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第14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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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思想的神秘主义小说。作者又称，《一九八四》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软科幻作品，“当1984年真正来临之际，各国相关机构开会研讨，才发现书中130余项预言，有110多个均以实现。”（《中华读书报》2002年九月25号）那么，作了如此准确之预言的科幻小说，传统上不是应该划分为“硬科幻”吗？
1981年，科普出版社出版了《论科学幻想小说》一书。笔者在这本书中找到这样一段论述：“史密斯（一位八十年代初到上海讲授英语，并将科幻小说作为铺助读物的美国人）还给我们介绍了一种关于科学幻想的新概念。在美国，人们把科学幻想分为”硬幻想“与“软幻想”。“硬幻想”是指幻想以物理、化学、生物学、天文学这些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是“坚硬”的科学；“软幻想”则是指幻想以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以及心理学等“柔软”的科学为基础的。这与中国的关于以“文”为主，以“科”为主的科学幻想小说的提法，是不同的概念。（摘自《论科学幻想小说》235页，《太平洋彼岸的科学幻想热潮》，叶永烈撰）
当然，不能因为这个定义是美国人下的，就想当然地认为比中国人下的定义正确。但这是笔者找到的，最具有可操作性的分类法了。因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就摆在那里。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写遗传工程、太空探险题材的是硬科幻，写人口问题、社会学问题的是软科幻，等等。至少，这个定义没有把“生煎”和“牛排”两者对立起来，他们考虑的是煎牛排还是煎猪排的问题。
不过，这样给“软——硬科幻”下定义，理论上虽然没问题，实践中仍然有极大缺陷。因为以社会科学为题材的科幻作品，数量和影响力上远远小于以自然科学为题材的作品，连后者的零头都不到，怎么能够成为两大基本类型之一呢？甚至，科幻小说习惯上只被认为是描写自然科学题材的。笔者猜测，即使是欧美科幻界，恐怕也不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软硬科幻”的概念吧。
“可以划分出‘认知’和‘审美’两种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前者的代表人物应当是阿西莫夫，布拉德伯雷、克拉克则是后者的典范。”（严蓬《关于郑文光科幻小说的审美分析》转引自《郑文光７０寿辰暨从事文学创作５９周年》）这是对“软硬科幻”概念的某种提升。不过，科幻本身，甚至任何叙事类文学作品本身，都是“认知”和“审美”的综合体。将两个不能分开的部分分开是不成立的。
“软硬科幻”虽然不是一对有理论价值的概念，但它们反映了科幻界内部，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倾向的冲突。不过，那不是在本章中讨论的问题。
在中国大陆科幻迷中有这样的民间分类：科幻有硬科幻、软科幻之分。硬科幻对技术描述的要求很高，一般写硬科幻的作者都必须有扎实的科学知识，而软科幻就比较宽松，以情节取胜。
另外还有一种稀饭科幻的说法，这是软科幻中的一个特别分支，指软到极点的科幻作品，这两类科幻是科幻迷中永恒的争论，硬科幻迷往往不能容忍毫无科学色彩纯幻想被称为科幻，他们认为，辨别一篇作品是不是科幻，只要把作品中的科学元素去掉，如果文章的意思不变，依然通顺，那么这篇作品就算不上科幻。而软科幻迷则显得宽容许多，他们的观点是只要有科幻因素的都能称为科幻作品。
但是这两种科幻的界线并不明显，比如大家熟悉的《星球大战》，有很多人被其各种机械设定所吸引，将其视为硬科幻，也有许多人只是将起作为一部畅销小说来读，只看剧情，于是他们认为星战是软科幻。国内的硬科幻代表人当属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而软派作家比较多，并没有谁特别突出。而刘慈欣先生一直以来都主张硬科幻和软科幻合为一个整体，他认为多余的分类和争论会拖慢科幻的发展。
