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4-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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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后不久，县委农工部干事曹铎来到我处说：王乾成搞的亩产“三万六”是假的，是将成熟的谷子移在一起，我们工作组住闵集乡，与建国一社是隔壁，社员用手到田里摸了摸还没有长根。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说亩产“三万六”是假的，马上意识到事关重大，心里翻起了疑团，亩产“三万六”到底是真是假？是真的还好说，如果是假的我该怎么样去面对？县委在大小会议上反复讲到：“在亩产‘三万六’问题上要统一口径不能乱讲，这不仅关系到麻城红旗，还关系到地委、省委威信。”我出面去查真假，是根本不可能也是做不到的，虽然不知道炮制亩产“三万六”的真正后台是谁，但是已经预感到这其中来头不小，搞不好会引火烧身吃不了兜着走。我特意嘱咐曹铎说：“我们一定要慎重，不能随便乱说。”不管行动上怎么样克制自己，但是在思想上还是给自己提出了许多问题：对于这样造假害人的东西该不该保持沉默？保持沉默符不符合共产党员的要求？由于缺乏政治经验，缺乏敢于斗争的勇气，加上我又没有第一手材料，虽然初步了解到亩产“三万六”是在造假，但是没有真凭实据，还是悠着点好。
然而，事情的发展远远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有一次，燎原一社主任彭思汉（劳动模范）从县里开会回来，在路上跟我说：“有些人（指王乾成）这么搞，石头甩上天总是要落地的，纸是包不住火的。”石头落地砸的是老百姓。假高产而带来真高购，粮食产量又报不上来，县委逼着搞反瞒产，完不成粮食征购任务，我们夹在中间实在是左右为难，由此对“三万六”事件产生了很大的怨气。我们班子成员如李学文、刘耀典、易志慎等人也经常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泄他们对“三万六”事件的不满情绪。
一次次的谈话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使我对“三万六”事件的认识有一个从开始不知情，到有所耳闻又怕惹祸上身，再到后来的逐渐醒悟的过程。一件件的事情，一次次的谈心对我来说既是提高认识，也是装填火药的过程，引爆的导火线恰恰又是建国一社找我吵要供应粮的三个人点燃的。1958年10月的一天，我正在明山乡沙王庙召开全公社小队长以上干部大会，动员反瞒产，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会上，麻溪河乡总支书记和建国大队（原建国一社）大队长、小队长（正是亩产“三万六”所在的小队）三人一起找到我说：“你要批点供应粮给我们，群众饿肚子没有饭吃。”这一下子把我心中的火点燃了，再也顾不上什么上下级的关系，顾不上将会对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心一横桌子一拍就骂起来了：“你王乾成搞那高产量，当上全国模范，上北京开群英大会，见了毛主席。这才过了几天时间，你们现在就来吵要供应粮，说群众饿肚子没有饭吃，那你王乾成不是个骗子？亩产‘三万六’不是假的？你骗了全省全国全世界，骗了毛主席、骗了党中央！”
骂的初衷是针对造假的王乾成和县委某领导的。因为从社会舆论中，初步了解到亩产“三万六”是县委某领导策划并指使王乾成干的，这时还不知道背后有更硬的后台，更深层次的背景。殊不知我这一骂，却刺痛了麻城县委搞假红旗真浮夸的要害，实际上也刺痛了黄冈地委和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这样，我就成为他们的眼中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1959年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斗争运动于9月底在全国展开。报复我的时机终于到来了，麻城县反右倾运动大会第一个把我作为斗争重点拿出来大会批斗，一斗就斗了二十多天，县委第一书记上台带头斗，县委分管各条战线负责人上阵轮番斗，发动知情人重点斗，小组日夜斗，写不完的检讨，作不完的交待。