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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

周恩来的公共关系艺术-第14部分

小说: 周恩来的公共关系艺术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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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之后,才能让他们进去。”
  周恩来的一举一动,都没有丝毫架子,一言一语都温暖人的心田,宪兵们非常感动,都说:“周先生是共产党的大官,还跑到这里来关心我们,和我们握手。真是终身难忘啊!”
  周恩来还指示重庆办事处的同志多和宪兵接触,搞好关系。生活再艰苦,也要挤出钱来,保证宪兵每天有肉吃。
  蒋介石得知后,下令对派来的宪兵一星期换防一次,一个不留,全部重新换过。
  刚刚搞熟了,又得从头做起。同志们心里很恼火。可周恩来说:“这不是很好吗?别说他们一个星期换防一次,三天换一次,隔天换一次才好呢。这样,我们宣传的面不是更广泛了吗?”
  周恩来身体力行,率领大家把工作做到了国民党宪兵中间。这些宪兵不仅听从指挥,做好保卫毛主席的工作,而且换防时许多人洒泪而别,难舍难离。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为新生的共和国赢得了巨大荣誉。美国对此极为敌视和不安。有个美国记者说:在日内瓦看不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几亿中国人民的悲哀和愁苦,更看不到他们对共产党专政的憎恶和仇恨。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马上安排工作人员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记录片《1952年国庆节》。并特别交代:要选好放映日期,不要在开会的日子,也不要在周末;要把请柬分成两种,一种指名邀请,一种不写名,请放在“新闻之家”,让一些不便邀请的记者自取。放映时根据中文解说词,用英文通过扩音器作简单说明。
  放映时,全场座无虚席,还有许多人是站着看的。放映过程中,不时响起掌声。放映结束后,掌声雷动。观众纷纷与中国人员握手祝贺。有的说,不能再用1949年以前的眼光看中国了;有的说,美国不少记者来看了,不知他们作何感想?瑞士的一位记者在报道中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但也有一个美国记者说:“我们感觉中国是在搞军国主义。”
  周恩来认为,即使是个别人挑衅,也值得我们注意。他指示工作人员再放一部彩色越剧片《梁山伯与祝英台》。
  为了便于外国记者观看,工作人员准备将剧情介绍写成十五六页说明书分发。周恩来批评说:十几页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他出主意说: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就行了:“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三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周恩来充满信心地说:“你就这样试试,我保证不会失败。”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果然引起了外国记者们的极大兴趣。放映场又一次爆满。观众们不仅看懂了,而且入戏了。当演到“哭坟”和“化蝶”时,全场一片同情的感叹声中杂着啜泣声。影片结束,灯火复明,全场观众还如醉如痴地坐着,静默了一分多钟,突然,谁鼓了一下掌,全场顿时沸腾了,暴风骤雨般的掌声、喝彩声经久不息。
  观看者普遍认为,影片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有的说,简直忘了是看电影,仿佛置身于画图之中。有的说,想不到色彩这么绚丽。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之后,这部电影又在更大的范围内放映了几次,许多社会名流称赞色彩、音乐的美,说这是“东方式的细腻的演出”。一位美国记者不请自来,看后要求购买拷贝。电影艺术大师卓别林在家中看后,也是称赞不已。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多么亲切,多么吸引人,这简单的几个字,蕴含着多么丰富的知识和高超智慧啊。观众们就是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受到了宣传,中国有了好的印象。
  事后,工作人员汇报放映影片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时,周恩来说:“问题在于宣传什么,怎么宣传。”


文以传意胜似有声(1)