除了“硬科幻”“软科幻”这对流行概念外，还有一些科幻作家从其它角度对科幻文学进行过划分的尝试。比如以下两个论点：
“科幻小说大体可以分两种：一种是走通俗路线，娱乐的；另一种比较有哲学意味，”（郑文豪《台湾科幻小说精选》４５１页）这个分类采用了“艺术——通俗”的两极分类法。在下面“科幻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关系里，笔者要讨论相关的内容。
台湾科幻作家张系国也提出过一个分类方法：
“一，探险科幻小说：叙述人在时间空间中的各项探险故事。
二，机关科幻小说：叙述新奇的科技发明对人类可能带来的影响，如机器人、飞碟、死光枪、爱情机器等。
三，社会科幻小说：预测人类社会未来的可能发展，也讽刺社会不合理现象，如《一九八四》、《美丽的新世界》等。
四，幻想小说，以幻想为主，科学的成份减少或完全没有，包括三种，乌托邦科幻小说、鸳鸯科幻小说、文艺科幻小说。”《台湾科幻小说大全》503页。这个分类的标准是很模糊的。仅作为资料收录在此。
在《科幻的分类》（《科幻世界》96、4）一文中，吴定柏先生介绍了国外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结论。比如，有的将科幻作品从外在形式上分为“趣味性作品、预言性作品、社会评论性作品”；有的从主题思想上将其划分为“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类；有的依照题材不同将其划分为“技术、人类利益、社会学和末世学”四类；有的则直接根据科幻构思所属的科学门类进行划分。
前苏联科幻作家在研究西方的科幻小说时，认为西方的科幻作品敢于想象几百几千年后的未来，而当时的苏联科幻显然没有这么“远”。于是便有远科幻、近科幻的奇怪分类。当然，那些苏联科幻作家并非要把这对概念变成一对基本概念，只是用它们来描述自己的某种观感。但科幻中的幻想之分远近，确实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总得来说，与科幻文学已经积累得很丰富的文本相比，对其分类进行的理论探索是远远不够的。
被种种分类搞得头疼的某些科幻作家，干脆就反对一切分类。他们认为，科幻作品只分好坏，有人读的科幻就是好科幻，没人读的就是次科幻。这么分就行了。这样就避免了无休止的，看似也无意义的争论。
其实，搞清科幻小说的内部门类在实践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如前所述，科幻文艺本身就是从大文艺中分化出来的一个类型文艺。科幻在成熟过程中，内部又不停地分化。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读者细分的过程，也是作者分化的过程。擅长写这类科幻的作者不擅长写那类科幻；喜欢看这类科幻的读者不喜欢看那类科幻。对于作者来说，哪些读者是自己的目标读者？对于出版社、杂志社来说，哪些读者是自己的消费群体。他们绝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
这其实是一个要不要分灶吃饭的问题。科幻的家业大了，以前混在一起的几个儿女，要不要分开另过呢？如果考查一下对于某部科幻作品的批评意见，会发现其中有很多都是没有分家带来的后果：持这些批评意见的读者，根本不是这类科幻作品的读者。但他们认为，科幻应该是铁板一块，只有自己那一类才是正宗。而被他们批评的作品恰好不属于这个“正宗”。
从逻辑学的角度讲，要进行划分必须先确定划分的依据。总的来说，以上那些划分工作在确定依据方面作得都不够深入和清晰，导致分类的结果也含糊不清。笔者的分类标准，是一个叙事学的标准：主要事件和次要事件。
（小说）叙述的事件不仅有上述逻辑上的关联，也存在着等级的区分，即不仅有横向的、水平的联系，也有纵向的、垂直的区分。在叙述的事件中，一些事件显然比另外一些更重要，即一些是主要事件，一些是次要事件……前者是叙事阐释语码的重要部分，它通过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来推进情节……而“次要”的事件在这种意义上却没有这样重要，即使省略也不会影响整个情节的逻辑，尽管这种省略会给小说的审美价值造成损害……它们的任务是丰富、具体和完成中心事件。
