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到俄罗斯-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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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瓦列里开车的中国商人也准备回国了，我请他把旧汽车留给瓦列里，他慨然允诺。瓦列里便开着这辆车在街上拉客。瓦列里的“财富观”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拉利萨的“财富观”仍是一家温饱。
这几年谢尔盖都干了什么，我不清楚。我再见他的时候，他在家赋闲，但生活有保障．还买了一辆汽车。他妻子不再管理电梯，因为楼里的电梯早已不能使用。他把我拉到离海参崴几百公里外的原始林。请我吃饭，出手大方，同瓦列里大不相同。我同瓦列里第一次见面时，他问我的头一句话是：“您有没有俄国钱？”我回答：“有！”他喊了声“乌拉”，马上跟我要钱买啤酒。俄国人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步履维艰，不懂得游戏规则，被美国记者称为“狂野和放荡不羁的资本主义”。一些精明人士则利用私有化的机会趁火打劫。尤克斯石油公司董事长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俄国的首富，原来不过是莫斯科某区的共青团小干部。他看出私有化证券有利可图，便大量收购一般俄国人看不上眼的私有化证券，很快成为工厂大股东，又几次倒卖股票，资产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古辛斯基、別列佐夫斯基等金融寡头都是这样富起来的。金融寡头在俄罗斯人数极少，数得出来的只有七位。俄国几乎没有中产阶级，只有普通百姓和金融寡头。生活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寡头们有了钱便干预政治，资助杜马中的反对派。霍多尔科夫斯基甚至觊觎总统宝座，向普京挑战。但都不是普京对手，各个败下阵来。有的逃亡国外，有的被拘留。
老谢尔盖教授的生活一如既往。女儿不再需要他帮助，他不再兼职。工资六千新卢布，老两口仍能过温饱日子。但要请人吃饭，老伴还要动一番脑筋。
2001年我第三次到远东大学执教。我的老朋友们变化都不大。拉利萨的女儿伏拉达生的女儿已经是小学生了，伏拉达也是单身母亲，并且没有工作。她虽然和父母同住，但同父亲关系不好，经济独立。从她穿戴打扮来看，日子过得并不坏，钱从哪里来的，我感到蹊跷。儿子到秋明油田去了。瓦列里的汽车已变成一堆废铁，无法再拉客挣钱。他为远东大学校长临时写点东西，仍不是正式教师。如校长要访问韩国，他便赶写出介绍韩国的书，其中有几幅插图分明是中国的。拉利萨的家庭负担轻了一些，但仍压在她肩上。她除管理图书阅览室外，有了新工作，替教师同学复印资料。她已步入老年，每星期六还来复印。谢尔盖仍时常请我吃饭，依然丰盛。我问他在哪儿工作，他说夜里给一家商店看仓库，每周去三次，钱挣得比教授还多。他的儿子米沙自费到中国学汉语，也说明他的经济实力。不久前米沙给我打过电话，告我父母安康，并转达他们的问候。
三年又过去了，我最牵挂的还是拉利萨，但没有她的消息。拉利萨，你生活得还好吗？
（原载《看世界》2003年第3期）
蓝英年：谁歪曲历史
拜读了张小曼女士的《不能歪曲历史》一文（《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5月3日），不知为何马上联想起我同俄国朋友的一次辩论。张女士写道：“如果不是1945年8月上旬苏联百万大军及时出兵援助，仅仅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能够在短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迅速打败号称百万的日本‘关东军’精锐部队，解放东北全境，使蹂躏东北长达十四年之久、八年抗战中杀害数千万中国同胞的日寇法西斯遭到彻底失败吗？”1995年我在俄国执教，两位俄国记者来看我，谈到哈尔滨经济发展比海参崴快。一位忽然说，要不是我们出于国际主义义务，帮你们打败日本关东军，你们能有今天？接着说了同张女士意思相同的话，只是说得没有张女士那样气势磅礴。我听了老大不快，反驳说苏联出兵击溃日本关东军，中国人民是感激的，但你们并非出于国际主义义务，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还占领了我们的旅顺、大连。另一位说旅顺、大连怎么是你们的，是日本人从他们手里夺走又被他们收复的。并告诉我他本人就出生在旅顺。我同他们辩论起来，从历史上讲俄国如何侵占旅顺口和大连湾，日俄战争俄国如何战败，二战后旅顺、大连理应归还中国。他们说有条约，我说那是不平等条约。他们说我们出兵打日本一点好处都得不到？他们的看法又同张女士的看法相似：“…请苏联红军出兵帮助中国打败日本法西斯，在局部问题上作出某些让步，从大局来看不可避免…”不过比她说得露骨。这两位记者代表不少俄国人的观点。我们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
