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革命-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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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个人是无法在普遍的意义上证明归纳的真的。“所有”这个词，肯定总是含有一种可能性，即有可能发现归纳概括的例外，因为归纳概括是——实际上它必然是—一以有限的例子为基础的。培根认为，单凭一个反例就足以否证一个归纳，而每一个正面的证明所能做到的只是增加我们的信念，这一正确的评价使培根赢得了荣誉。因此，在其《新工具》（bk．l，aph．46＝1905，266）中，他指出，反例更有力（“major　est　vis　instaniae　negativae”）。培根这么早就认识到了那些原则，即本世纪的G．H．冯·赖特和卡尔·波普尔所阐述的规律——自然或理论不是可证实的，而是可否证的；培根的这一功劳是了不起的。　　　　
　　培根认为，他所提出的在实验基础上进行归纳的方法，将会为科学提供一种新工具（novum　organum），以取代亚里士多德的归纳逻辑这种老式的工具。培根不重视假说，他设想，科学的发展，是通过把实验和观察积累起来的实际资料汇集成大量的图表而完成的。当然，培根正确地认识到，仅靠信息的积累并不足以产生有用的归纳科学原则；他提倡进行筛选，但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怎样确立筛选原则？玻意耳、胡克、牛顿等科学家在不同程度上表述了他们各自对培根哲学的信奉。在其《原理》（2nd　ed．1713；3rd　ed．1726）一书中，牛顿甚至探讨了归纳法的推广，即从可以实际对其进行实验的物体的属性或性质推广到“一切物体所固有的属性”（rule　3，bk．3）。他断然指出，培根已经用某种方式充分证明了“我们必须把那些从各种现象中运用一般归纳而导出的命题看作是完全正确的，或者是非常接近于正确的；虽然可以想象出各种与它相反的假说，但是在没有出现其他现象足以使之更为正确或者出现例外之前，仍应对它持如此态度”（3rd　ed。，rule　4）。“这条规则，”他说，“必须遵守，以便不致于用假说来回避归纳论证。”　　　　
　　培根的实证论对17世纪科学思想的影响，可以从“判决性实验”这一概念的出现中略见一斑，伊萨克。牛顿在对他1672年的实验的描述中，在有关日光的分析与合成理论及颜色本质的理论中，十分有效地使用了这一概念。这种表述出目胡克的《显微术》（1665，56），它是胡克从培根的“判决性事例”这一概念演变过来的（1905，343；培根，Nov．Organ．bk．2，aph，36）。牛顿对假说持反对态度，他在《原理》（2nd　ed．）最后的总附注中所概括出的口号“力戒假说”就是一个例子，而培根的思想还有可能是这种态度的主要根源。　　　　
　　如果培根的一般归纳法真的被许多科学家采用的话，培根的程序分类和他的详细的规则也就无人遵循了。那些传统的辩护者们说，培根起到了科学方法的革新者和集大成者的作用（福勒1881，Ch，4），其实，这种说法在哲学中而非科学中更为恰当。培根的《新工具》读起来不像是一部论述现代科学的著作，他对热的讨论（这种方法在第二卷中的主要应用）更像是他应当抨击的亚里土多德和经院哲学式的讨论，而不像是新科学的一个范例。尤其像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指出的那样，没有哪个培根除错表式的“机械论”系统能够产生有意义的新的科学知识。“培根勋爵〔有关方法〕的观念超过了以前的见解，”皮尔斯（1934，224）写道，“对他的夸大其辞毫无畏惧的现代读者首先得到的印象就是，他有关科学发展过程的看法是不充分的。”　　　　
　　此外，培根科学观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不足之处就是，没有认识到数学在科学理论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事实的积累而不是假说的设立固然好，但培根所谓的发展过程却轻视概念的更新，而现已证明，在科学的发展中，概念的更新甚至比事实和限定性的归纳更为重要。皇家学会确实曾提出，把大量收集有关矿石、手工行业等等的实际资料作为它的一个目的。然而，实际的科学发展模式却往往（而且依然提概念性和理论性的，决非只是事实性的。我们有什么理由把拒绝承认伽利略发现木星卫星的人说成是所谓的科学方法的代言人呢？！　　　　
