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第13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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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行阵：兵力配置如大雁飞过的斜行，以充分发挥射击兵种的威力。冷兵器时代以白刃战为主，雁行阵较为少用，但也应结合具体的情况。个人认为，“骑铁”很适合使用。
长蛇阵：用于行军或追击的一路纵队，机动力强，战斗力弱。
衡轭阵：与长蛇相似，采用多路纵队并排的形式，战斗力较长蛇阵强。
“武田八阵”是很有代表性的阵形，另外还介绍一种车悬阵，车悬阵为日本战国名将上杉谦信所创。车悬阵的与方圆阵相似，大将位于阵形中央，外围兵力层层布设，不同之处在于，机动兵力在外，结成若干游阵，临战时向同一方向旋转，轮流攻击敌阵，形如一个转动的车轮。其意义在于：向敌军的一部不断地施加压力，使其因疲惫而崩溃，己方则因为轮流出击而得到补充和休整，恢复战力。不容质疑，这种战术是很优秀的。车悬阵受地形的制约大，要便于机动；要求大将有高超的战术指挥能力，应善于寻找战机和在军队的轮换中避免疏漏；战力持久却不利速决。
此外还有虎韬、卧龙、轮违、大妄、虎乱、乱剑、云龙、飞鸟、松皮、流行、井雁行直、将棋头、别手直等阵，不一一详解。
接下来，很多人会问关于阵形的优劣，个人认为没有意义，因为阵形本身并没有绝对地优劣，必须结合具体的情况。阵形体现了战术思想，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当定下何种决心，采用何种战术，使战况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则是取决于将领，需要进行认真的推算，不存在简单的阵形生克关系。凡是优秀的将领，都会结合具体情况，作出恰当的处置；平庸的将领才信奉教条。随着人类进入热兵器时代，阵战之法日渐消亡。
阵法操练，是古代治军的重要方法。通过操练，教给士卒进退的规矩、聚散的法度，使他们熟悉各种信号和口令，在战斗时做到令行禁止，协调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整体合力。阵法操练是将乌合之众训练成军队的有效途径。今天各国军队使用的队列，就是古代阵法操练的残余。目前各国均使用西式队列，原来东方的队列已不可见，但是基本的原理是相同的。西式队列较东式队列严肃整齐，指挥多用口令，东式则是以旗号、金、鼓为主，日本使用军旗、法螺贝、太鼓、钟和军配。战国名将武田信玄擅长阵法训练，武田的军容，常使人感到危险。
中国的兵法重视谋略，阵法处在次要的位置，而在日本则受到相当的重视。这是因为，中国的战争规模远比日本为大，在动辄以“良将千员，带甲十万”的战争中，军队统帅主要进行战略和战役层的思考，战术还在其次，同时也因为尊崇儒术，重文轻武，对阵法研究不够重视；而日本的战争多在千人级，军队统帅也是战术指挥员，不能不精研阵法，日本自镰仓以来一直是武家政权，阵法在历次战争中经受磨练，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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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朝代兵制 （一）
更新时间2009…12…27 18：36：47 字数：14856
夏商西周兵制
夏朝是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国家及其军队从此产生﹐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军事制度也随之出现。经商至西周﹐奴隶社会的军事制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夏朝的军事制度这一时期史料缺乏。据《尚书□甘誓》记载﹐夏王控制军队﹐其下有“六事之人”﹐可能表明夏王辖有分工不同的人员。这时已有战车﹐车上的成员区分为左﹑右﹑御。对作战人员还有奖惩规定。可见﹐随着国家及其军队的产生﹐出现了组织和管理军队的一些制度。
