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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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提出了一系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具体措施。（1）买进西方坚船利炮，并在国内设厂制造。起初，他以为只靠买进船炮，就可以掌握长技，后来进一步认识到必须自己生产才不受洋人牵制，因而具体提出建议：在广东虎门外设置船厂、火器局，延请法国、美国等“夷目”分携工匠前来司造船械。如此，“我有铸造之局，则人习其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2）发展“自修自强”的对外贸易，学习西方技艺，利用西方各国之间矛盾。魏源认为，对外贸易如果没有鸦片进口，是有利于中国的。他以道光二十七年（1847）情况为例分析，外国输入中国的货物（不包括鸦片）值银“二千十四万八千元”，而中国出口之货值银“三千五百有九万三千元”，“使无鸦片之害，则外洋之银有入无出，中国银且日贱，利可胜述哉？”①在进口物品中，他主张进口大米的同时，进口武器及发展工业所需的“铅、铁、硝”等物，也准外商以“艘械抵茶叶湖丝之税。”（3）积极培养掌握西方长技的人才。魏源认为中国也应该像西方那样，鼓励学习科学技术，改变单纯以科举词章取士的制度。如有能造西方战舰、火轮船、大炮、水雷等新式器物者，即可给以科① 黄丽镛：《魏源年谱》，第228 页。
② 《海国图志叙》。
③ 《海国图志》卷37。
④ 《海国图志》卷2。
① 《海国图志》卷2。
甲出身。（4）设立译馆，翻译介绍西方书籍。魏源说：“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①他十分称赞林则徐在广东设译员翻译《澳门月报》等外文书报的举措，自己也非常注重西方著作。他在《西洋人玛吉士地理备考序》中说：西方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者，是瀛寰奇士，域外之良友”，应该积极地向他们学习。据统计，《海国图志》一书中魏源引用的西方著作就达20 种之多。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早期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冲击了自明清以来唯我独尊、视外国为“夷狄”，视中外交往为“来贡”的蒙昧传统，大胆提出“师夷”的口号，开创了吸收外来先进文明的风气。尽管这种吸收和学习在魏源身上只达到对西方部分物质表层的认识阶段，但他开创了为拯救中国、抵抗外国侵略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河，这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思想，在中国近代相当长的时期中，一直为各个阶层的先进人物所遵循。如王韬所说：“师长一说，实倡先声。”②值得注意的是，在魏源为抵御外侮而激发的新思想中，朦胧地闪现着一些代表近代资本主义要求的思想光芒。他提出的建立新式军事工业的主张，也包含有建立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因素。他看到军事工业的兴起，必将刺激国内商业的勃兴和新技术的传播，对近代工业产品必有蜂起的需求，“盖船厂非徒造战舰也。战舰已就，则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先效尤，宁波上海之贩辽东、贩粤洋者，亦必群就购造”。因此，军事工业除造战舰外，其他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等等，“凡有益民用者”，都可以制造。在军事工业生产民用品的基础上，他终于提出“沿海商民有自愿仿效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的主张①。在鸦片战争硝烟散去不久的几年中，魏源的眼光已超越了林则徐等同时期单纯以“制夷”为目的的先进人物，开始发出了中国近代新式工业的诞生呼喊。在《海国图志》中，魏源还通过介绍欧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隐约地表达了自己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憧憬。他说，美国总统以四年为一任，期满更代，“总无世袭终身之事”；选官举贤自下而上公举，“可不谓公乎？”②魏源的介绍和推崇，一直影响到几十年后的戊戌维新思潮，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发轫。当然，在魏源提出这些主张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土壤。他朦胧地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某些长处，但还不能设计出近代中国的政治蓝图。他的基本立场仍是立足于补救封建制度。尽管他比龚自珍较多地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在政治见解上也超过了龚自珍开出的“古方”，但在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弊害方面却比后者要含蓄、缓和。如果说龚自珍是诅咒和鞭挞封建专制制度的勇士，那么魏源就是改革弊政、富国强兵的积极追求者了。
魏源在鸦片战争中，看到了沿海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伟大力量，给予很高的评价：“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帅，歼夷兵，以款后开网纵之而逸。孰谓我兵陆战之不如夷者？”③他主张利用沿海劳动民众与海上① 《海国图志》卷37。
② 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202 页。① 《海国图志》卷2。
② 同上书，卷59、60。
③ 《筹海篇一》，《魏源集》下册，第855 页。