　　在科学史中，有一种学科在传统上是按照真正的培根方式发展的，这就是气象学。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众多的气象站中，科学家们一直在以一种会使弗兰西斯·培根欣喜的方式收集着有关温度、湿度、降雨量以及风力、风向情况的资料。不过有据可查的是，科学的这一分支没有（以归纳的或其他别的什么方式）像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及地质学那样，发展成一门实用的理论体系。我们可以谈论天气，但我们不能十分准确地预报天气，也不能使天气有所改变。　　　　
　　也许，培根使科学哲学发生了革命，但他无疑并没有在科学领域中引起一场培根革命。培根对科学的分类，实际上是对知识的分类，情况亦是如此（有关这一问题请参见福勒1881，Ch．3；昆顿1980，ch．6）。培根体系被修正了，随后又荣幸地以表格和图解的形式出现在18世纪中叶狄德罗和达朗贝所编的伟大的《百科全书》的简介和导论中。无论如何，培根可能在哲学这一领域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但它并没有在科学中构成一场革命。　　　　
　　那么，对于培根与科学革命的关系我们将提出什么结论呢？我像昆顿（1980，83）一样认为，培根主要在两个方面，即“作为一位倡导者和批评家”，可以说比较重要。他所做出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使科学摆脱了宗教和宗教的形而上学，”“使对自然的研究因在当时被看作是巫术、被轻蔑、被认为是低级的辛苦且单调的工作而被禁止的状况发生了转变”（昆顿1980，83－84）。更为重要的是，培根认识到科学将提高人类的能力，使人类能更有效地控制环境。“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他在《新工具》中写道（bk．l，aph．81＝1905，280），“说来不外是这样：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虽然通向人类权力和通向人类知识的两条路途是紧相邻接，并且几乎合而为一”（bk．2，aph．4＝1905，303）；“真理和功用……乃是一事”（bk．1，aph．124＝1905，298）。“人类要对万物建立自己的帝国，那就靠方术和科学了，”他写道（bk．1，aph．129＝19O5，300），“因为我们若不服从自然，我们就不能支配自然。”无疑，人们极力把培根说成是“归纳科学哲学家”（B．法林顿1949）。不过我们必须记住，在这些观点中，培根主要关心的并不是改变生活条件。相反，他认为，“各种成果自身，作为真理的证物，其价值尤大于增进人生的安乐”（bk．1，aph．124＝1905，298）。　　　　
　　培根还是一位重要的倡导者，他提倡把科学家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学会和科学院，这种组织的特点就是进行集体研究。在一部题为《新大西岛》（1627）的未完成的乌托邦式的著作中，他描述了一个中央科学研究所，在这里备有实验室、植物园，动物园，厨房，熔炉，甚至还有机械工场。在这部著作中，培根宣称，在科学中；通过分工知识的生产会更有效地进行。关心经济史的人们常常称赞培根首先阐述了分工的一般观念。至于培根是否对皇家学会的主要创始人有过很大的影响，人们可能会有一点怀疑，皇家学会这一研究部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认为是带有培根的烙印。在斯普拉特的《皇家学会史》中（1667），培根的名字不仅跃然纸上并且倍受赞扬，此外，他还成了富有寓意的卷首插图中的人物，由此可以证明培根的影响。我们会承认，皇家学会“也许可以公正地说是对弗兰西斯·培根的最大纪念”（法林顿1949，18）。　　　　
　　笛卡尔的科学革命　　　　