县委第一书记带头在会上批斗我时说：“汪凤元等反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麻城县委的主要手法就是打着实事求是的招牌，抓住‘三万六’不放，攻击麻城红旗是假的，其阴谋极端恶毒。”当年10月27日，麻城县委《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汪凤元的结论》（以下简称“59年麻城县委文件”）中写到：“尤其是58年大跃进以来，他疯狂的组织反党集团，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总路线，否认大跃进，破坏人民公社，攻击红旗，打击先进。在运动中企图混关，态度极不老实。据此，汪凤元确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了严肃党纪，教育汪凤元本人，经县委59年10月26日讨论决定：给予汪凤元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一年，由18级降为23级处分。”报黄冈地委后定为混入党内坏分子，开除党籍，18级降为22级处分。
为什么对我的处分如此之严厉呢？究其原因是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10月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与麻城县委主要负责人，在亩产“三万六”等许多问题上发生过重大意见分歧，发展到各持己见，据理力争直至面红耳赤的地步，这种紧张的关系其程度可想而知：
1、1959年春望花山乡有几十人因饿肚子外出讨米，被县委发现后，电话追问该乡驻点干部是谁，我说是副社长刘耀典，县委要公社党委上报处理意见。公社党委一致认为该乡问题多困难大，刘去的时间短，不到两个月，他不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有工作作风不够深入的缺点，决定给刘党内警告处分。而县委却决定开除刘的党籍、开除工作回家生产。我接到文件后认为县委对刘的处分过重，再次召开党委会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处分过重。但县委维持原处分结论不变，并要立即宣布执行，我当即表示服从县委决议但是保留个人意见。履行一个党委书记的正常职责，在反右倾运动时却成了“县委决定对不关心人民生活的刘耀典的处分，他拒绝执行，召开反党集团会，叫他们‘坚持真理’，会后指使李学文公开反对县委的决议，还怂恿刘耀典上诉”的反党罪行。
2、1959年春，我走访了各乡和部分大队，所到之处都是冷冷清清，不少人家都揭不开锅盖，群众普遍饿肚子，社员喝清水粥，靠野菜、树皮、糠粑充饥，大量出现浮肿病、妇女子宫下垂，有的地方饿死了人。目睹这一切我心如刀割，晚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反复思量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严重的局面呢？究其原因还是大跃进浮夸、亩产“三万六”带来的后果，作为基层干部，我们真是有责有罪呀！回来后第二天就召开公社干部大会，我讲了看到的悲惨情景，很内疚地说：群众饿肚子饿得那样狠，我们屋内还挂着这么多的红旗，真是问心有愧呀！对不起父老乡亲！于是心情十分沉痛地对干部叶玉林说：“你马上将全国各地送来的红旗全部摘下锁起来。”这句话成了我的罪状，“59年麻城县委文件”（处分我的文件）中说：“由此可见汪风元对58年大跃进和麻城红旗是何等仇视。”
3、1958年秋至1959年秋，群众生活严重困难。有些真话实话我向县委讲了也没有人听，还批评我并给我小鞋穿。当时省、地、县委农工部驻点白果区（公社），工作中或茶余饭后与这些领导同志交心谈心，说了许多知心话，如说：“麻城红旗是吴书记吹来的”，“去年（58年）没有跃进，要是跃进了为什么饿肚子”，“县委浮夸，58年产量不到6亿，县委硬要报8亿斤”，“赵书记是强迫命令的老祖宗，好形式主义”，“58年的高产试验是形式主义”等话。领导同志回县里开会时，将这些话作为批评县委意见讲出来了。于是就成了反右倾运动时多次提到的“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县委威信”，指使帮凶告状，扬言“我要去省委吐苦水”，反抗县委、侮辱县委、控告县委的罪证。
