”、“演存”、“进化”、“进步”之类的词汇命名，一时成为时尚。
《天演论》的发表，不仅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而且对行将到来的革命起了极大的影响。正如革命派所指出的那样“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③。
① 《天演论》，第6 页。
② 康有为：《与张之洞书》，《戊戌变法》第2 册，第525 页。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第四节反对民主革命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严复离开天津，避居上海。其间，曾参与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并被推选为副会长。此外，他还开名学会，讲演名学（逻辑学）。从此，他脱离了海军界，离开了工作20 多年的水师学堂。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严复被开平矿务局总办张冀邀去天津，“主开平矿务局事”。这个局是在英国控制下的所谓“中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