　　培根并非是他那个时代意识到真正的科学将会导致医学和各种技术领域进步的唯一的一位思想家。笛卡尔在他著名的《方法谈》（1637）中提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观点。在此书的结尾部分，他讨论了“尽我们所能为人类谋取普遍利益”的目标（1965，50）。与笛卡尔提出的原理并行发展的完备的科学，将会成为那种“在科学中极为实用的知识。”科学，恰当地讲应用科学，将会“使我们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在一些具体的目标中，他希望，机械装置的发明“能使我们不需辛苦便可享受各种农产品和地球上的所有财富。”他特别强调，对于医学。对于最终消灭“身体和心灵的疾病”。根除“老年人的衰弱”等等来讲，科学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笛卡尔1956，39—40）。由此看来，那种以实验或经验为基础的科学的发展，自然会产生这样一个结果即：使人们以为知识的进步会导致新的实用发明、会导致健康状况的有效改善。　　　　
　　笛卡尔并不认为，正式的学会或研究机关可以资助和供应实验设备，以满足科学家团体进行共同的研究事业的需要，笛卡尔的这种观点与培根的观点不同。不过他也感觉到，单凭某一个人很难完成所有的实验；在《方法谈》的结尾部分，他讨论了一些也许会使研究者得到帮助的方法，例如，对他的“必要的实验的开销”提供捐款，并且提供保护以便使“他在闲暇时也不会受到任何勒索者的打扰”（笛卡尔1956，47）。他甚至公开提出了社会和个人赞助科学事业的问题。他在1632年5月10日给梅森的一封信中暗示，他渴望能有一位富有的赞助者为已经列出的一系列“天体现象”的研究提供资金（笛卡尔1970，24；1971，l：249）。　　　　
　　培根把他自己看作是新科学的先驱者，他的作用就是倡导人们去研究新的科学（“Ego　enim　buccinator　tatltum”：培根1857，1：579；《进展》4，1）。“我所做到的只是，”他在写给普莱福（Platfer）博士的信中说，“摇铃，把有识之士一起唤醒。”笛卡尔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是一种新科学的创始人，他自己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在1619年3月他23岁时，笛卡尔曾（在给贝克曼的一封信中；参见1971，10：156）预告说，一门“全新的科学”即将出现；他自豪地断言，这门新的科学能普遍地解决数学中的问题。在当年的11月，他在梦中梦到了“一门惊人的科学的根据”被发现了（1971，10：179）。　　　　
　　10年以后，笛卡尔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受邀去听一个演讲，该演讲对学校中教授的传统哲学进行了批驳。这个演讲［据笛卡尔的传记作者贝莱特讲，译文见史密斯（1952，40ff．）］，“几乎获得了满堂喝彩。”在听众中，唯有笛卡尔“非常慎重，没有表露出任何赞许之情，“这，引起了巴黎奥拉托利会的创始人天主教枢机主教德·贝律尔以及教皇的教廷大使梅森神父等其他一些人对他的注意，所有这些人都力劝他陈述自己的观点。在随即而来的对话中，他吐露了他本人的“‘一般法则’，他有时也把它称作他的‘自然方法’”——它取之于“数学科学的宝库。”笛卡尔给德·贝律尔枢机主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邀请笛卡尔到他那里去作客，更为详细地解释其方法。笛卡尔向他剖析了自己方法的本质，并指出，“这种方法可能产生的实际效益，将会使他的哲学研究方法被应用到医学和力学领域”，从而“导致健康的恢复和保护，并且……导致人类的体力劳动在一定程度上的减少和减轻。”枢机主教鼓励他“从事这项［研究自然的＇工作，”竭尽全力进行科学和哲学的改革。　　　　
　　这一规划在1637年得以完成，是时出版了三本关于科学的著作（《几何学》、《屈光学》、《气象学》）以及《方法谈》，并加以副标题“在科学中进行推理和寻求真理的正确途径。”这种方法在以前的一部著作中就已得到了充分的陈述，该书完稿于1628年左右（即他会见枢机主教德·贝律尔前后），书名为《指导心灵的规则》；该书在笛卡尔去世后（1701）约SO年才出版。笛卡尔的方法是一种清晰而成功的思维方式，但决不是实用的或为业余爱好者用来进行实验并从实验中获取结论的手段。然而，像培根的方法一样，笛卡尔的方法也是旨在通过把某个综合的和复杂的问题分解成较为简单的要素或组成部分来做出发现。他说，他的模型可以在他的新几何学中看到，在那里，对复杂曲线的研究就是通过这种分解成简单要素的方式进行的。这个方法得到了概括的表述；它不仅可以用于科学和哲学，而且还适用于“无论什么领域的……任何理性的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