张女士的文章是反驳马斗全和朱正两位先生的，并说马先生“跟着朱正歪曲历史事实，断章取义”，马先生的文章我没读过，朱先生的《怎样的天火》我是读过的，现在就看看“歪曲历史事实，断章取义”的是朱文，还是张女士的文章？
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看法，今天本已不存在争议，张女士的文章反倒引起争议。她不遗余力称赞这个条约，把它说成全国人民衷心拥护的条约。她的这种评价显然与中苏领导人的评价不同，也与中国人普遍的评价不同。“最初提到条约问题，是在1949年2月初，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时候。当时，是苏方主动提出，1945年8月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那个中苏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86页）1950年毛泽东到莫斯科签订中苏新条约时，“在谈到中苏关系时，他（指斯大林）说：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师哲《我的一生》，第301页）邓小平也明确地对到中国访问的戈尔巴乔夫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3页）苏联领导人承认条约不平等都有一个借口：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但那时的国民党政府是中国中央政府，代表中国，这种借口站不住脚。共产党执政后，毛泽东先后向斯大林和赫鲁晓夫要求重新处理外蒙古问题，均遭到拒绝，不论1945年还是“多年以后”，不论横着看还是竖着看，不论对国民党还是对共产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为此我不得不同张女士一起温习温习历史。
1945年2月8日下午3点，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在苏联雅尔塔列瓦基宫讨论太平洋战区的军事行动。丘吉尔到达会场前，斯大林向罗斯福提出对日参战的条件，在远东要有个不冻港，具体指的是大连；旅顺应成为苏联海军基地，由苏联租借；中国长春铁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共管；保持外蒙现状。“斯大林元帅说，显然，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他和莫洛托夫就难于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161…162页）斯大林建议罗斯福总统征得蒋委员长对上述条件的同意。苏联愿意同中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中国政府得知苏联对日参战的条件后，非常恼火。但迫于形势，蒋介石不得不派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到莫斯科谈判。宋子文携蒋经国等人于1945年6月30日抵达莫斯科。租借旅顺口是焦点之一。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日本侵占了辽东半岛。在沙俄和德、法等列强逼迫下，日本不得不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但索取三千万两白银作补偿。1897年德国占领青岛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动了侵占旅顺口和大连湾的念头。沙皇说：“据外交大臣收到的情报，英国船只正在靠近旅顺口和大连湾的海面上游弋，如果我们不拿下这些港口，那就会被英国人夺走。”于是沙俄“要求中国将整个关东州连同旅顺口和大连湾租借给俄国，为期三十六年。