渔民练成兵卒，抵抗侵略，驳斥了封建官僚污蔑他们为汉奸的谰言：“若谓闽粤民兵虽可用，而多通外夷”，为什么广东“斩夷酋、捐战舰者皆义民？”为什么台湾“两禽夷船”、“南澳”“火攻夷船”的也都是义民？①同时，魏源对中华民族战胜侵略者也充满必胜信心，认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并“不亚西土”，只要“集众长以成一长，则人争效力”，就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不仅可以战胜西方的侵略，而且可以赶上和超过西方。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使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在保卫民族生存的前提下，代表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的魏源，其思想在一定时期与人民利益表现了一致性，从而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峰。
晚年遭遇道光二十四年（1844），51 岁的魏源终于考中礼部会试第十九名贡士，但因试卷文稿草率，被罚停殿试一科，次年才补中三甲进士，以知州用分发江苏，先后赴东台和兴化县任知县。道光二十六年，他以母丧丁忧去官，后又南游广东，至澳门、香港，与外国人接触，观其景况，深感“扩我奇怀，醒我尘梦，生平未有也”②。北归途中，历游两广、两湖、江西、安徽、江苏7 省，行程8000 里，经时半年。道光三十年（1850），又出任北海州分司运判，协助两江总督陆建瀛改革盐政。
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中国南部大地，魏源时补授高邮州知州。咸丰三年，太平军定都南京，二月又攻克扬州，距高邮仅40 里。魏源以知州先办团练，防御溃逃官军沿途焚掠，又镇压了湖西太平庄响应太平天国的地方起义军。三月，他被督办江北防剿的杨以增以迟误文报而奏劾革职，咸丰皇帝在上谕中饬责魏源：“于江南文报并不绕道递送，屡将急递退回，以至南北信息不通，实属玩视军务！”①不久，钦差大臣周天爵又延魏源入幕参谋军务，因攻打宿州捻军有功，十一月奉旨复官。但这时的魏源却“以年逾六十，遭遇坎坷，世乱多故，无心任宦”②辞归。从此举家避兵兴化，不问政事，唯手订生平著述，又潜心佛学，会译《无量寿经》等。魏源晚年辗转于清军与太平军激烈角逐的江浙地区，虽在任职时参与抵抗太平军，但总的说来态度是不积极的，甚至有传说称魏源曾被太平军聘为谋士③。
咸丰六年（1858），魏源出游至杭州，寄住僧寺，闭门谢客。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日逝于杭州，终年64 岁。
① 《筹海篇二》，《魏源集》下册，第858 页。
② 《香港岛观海市歌》，《魏源集》下册，第740 页。
① 《清文宗实录》卷88。
② 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魏源集》下册，第958 页。
③ 据《世载堂杂忆》：刘禺生在香港听容闳回忆，李秀成之弟侍王李侍贤“府中有三老人，称为中国年高有大学问者，最为王所礼遇”。一是古文大家梅曾亮，一是安徽包世臣，“其三为湖南魏先生，通达中外地理”。又李柏荣《日涛杂著》：“默深声既宏伟，又值洪秀全建国南京，提倡文化，设科取士，乃聘江宁梅伯言、泾县包慎伯及默深为乡三老。”
第三节龚、魏的不同性格龚自珍和魏源有很深的交谊，同在刘逢禄门下研习今文经学，常常作“促膝之谈”；同任内阁中书时，又时时相聚饮酒赋诗，纵论时弊。魏源离京后，龚自珍深感孤寂地叹息：“默深去后，更可缄舌裹足，杜绝诸缘。”①道光十五年（1835）后，魏源迁居扬州絮园养亲，龚自珍自都中归，必过园留宿。他曾为絮园书一对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道光二十一年，龚自珍逝世前不久，还一至扬州，宿魏源园中。二人曾约定，“孰后死孰为定集”。待龚自珍逝去，魏源即受其子龚橙之请，亲手校订遗稿，编定《定盦文录》12 卷、《定盦外录》12 卷，并为之《叙》。
实际上，这两位齐名于世的密友性格迥然相异。龚自珍性情豪迈，“嗜奇好客”，多出奇僻激烈之言，又“喜与人辩驳，虽小屈，必旁征博引以伸己说”②。他抨击时弊常常不顾忌权贵，骂坐之言，随口而出，被人讥讽为“龚痴”。魏源则“默好深湛之思”，喜独居一处，晚年尤寡言，虽见门生亲友，“接二三语，便寂对若望”。他深为龚自珍的放荡不羁性格担忧，曾致书劝说：“近闻兄酒席谈论，尚有未能择言者，有未能择人者。夫促膝之言与广廷异；密友之争与酬酢异。苟不择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谊深恐有悖。”“此事要须痛自惩创，不然结习非一旦可致，酒狂非醒后所及悔也。”③龚自珍也曾试图压抑自己胸中愤世嫉俗的不平之气，几度戒诗，烧诗，但戒了又作，作了又戒，甚至为戒诗而作诗：“百脏发酸泪，夜涌如源泉；此泪何所从，万一诗崇焉。”④他对现实的叛逆性格终已铸就，一出都，鞭挞时弊的诗作即如连珠泉涌。其实，魏源内心对龚自珍的性格和政治、学术见解十分钦敬，并引为同志。他在赠别龚自珍诗中把两人共比为：“天昌二鸟鸣，同谪胥江浦，使为世所■，又为讥所俯”，“誓回屠龙技，甘作亡羊补！”①使他们紧紧吸引在一起的，正是这种强烈不满现实企图挽回颓危的抱负和意气。但腐朽没落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容不得这样杰出的人才了。
龚自珍和魏源是中国近代初期并称的杰出人物，他们所开创的经世致用新风，对后世的维新改革有巨大影响。梁启超多次给以很高评价：“自珍、源皆好作经济谈，而最注意边事”，“故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②“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③另一个戊戌变法的领袖谭嗣同也认为清代文士中，魏源、龚自珍“皆能独往独来，不因人热。其余则章摹句效，终身役于古人而已”④。
把两人的性格对照相比，龚自珍以其浪漫的热情、尖辣的笔墨，对封建末世的黑暗腐朽进行无情砍杀；他的方向，主要在于向鸦片战争以前旧的统① 《甲寅杂志》第1 卷第7 号。
② 吴昌绶：《定盦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下册，第603 页。
③ 《甲寅杂志》第1 卷第7 号，《魏源集》未收。
④ 《戒诗五章》，《龚自珍全集》下册，第451 页。
① 《昆山别龚定庵自珍》，《魏源集》下册，第600 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 年影印本，第56 页。③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97 页。④ 谭嗣同：《论艺绝句》，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77页。
治掷出投枪。而魏源则显得深沉、严肃、实际，以具体口号和身体力行从正面提出了抵御外侮、学习西方的建设性方案；他的方向，主要在于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前途的探索。龚自珍和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