商朝的军事制度在甲骨卜辞中有较多的记载。如方出﹐王自征“（《柏根氏旧藏甲骨卜辞》□25）﹑“王自征人方”（《殷契粹编》□1185）等卜辞表明﹐商王是最高军事统帅﹐有时亲自出征。王室妇女﹐如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妇姘﹐也曾率军出征。高级军事领导职务由贵族大臣和方国首领担任﹐他们平时治民﹐战时领兵。甲骨文中常有“亚”﹑“马”﹑“射”﹑“戍”等名号出现﹐可能表明当时军队成员已有不同的职守。士卒由贵族和平民充当﹐平时要练习射﹑御﹔并以田猎的形式进行演习。“王登人五千征土方”（《殷虚书契後编》上□31□5）等卜辞说明﹐战时常根据需要进行“登人”（徵兵）﹐一次徵发1000﹑3000或5000人﹐也有超过1万人的。奴隶多担任杂役。
商朝除王室拥有强大的军队外﹐各宗族或各方国也都掌握相当数量的军队。“王其令五族戍臿”（《殷契粹编》□1149）﹑“令多子族从犬侯寇周﹐叶王事”（《殷虚书契续编》□5□2□2）等卜辞表明﹐这些宗族或方国的军队须听从商王的调遣。
商朝军队有步卒和车兵﹐作战方式以车战为主。战车一般由两匹马驾挽﹐车上有甲士3人﹐居中者驾车﹐居左者持弓﹐居右者执戈。车下随行徒若干人。甲骨文中也曾出现过“步伐”的记载﹐可能表明当时有独立的步兵队伍。“王作三师右中左”（《殷契粹编》□597）等卜辞说明﹐当时军队的最大编制单位可能是师。“登百射”（《甲骨文合集》□5760）﹑“左右中人三百”（《殷虚书契前编》□3□31□2）﹑“王令三百射”（《殷虚文字乙编》□4615）等卜辞说明﹐当时军队的组织可能以100人为基层单位﹐300人为中级单位﹐并有右﹑中﹑左的区分。
商朝军队的武器装具﹐据考古发掘和甲骨文记载﹐主要有战车﹑弓﹑箭﹑戈﹑矛﹑刀﹑斧﹑钺﹑干盾﹑矢镞﹑头盔﹑甲胄等﹐其中戈﹑矛﹑刀﹑斧﹑矢镞﹑头盔等是用青铜铸造的。河南安阳侯家庄1004号商王陵墓内有大量武器出土﹐其中有70捆矛﹐每捆10个﹐说明商朝对於武器的存放可能有一定的制度（见图）。
西周的军事制度在沿袭商制的基础上又有很大发展。周初﹐王室强大﹐“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军权集中於周天子手中。其下有“友邦塚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尚书□牧誓》）等官职﹐仍不分文武。各诸侯国及一些贵族大臣也都有自己的军队﹐但一般须听从周天子调遣。西周晚期﹐王室衰微﹐遇有战事则往往倚重一些诸侯国和贵族大臣的军队。
西周军队的士卒均由“国人”（都城及其周围的奴隶主和平民）充当﹐奴隶只能随军服杂役。金文中有“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的记载（《禹鼎》﹑《舀壶》）﹐表明西周军队的最大编制单位是师。但是﹐《周礼□夏官》称：“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在金文和其他古籍中则未见有此类记载﹐据以推断﹐西周军队中可能不存在军的建制﹐也难於有这样规整的组织体系。
西周军队的主要兵种是车兵。战车一般由4匹马驾挽。车上有甲士3人﹐随车有徒卒﹐一般12人﹐车驰卒奔﹐簇拥前进。兵器仍用青铜制造﹐但比商朝有较大发展。出现了兼备戈﹑矛功能的戟和可刺可斩﹐便於近战的短剑。甲胄﹑干盾用皮革制成﹐缀以青铜泡﹐更为轻便﹐并增强了防护力。战马也装备了护甲。还规定有战前检查武器装备的措施。战斗中已采用旌旗金鼓指挥﹐要求行列整齐﹐攻伐协调﹐进退一致。注意了不轻易杀降和掳掠。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对西周建立强大军事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後世的军事制度也具有深远影响。
春秋兵制
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奴隶制逐渐解体﹐封建制逐渐兴起﹐军事制度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随着周王室的衰弱和一些诸侯﹑卿大夫势力的增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逐渐变为“自诸侯出”和“自大夫出”（《论语□季氏》）。较大的战争几乎都由诸候国的军队承担。几个诸侯大国相继成为中原的霸主﹐代天子发号施令。