而且这次租借有些特点：无论俄方还是中方，都未提出租借费的问题。中国政府拒不同意租借”。但俄方以武力逼迫中方让步。“协定于1898年3月15日签署，中方的代表是李鸿章和张荫桓，我方代表是我们的代办。”（《维特伯爵的回忆》，第106…111页）俄国把日本逼走后，自己侵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日本当然不干，于1904年2月8日突然袭击俄国驻扎在旅顺口的舰队，次年1月攻占旅顺口，把俄国打得落花流水，连舰队司令罗热斯特文斯基也被日本人俘虏了。这对俄国是奇耻大辱。斯大林记住了这一点。苏联作家斯杰潘诺夫1941年写的小说《旅顺口》，斯大林偏偏在1946年给他颁发斯大林文学奖。作家西蒙诺夫写道：“但是1946年斯大林认为，这本书的用处在于它具有极端的当代性，它可以使人想起四十年前沙皇和沙皇俄国所失掉的东西，斯大林和他所领导的国家现在夺回来了；使人想起那时候也像这次战争中的苏军官兵一样勇敢作战的军官和士兵，但是他们在另一种指挥、另一种领导下却不能取得胜利。”（西蒙诺夫《我这一代人眼里的斯大林》，第163…164页）斯大林同样把旅顺口和大连湾视为俄国征服的领土，“收复”领土是他对日参战的目的之一，怎肯归还中国。
中国打败日本后在中国领土上出现“租借”，中国人民无法接受，中国政府也无法向人民交代。宋子文不同意苏联租借旅顺口。苏方态度极为强硬，不仅要完全控制旅顺，还要求将旅顺周围一百平方公里以内列为港口腹地，置于苏军控制之下。经过极为艰难的谈判，苏方同意把“租借”改为“委托”，给中国一点面子，但条约的实质并未改变：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该基地之防护，中国政府委托苏联政府办理之，苏联政府在该基地内随意建置该基地之设备；旅顺之民事行政属于中国，其民事行政人员任免，由中国政府征得苏联军事当局之同意为之。斯大林还要把大连置于苏联控制之下，宋子文与斯大林争执不下，最后在杜鲁门的干预下，达成如下协议：大连市政归中国，但管理大连港口必须任用苏联人，即大连港口主任由苏联人担任；大连要指定码头和仓库租予苏联；苏联凡是出入该港的货物及器材均免除关税。这同占领有什么区別？苏联在旅大也充分表现出占领军的嘴脸。
丁群先生的《党内抵制苏联大国主义第一人》（《百年潮》1999年第9期）一文中对苏军在旅大的霸道以至强盗行径多有披露。苏军占领旅大后，中共中央东北局派刘顺元同志任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兼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这可是共产党派来的干部，他又遭到怎样的侮辱呢？“从安东到旅大赴任吋，在火车上，他看到原来是双轨的南满铁路，正在被拆去一边。一列列满载着铁轨、机器和其他物资的火车，呼啸着向北驶去。原来苏联人正拼命地在东北拆铁路、拆工厂。刘顺元心里又嘀咕开了：‘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运走，东北的工业基础不就破坏了？’在火车上，刘顺元还看到一种极不顺眼的现象：车厢里的苏联士兵，看到比较年轻的中国妇女，便吹起口哨，嬉皮笑脸地高喊：‘哈罗素！’有时还奔过去，把中国妇女抱在怀里，在身上乱捏乱摸。刘顺元忍不住骂了出来：‘这是什么红军？是混蛋！’”苏联红军在东北强奸中国妇女，抢劫财物，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不少人就是因为对此表示愤慨而被划成右派的。“苏军在东北对我国人民（尤其是妇女）造成很大的伤害，东北所有的机器设备几乎全部运到苏联去了，还赶走了大量牛羊等牲畜。”这不是强盗行径又是什么？“高岗简单介绍了苏军在我东北的劣迹，斯大林表示了歉意。”（师哲《我的一生》第302页、306页）高岗是1949年7月陪同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时向斯大林反映苏军在东北的劣迹的，在中共极需苏联支持的形势下，只能轻描淡写地反映一下，但斯大林仍表示歉意。可见斯大林知道的一定比高岗反映的严重得多。
刘顺元到达旅大后，发现“第二次大战结束后，旅大的行政权名义上归还中国，但实际上仍为苏联军队所占领。这里的行政、防务、金融、海关，甚至报纸、广播，全由苏军控制和监督”。虽成立了中国关东行政公署，但任何事情都得听苏联人的，稍有不逊，便被扣上反苏帽子。苏军司令部遇事从不派人到关东行政公署同中国人商议，而是把公署的官员召到司令部去训话。“训话时苏联人高高坐在台上，关东公署的中国官员坐在台下。苏联人要中国官员回答问题或汇报时，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