4、1959年夏粮征购会上，县委某书记要白果公社完成65万斤任务。我通过摸底算账，表示只能完成35万斤。某书记发脾气说：“这是县委决定，非要完成。”我说：“要执行政策只能完成那么多，多了执行不了政策，出了问题我负不了责任。”双方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还是县长陈化民出面调解说：“汪凤元呀，你也不要硬顶，回去好好做工作，任务服从政策，完成多少是多少，但是有一条工作要经得起检查哟！”这也成了“59年麻城县委文件”中写的“向省委告状”，“县委决定白果夏粮任务为65万斤，他只卖35万斤，并在公社干部中煽动对赵书记不满”的罪证。
三、不堪回首的磨难
1959年反右倾运动会议一结束，马上宣布我和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上麻城县三河水库工地劳动改造，继续反省将功赎罪。在三河水库工地，除和民工一样挑土筑坝外，还要脱掉衣服只穿裤叉下到河底抢挖石渣堵水截流。下水一次就是四五个小时，起来时浑身汗毛眼充血，晚上还要继续写反省材料交待右倾罪行。一个月后又从三河水库转到浮桥河水库工地继续劳动改造。当时基本上是靠人力用土箢、箩筐挑土筑坝，为了抢进度，在大冷的冬天脱了衣服打着赤膊，插上红旗，敲着锣鼓，摆擂台用革命加拼命的办法搞红旗竞赛，以实际行动反右倾鼓干劲插红旗拔白旗。我和民工一起没日没夜干，晚上睡觉时脚都拿不到铺上来。1960年5月的一天，县委副书记李某在工地上向我宣布处分决定，说：经地委批准开除党籍，工资由18级降为22级。第二天新任县委第一书记找我谈话，重申地委决定，还说要调出麻城县由地委另行分配工作。找我谈话的两人都未讲到我被定为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所以我一直蒙在鼓里，直到1962年甄别平反时，我这才知道戴了一顶莫名其妙的帽子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1960年6月，黄冈地委监委一位姓乔的女同志找我谈话，宣布黄冈地委处分决定时说：“你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还只给了你开除党籍处分，调到浠水县还作一般干部安排工作，这说明了党对你的宽大，你要好好工作改造自己。”这就意味着我虽然遭遇这么严厉的处罚，流放他乡，还要心悦口服地感谢某些领导人的宽大和“怜悯”。
1960年6月底，我挑着行李步行100多公里到了浠水县团陂区，区公所一个秘书看了看介绍信说：区委已经安排你马上到红光大队工作组去。我只好再挑着行李找到红光大队，见到工作组另两位姓王的同志，一起在食堂吃了点稀饭，马上到田里扯秧插秧。天黑时和一位下放劳改的陈姓右派分子到红光九队驻队去。从这时起就开始了我在团陂长达十三年的劳改生涯。1962年正式摘掉坏分子帽子，改开除党籍为留党察看一年，接着通知我任团陂区副区长，但由于限制使用的原因，直到1973年调离团陂时还不是区委委员。
这场厄运同时也株连妻儿。反右倾运动时降我四级工资，我夫妻两人每月收入只有六十多块钱，养活不了四个孩子，加上我长期在工地劳改，1960年底只有将长子和老三送回老家抚养，次子在“文革”时也被送回外婆家。我妻子出身于一个贫困农民的家庭，怀着对共产党的深厚感情。十五岁就出来参加革命，由于我的问题连累到她，十几年不能入党，为了避嫌，工作频繁调动，真是像赶鸭棚一样东奔西跑。为了孩子她忍饥受冻，颠沛流离，她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夏日冒着酷暑山间行走，严冬打着赤脚破冰渡河，一年数次徒步往返数百公里看望孩子。
四、不屈的抗争
含冤受辱已经五十年了，其冤情之深、遭遇之苦、命运之坎坷、申诉抗争之难，都是笔墨所难以形容的。但是这些对我来说毕竟是个人问题，而当时的风云人物所搞的“三万六”事件其祸害之深、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国家经济建设的破坏，对人的生命的扼杀，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为了反省历史，警示后世，有必要进一步揭开当时的内幕，从中吸取深刻教训，是极其有益的。为此目的，我在过去的五十年中一直在进行着不屈的申诉和抗争。
1962年甄别平反时，麻城县委、黄冈地委还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的“英雄”们当政，他们对于我的申诉漠不关心，极力阻挠平反，但是在中央纠“左”大气候的压力下，不得不否定原结论的主要事实，摘掉坏分子帽子，但是仍然认为“汪凤元同志曾犯有包庇反革命分子和组织观点不强的错误”，故将原“开除党籍，工资由18级降为22级”的处分改为“留党察看一年，工资由18级降为19级”的处分决定。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