诸侯国的军队主要由公室军队﹑世族军队组成。公室军队多建於西周诸侯受封立国时。主要成员是“国人”中的士和农。士以习武打仗为主要职事﹐作战时充任甲士﹔农即庶人﹐除老弱残疾者外﹐所有成年男子都须接受军事训练﹐三季务农﹐一季讲武﹐每隔三年进行一次大演习。遇有战事﹐要随时听从调发﹐充任徒卒（步兵）﹐役期依战事的长短而定。奴隶一般没有充任甲士和徒卒的资格﹐只能随军服杂役。这时﹐卿大夫的势力迅速发展﹐他们也仿照国都的制度在自己的封邑上﹐设置军队﹐即世族军队﹐其从军人员也以封邑及其周围的士和农为主。此外﹐某些较大的城邑还有“邑甲”﹐有的属於国君﹐有的属於卿大夫﹐是公室军队与世族军队的补充。
作战方式以车战为主﹐车兵是主要兵种。各诸侯国兵力的强弱﹐往往以战车（见中国古代战车）的多少衡量。前期﹐诸侯国一般不超过1000乘﹐所谓“千乘之国”﹔卿大夫一般不超过100乘﹐所谓“百乘之家”。後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晋国和楚国已各达到5000～6000乘﹐齐国和秦国也各有2000～3000乘﹐还出现了拥有近1000乘的卿大夫。每辆战车多由4匹马驾挽﹐一般配有甲士10人（包括车上3人）﹐徒卒20人。春秋中期以後﹐各诸侯国随车徒卒有不同数量的增加。有的诸侯国及边陲少数民族国家﹐还建立了独立於战车之外的步兵。公元前719年﹐鲁﹑宋﹑陈﹑蔡﹑卫等国伐郑﹐“败郑徒兵”（《左传□隐公四年》）﹐这是中原诸侯国使用步兵的最早记录。公元前541年﹐晋军与狄人交战﹐因狄人用步兵﹐晋将魏舒“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左传□昭公元年》）﹐即临时拆散车兵建制﹐将五乘战车上的甲士改编为步兵三伍﹐这是中原诸侯国改车兵为步兵的一个典型事例。南方的楚﹑吴﹑越等国已建有一定规模的舟师﹐多用於内河﹑湖上﹐有时也出海作战。
各诸侯国军队的组织编制不尽相同。据《国语□齐语》记载﹐齐国管仲改革时规定﹕齐军五人为一伍﹐十伍（50人）为一小戎﹐四小戎（200人）为一卒﹐十卒（2000人）为一旅﹐五旅（1万人）为一军。据《左传》记载﹐晋军有伍﹑两﹑卒﹑旅﹑师﹑军的建制。楚军的车兵有“广”﹐晋军和郑军的车兵有“偏”等不同的编制。军队的粮草物资供给﹐平时由“司马”负责﹐战时士卒通常须随身携带数天的口粮﹐称为“裹粮”﹐并有随行车辆以备补充。到达某城邑或诸侯国时﹐则由该城邑或东道国供给。
春秋中期以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演变﹐军事制度进一步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晋﹑鲁﹑郑﹑楚等国先後在改革田制的基础上﹐“作州兵”﹑“作丘甲”﹑“作丘赋”﹑“量入修赋”等（《左传》僖公十五年﹑成公元年﹑昭公四年﹑襄公二十五年）﹐扩大兵役和军赋的来源﹔允许奴隶从军和充当甲士﹐“国人”从军的制度逐渐向郡县徵兵制演变﹔车兵的地位逐渐下降﹐步兵的地位逐渐上升﹔军权向集权方向发展﹐文武开始分职等。但是这些变化﹐有的仅开始﹐有的仅表现出某种先兆﹐军事制度的重大变革是在战国时代完成的。
战国兵制
中国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封建经济迅速发展﹐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各诸侯国的君主竞相变法图强﹐攻伐争雄﹐军事制度也随之发生重大变革。
各诸侯国建立了统一的军队﹐国君掌握军队的徵调大权﹐实行凭“虎符”发兵的制度。“虎符”符身虎形﹐一般为铜制﹐分两半﹐有铭文。战国时期秦国国君颁发给杜县（今陕西省西安市郊）的“虎符”上刻的铭文规定﹕右半在君﹐左半在杜﹐凡徵发兵甲50人以上﹐必须与君符会合。但有烽火报警﹐也可“毋会”君符而采取行动。国君之下﹐始设将军（楚国称上柱国）等专职武官﹐文武已明显分职。
各诸侯国主要实行郡县徵兵制﹐农民是主要的徵集对象。郡守和县令有权徵集本郡﹑县适龄男子入伍﹐并可率领他们出征。男子16或17岁“傅籍”（或称“傅”）﹐即进行登记﹐然後﹐根据国家需要随时应徵入伍﹐直到60岁才能免徵。据《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墓主17岁“傅籍”﹐第二年入伍参战﹐战争结束返回故里﹐後又再次应徵入伍。除徵兵制外﹐各国还兼行募兵制。招募之兵﹐经过严格的考选﹐多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