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公共关系艺术-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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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我之境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周恩来执政过程的公关艺术，那就是“无我之境”。
任何执政过程，按照执政主体对于执政客体的把握方式和作用方式，按照执政的主客体双方在相互作用中结构起来的关系模式，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强求之境”、“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强求之境，是以强权为核心原则而形成的一种执政过程。在这种执政过程中，执政者依仗强权手段，迫使社会公众以奴仆的身份臣服于自己，迫使社会公众放弃自己的一切权利和主体自由意识，绝对地服从执政者的驱使。这种执政的过程，完全忽视了公共关系，执政者也毫无公关艺术可言。
有我之境，是以合理控制、合理调节为原则而形成的一种执政过程。在这种执政过程中，执政者以理性代表的身份出现，社会公众以服从理性的名义服从执政者。各种法规、原则、规范把执政者与社会公众联系在一起，构筑了一个执政体系。帮助执政者的主要是理性，而不是公共关系。人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为体制理性的工具。
无我之境，是在理性控制基础上，执政者与社会公众和谐一致、情意相通的一种执政过程。在这种执政过程中，尽管执政也是按照各种法规、原则的要求在正常运行，但社会公众并不感到自己与执政者之间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反而处处觉得自我个性的存在，一切过程都成为自己人的有效努力，一切成功都可以说是我之自然。这种执政过程，依仗的是在法规、原则基础上的公共关系，是执政者绝妙的公关艺术。
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善用人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其所言，意在使执政者要善于得人之力，而不专仗自己之力；而要善于得人之力，就不能凌驾于社会公众上，而要居于其下，要谦卑礼下，搞好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从公共关系的角度来说，老子这番话，说的就是执政者依靠公共关系，造成“无我之境”的执政过程。对此，老子说的另一句话可以引为注脚，那就是：“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句治国格言告诉人们，它不认为执政是执政者对于社会公众的绝对控制和精确操纵，而认为执政的整个过程应是社会公众自觉行动的过程，从而使全社会公众自动地为实现执政目标而奋斗的过程。执政者要做到这一步，靠的是公关艺术。
周恩来在世执政的二十六年，中国也经历了众多的灾难——既包括天灾，也包括人祸。天灾有三年自然灾害，人祸有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深重的浩劫。但是，人们在当时并没有失去对他的信任，乃至于周恩来的名字就是一种具有巨大号召力和巨大组织力的行政力量，能够在人民心中引起强烈的感情冲动。这种感情冲动所引起的自我驱动和自我约束是任何理性制约所难以达到的。为了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六十年代初，党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的决定。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约2000万，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这样一件影响人们切身利益的大事，不但没有引起骚动，而且被减者都很愉快。而周恩来的逝世，在国内形成了一次任何理智的宣传都无法企及的行政动员。他去世后，人民仍然亲切地感觉他的存在，把他引为亲人、朋友、兄长。
周恩来十分重视执政过程的公关艺术。他曾经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应该主动地和各方面搞好关系。”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精神上要有这样的气概，“在千军万马中敢于与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大的人们一道斗争，这样才算有勇气，这种人叫做有大勇。”
周恩来说过一句最能表达其执政过程的公关艺术精髓的话。“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他指出，对群众“主要用说服的方法，不用行政的方法。只有在情况紧急时，才用命令的方式。”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因此造成了“无我之境”。
决策的公关艺术之道（1）
从某种意义上说，执政就是决策。决策是执政过程的首要职能和核心环节。无论是提出执政目标，还是组织指挥，以及监督控制，选人用人，都离不开决策。决策的正确与否，事关执政的得失成败。
决策离不开公共关系。所谓决策，是人们选择某种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途径的活动。对执政者来说，正确决策的过程，就是从公众中来，到公众中去，一切为了公众，一切依靠公众。周恩来正是这方面的楷模。
细察众心了解实情
决策首先要考虑公众的需要，了解公众的情况。对于执政者来说，由于掌握着国家权力。很容易高高在上，脱离公众，这是执政者之大忌。怎么样了解公众的情况呢？仅仅通过材料和汇报间接了解是远远不够的，很难保证决策的正确性。这并非是材料不真实，汇报不可靠，而是说这些材料、汇报作为一种信息，已经过了筛选、过滤和传递，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有些信息可能被筛选掉，真实的信息也可能变形，甚至被歪曲。执政者如果不对已获得的信息进行验证就决策，就可能出差错。要避免失误，最有效可靠的方法就是和公众见面，直接倾听公众呼声。这种倾听不是一般地开座谈会、调查会，而是深入公众之中，像学生一样去听公众的意见。这样，公众就会信任你，愿意把真实想法告诉你，使你获得真实的信息，从而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决策。周恩来就是善于深入公众，倾听公众呼声的执政者。