划分作品，首先要挑出它的主要事件。具体到科幻而言，科学是科幻的源文化。对于不同的科幻作品来说，它的主要事件和客观的科学技术知识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是笔者进行分类的基本标准。以此为据。认为科幻小说至少划分为以下六大门类：预言类科幻、创意类科幻、象征类科幻、传奇类科幻、反科幻和元科幻。
预言类科幻
乔治·本福德（GregoryBenford）认为：科幻小说是一种可以控制的去思考和梦想未来的方式。布拉德伯里（RayBradbury）认为：科幻小说是真正关于未来的社会学研究。特里·卡尔（TerryCarr）认为：科幻小说是关于未来的文学，讲述了我们希望看到－－或者我们后代看到的－－明天的奇迹的故事，这段时间也许是下个世纪，也许是无限的时间延伸。
是的，他们讲的都不错。但他们只是提到了科幻文学里的一种——预言类科幻小说。绝大部分科幻作品，根本和预言没有关系。
以科学技术某些真实的前沿课题为素材创作的科幻小说，属于预言类科幻小说。这类小说的主要事件完全取材于科学技术的前沿课题。在所有科幻作品里，它们恰恰是数量最少的一类。
把握这个概念的重点，是“真实的前沿课题”。凡尔纳经常被外行称为伟大的预言家。但如果按照预言类科幻的严格定义去考查，只有《海底两万里》和《征服者罗比尔》才算得上预言类科幻小说。不知有多少篇文章都在说，是凡尔纳在这篇小说里发明了潜艇，其实潜艇当时早就存在了，凡尔纳只是考查了当时的潜艇技术，以及海洋学研究现状，以这些知识为素材，写成了自己的小说。
在《征服者罗比尔》中，凡尔纳具体考查了当时的一个前沿课题——比重大于空气的人造物体能不能飞行。作品一开始便记录了当时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认为人造飞行器的前途是飞艇，一种认为将是比重大于空气的飞行器。只有后者才能克服气流的阻力。
威尔斯早期的作品都与预言无关，而是他自己的创意。到了后期，他开始写现实中存在的科研课题。在《获得自由的日子》里，威尔斯描述了一次核战争。当时，核物理学家发现了“半衰期”现象。于是在这部作品里，核弹被想象成一种可以不停爆炸下去的武器。与后来真实的核弹有本质区别。
《夜班邮船》也是一部预言类科幻。吉普林写下这部作品时，飞艇早就在天空邀翔。他是综合了实际存在的科技知识，把飞艇的前景描述出来。
一些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也偶尔创作个别作品，为自己的研究扩大影响。如齐奥尔科夫斯基便将他的分级火箭原理写成科幻小说。后来在科幻小说领域中也出现了如《太阳风帆》、《天堂的喷泉》等描写某个具体技术发展前景的作品。另外还有如心理学家，开行为科学一派先河的斯金纳创作的行为科学幻想小说《沃尔登第二》等个别例子，是为了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
冷战时期，西方学者们写了一些精确描述“核冬天”之类灾难的预言作品。这些作品一次次提醒着人们的理智，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牢固建立了核战争等于人类集体毁灭的概念，为人类最终告别核战威胁建立了某种舆论上的“防火墙”。如今，关于人口危机和环境危机的科幻作品也在不时为人们敲响新的警钟。这些都体现着预言派作品社会价值。
在中国，预言类科幻极少有人触及。被视为新中国第一篇达到“小说”水平的科幻小说《古峡迷雾》，便是一篇预言类科幻。作者童恩正是考古学专业工作者。《古峡迷雾》取材于考古学上的真实课题：古巴人失踪之谜。作者在小说里，假定巴人残部最终消失在崇山峻岭中。可以对比童恩正的《石笋行》，也是一篇考古题材的小说。其中的考古发现：一枚被称为石笋的奇异石碑，是外星人的火箭，最终升空上天。“消亡在大山里的古部落”，“和外星人留在古代的火箭”，显然作者相信前者，并不相信后者。后者只是个写故事时的假设。
《珊瑚岛上的死光》让童恩正名声暴起，远播于科幻圈之外。这也是一篇预言类科幻。1960年，美国科学家梅曼制造出来世界上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受此启发，两年后童恩正便创作了这篇佳作。至于它发表于十几年后，不是作者的责任。《珊瑚岛上的死光》写的是激光技术在军事上的运用。这在当时就是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