  文以传意胜似有声
  在宣传中,文字宣传也是一种重要方式。精彩的文字宣传——公关书面语,常常能起到口头宣传所不能起的作用。
  周恩来很重视文字宣传。他曾说:文字宣传要力求具体通俗和生动,街头标语要多用易于使人记忆的语句。他进行文字宣传的公关艺术,处处闪耀出迷人的光彩。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在北调途中突遭国民党袭击,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等遇难。为了向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和全世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罪行,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他的手书题词。
  题词共两条。在第二版占六栏位置的是“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在第三版占五栏位置的是一首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满含悲愤的25个字,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一下揭穿了皖南事变的实质,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报纸躲过了国民党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一清早就冲破了山城的浓雾,传遍了全城,送到了读者手中,轰动了整个重庆。
  这天的报纸,上午就在市内销完,每份后来增卖到五角,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反响。毛泽东从延安致电周恩来说:“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示。”
  1941年9月18日,周恩来发表了《“九一八”十年》。这是一篇充满着爱国激情的文章。文章一开头,便强烈地吸引住读者的注意力。
  周恩来这样写道:
  “东北沦陷,整整十年了!十年沉痛,在今天,对于全国同胞,对于抗战将士,特别是对于在敌蹄蹂躏下过着奴隶牛马生活的东北同胞,不能不从悲惨的回忆中发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打倒鸭绿江边,驱逐日寇,消灭伪满?”
  这一段文字,勾起了读者无限的联想。他们既痛恨疯狂的日寇,也痛恨丧权辱国的反动派;既对历史和现状悲愤羞辱,又对将来充满抗争的企盼。读者的心情,此时真是无声胜有声了。
  周恩来接着又写道:
  “尤其是流亡在关内的东北同胞,十年风霜,使壮者老了,年轻的变成壮年,孩提之童也长大了,他们更会慷慨悲歌:‘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他向苦难中的东北同胞,苦斗中的东北义勇军、苦干中的东北流亡人士致以深深的敬意:
  “海可枯,石可烂,你们的民族正气,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最后,周恩来郑重地写道:
  “在纪念‘九一八’十年的今天,我们中共党人,再一次向全国声明: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总是坚持抗战到底,不到驱逐日寇出境,决不罢休!”
  铿锵有力的字句,掷地有声。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英美相继对日宣战,美国也向德、意宣战,这种局势,引发了许多错误的看法:国民党官员们认为这会吸引住日本的主要注意力,从而放松对中国的侵略;有些人幻想太平洋战争很快会结束,日本将很快放弃对中国的进攻;苏联就应该出兵进攻日本。
  为了澄清种种错误看法,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周恩来除向各方人士广泛进行解释外。于12月13日写了一篇题为《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的长文。
  他一开始就指出:
  “今天的战争,已经是世界人类绝续存亡的战争,亦即是侵略者与反侵略者你死我活的斗争。”
  他概述了七个方面的有利条件,论证战争的胜利必属抵抗日本侵略者和德、意法西斯的国家。但他并非盲目乐观,接着指出:
  “这一胜利与和平,只是前途的瞻望。由今天争取到前途的实现,还须要经过若干过程,才能由漫漫长夜中渡过黑暗,走向光明。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民主国家尚存在若干弱点和困难,大家的长处还没有能发挥尽致,而轴心国家的弱点,也还未全部暴露。”
  周恩来提醒大家应该有这样的精神准备。“太平洋战争在初期还会有若干挫败,这正如中日战争、英德战争、苏德战争在初期的一样。”为什么存在这样挫败的可能呢?他指出五种原因:
  一、 日寇是无耻海盗,惯于乘人准备不周,袭人领土。
  二、 日寇如其他侵略者一样,操着进攻的主动权……
  三、 日寇已全身武装,有了对付战争的长期经验……
  四、 日寇海空军,虽较英美为劣势,但在太平洋上却握有军事的优势……
  五、 英美虽非全无准备,但究因企图和缓太平洋上的目前冲突,在精神上,物质上,总还准备未周。
  周恩来预言:这种初期的挫败,也许会丧失若干岛屿,某些土地以及其某些交通线,然而决不足以悲观,只要太平洋沿岸各友邦、各民族团结一致,互信互助,牺牲一切,坚持最后,必能改变目前太平洋的不利局面。
  周恩来认为,为免发生不应有的认识和错误估计,更重要的是要看清太平洋战争的特征。
  一、太平洋战争是持久战,决非速决战。在准备未成、布置未周以前,决不能冒进攻势,自陷错误。二、解决日本,以海军为主,空军陆军只能为辅。……三、英美今天还不能且不宜对日立即采取攻势,而须先巩固南太平洋上联合的力量打击他,才能置他最后的死命。必须记着,生产能力是决定现代战争的主要因素。
  为了使读者明了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的关系,周恩来还指出了整个世界反法西斯解放战争的特点:一是长期性,二是不平衡性,三是全面性(人力、物人、生产人的全部动员),四是一致性(世界各国的反侵略战争变成一体),五是阶段性,六是主从性(世界战局来说,德为主,日、意为辅)。只有懂得目前世界战局的规律,才能正确地认识太平洋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的任务。同时,也必须从世界反法西斯的任务的分担上来解决太平洋战争问题。
  这一篇文章,刊登在1941年12月14日的《新华日报》上,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此后战争的整个进程正如周恩来所预测那样一步步地展开。


文以传意胜似有声(2)


  文字宣传不仅要从正面宣传自己的各种观点、主张、以影响广大读者和公众,更重要的是有时还要驳斥谣言,澄清事实。在这方面,由于文字宣传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因而其作用是其他宣传方式所不能企及的。
  1942年5月,国民党参政员许孝炎在一次宴会上公然向新闻记者造谣:中条山激战时,第十八集团军抗不遵命配合对敌作战。在周恩来声明驳斥了这种谣言后,一向标榜中立,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有相当大影响的《大公报》,竟然发表了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论,重复了上述谣言。
  周恩来当即写信给该报的张季鸾等人,严肃指出:
  “我可负责警告贵报,贵报所据之事实,并非事实。在贵报社论发表一周以前,晋南白晋公路一段即为第十八集团军部队袭占,停止通车;其他地区战事正在发展。只因远在敌后,电讯联络困难,此间遂不能按时报道。而中枢及前线旬余军事磋商,与夫配合作战之计划,皆因军机所限,既不便且不能公诸报端,亦不宜在此函告。于是惯于造谣者流,曾公开向人指摘第十八集团军拒绝与友军配合作战。我曾为此事一再向中枢请求更正,不意市虎之意,竟亦影响于贵报。当自承同业联络之差,惟环境限人,贤者当能谅我等处境之苦。”
  周恩来在信中列举八路、新四军的战绩,巧妙地暴露了国民党没有给之任何补给,并讥讽国民党竟为中条山战役失利而诿过于人的种种“抱怨”。他这样写道:
  “我们一向主张团结抗战,而且永远坚持团结抗战。去年阜北百团大战,战中未得到任何配合,战后未得到任何补充,虽中外电讯竞传捷音,贵报备致奖誉,而犹为人诬为虚构战绩,然我们并不因此抱怨。”
  “尽管十八集团军饷弹俱断,尽管无任何友军可以配合,尽管有人造谣说十八集团军已撤回陕北,然事实胜于雄辩,十八集团军终于击破了敌人扫荡。虽弹药越打越少,但我们也不会以此抱怨别人。”
  《大公报》社论把事情说成:仿佛整个阜北战场只有一个中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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