1954年的一天，正是下班时间，周恩来叫来身边工作人员说：“群众反映现在北京公共汽车拥挤很厉害，上下班要在路上浪费一两个小时，今天咱们去乘公共汽车，了解一下情况，你们不要告诉保卫部门。”
周恩来和工作人员出了国务院北门，来到公共汽车北京图书馆站等车。一会儿车来了，周恩来随着群众上了车。车上果然很挤，没有空座。他往里走了几步，手握住吊环，站在中间。汽车开动了，人们在拥挤中顾不上东张西望。过了几分钟，站在他对面的一名乘客才大声叫起来：“哎呀！这不是周总理吗？”“总理？总理？！”车厢里立即活跃起来，有的站起来让座，有的往中间挤，有的把手伸过来。随行人员见此情景，心里十分紧张，忙往他身边凑了凑，恐怕他被挤倒。
周恩来挥动着一只手臂，劝大家：“请坐！请坐！别挤！别挤！不要动。”乘客们要他坐下，他坚决不坐。借此机会，他与乘客们攀谈起来。乘客问他：“总理，你那么忙，怎么还来坐公共汽车？”周恩来笑着回答说：“也来体验一下你们的生活嘛！”一句话，沟通了他们之间的心灵。周恩来亲切地问他们都是什么单位的？住在什么地方？每天上下班需要多少时间？有的乘客只顾和他谈话，忘了下车，坐过了站；有的乘客挤不到他面前，总不甘心；新上来的乘客向他打招呼，下车的乘客又都向他告别。车上虽挤，气氛却很活跃。随行人员劝他说：“公共汽车上的情况就是这样了，咱们赶紧回去吧。”他不肯。后来，下了公共汽车，他又上了无轨电车，在北京城转了大半圈。
回来后，周恩来很快将有关领导同志找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和制定解决公共汽车拥挤问题的具体措施，很快解决了问题。
周恩来有一句口头禅：“你们不能把我同群众分开。”为了掌握第一手的真实情况，他曾经多次以普通老百姓身份出去体察民情。
有一次，他想去北京的百货大楼调查了解情况。身边工作人员不让他去，劝他说：“你的目标太明显。”他说：“不要紧，化化妆，或戴个大口罩不就行了。”
看他那个执著劲，警卫人员只好给警卫局领导打电话，局领导坚决不同意，要求制止，说：“可以等关了门再去。”
周恩来说：“那我去干什么？我就是为了去看看群众。你们不能把我同群众隔开。隔开了，还有什么意思，我不去了。”
后来，达成了一个妥协的方案：稍晚一点，百货大楼的顾客少一些时再去。
暗访不行，周恩来就利用一切机会明察。可以说，全国除了台湾省和西藏自治区外，他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
1958年2月，为了对三峡工程做出决策，周恩来刚从国外出访回来，就带领有关人员，从武汉乘“江峡”轮溯江而上，考察长江。
三峡水利工程，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工程。对于这一工程，他从规划设计原则到一些重要数据，从工程坝址到地质岩芯都亲自过问，亲自勘察。他说：“设计方案必须十分安全可靠。水利工程是与水打交道，一点也马虎不得。这是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的问题。”
对初选的几个三峡工程的坝址，他都徒步察看坝址的地形和岩石的情况。在察看火成岩区的三斗坪坝址时，因为这里的花岗岩很坚硬，是最理想的坝址，周恩来对它很满意。在视察另一个坝址时，为了了解这一带石灰岩的溶蚀现象和观察坝址的全貌，他沿着长而陡险的石梯，登上半山腰，进入石洞勘察。随后又登上山垭，查看整个坝址的地貌。
经过实地考查，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周恩来在重庆对治理长江问题做出了充满真知灼见的结论。他指出：治理长江应“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要求正确处理好远景和近期、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等七种关系。不久，他向毛泽东和中央作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口头汇报和书面报告。据此，中共中央于1958年3月形成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文件。
周恩来注意实地了解情况。当没有时间出去时，他就寻找其他办法弥补。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山西省翼城县西梁大队党支书吴春安，1954、1955年来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周恩来抓住这个机会，每次都接见了他，向这位来自第一线的代表做调查。他问吴春安：“你们的棉花搞得好，是怎么种的？”吴春安向周恩来详细地谈了如何施肥、选种、下种、管理等一套植棉情况。他认真地听着，不时地点头，有时为了弄清植棉中的一个细节，常常问几次。
周恩来并不满足于调查研究国内情况。一有机会，他还向外国来宾了解情况。
决策的公关艺术之道（2）
1970年7月，日本农村青年友好访华团正在中国访问。起初外事部门并没有考虑请总理接见这个团。当周恩来得知该团成员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又是基层工作人员时，为调查了解日本农村情况，他决定接见这个团。他说：“放着这么多人，主动送上门来，你们不调查研究，怎么做工作？今天我把其他工作都放下，反正天也塌不下来，我舍不得这个机会，见他们一次，专干这个事，做调查嘛！”在这次接见中，他同日本外宾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谈话。从日本农村的耕地面积，谷物产量，到使用的农业机械、农民收入等等，都一一详尽地做了调查。
周恩来这种严肃认真的精神，虚心求教的态度，不仅使在场的中国同志深受教育，也深深打动了外宾的心。该访华团成员常山升回国后，又专门找了从事农村研究的菅沼正久教授一起再次访华，向中国有关部门作了详细介绍。
周恩来了解情况很强调实事求是。他指出：“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
1961年5月，周恩来到河北省武安县进行调查。调查前，他先在邯郸听了三天汇报，然后深入武安县伯延公社作了五天调查。五天中，他找了公社、大队、生产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谈了话，开了座谈会，每天坚持同社员群众同吃一锅饭，结果获得了许多真实的情况，他打电话向毛泽东汇报说：
（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解散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