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革命-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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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外一篇与《百科全书》无关的作品——“对18世纪中叶人类思想的概要描述”——中，达朗贝提出了关于思想领域革命的一种一般理论（1853，216…218）：“大约三百年来，自然似乎注定了每一个世纪的中叶都是人类思想中发生革命的时代”。他特别提到，“在15世纪中叶，对君士坦丁堡的夺取，在西方国家引起了文学界的复兴”。同样，“16世纪中叶则经历了宗教和欧洲大部分国家体制的一个迅速的变革”。最后，“在17世纪中叶，笛卡尔创立了一门新哲学”。
《百科全书》第6卷1756年在巴黎出版，其中收有达朗贝写的词条“实验”。前面的一卷（第5卷，巴黎，1755）收入了狄德罗关于科学中的革命的讨论；这个讨论见于他所写的“百科全书”这个条目中。狄德罗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科学中正在发生变革，所以，在以前的世纪中出版的所有辞典都会缺少科学发明或放在显著地位并赋予新的意义和重要性的新的词汇。因此，在“光行差”这个词条下面，比较旧的辞典不可能给出现时的天文学的意义（这同布拉德雷＜1693－1762，英国天文学家）的发现＜即光行差效应的发现）联系在一起），而“电流”这个条目可能只会有一条线或两个给出的“虚假的概念和古老的偏见”。狄德罗认为，即使如此，“科学和文理科学（包括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中的革命也许并不如在力学中发生的革命那样有力和被人强烈地感觉得到；但是，在科学和文理科学中都发生了革命”。
狄德罗在其著名的论文“对自然的解释”（1753年初版，1754年又作了扩充）中也曾述及科学中的革命。狄德罗写道，“我们正在接近科学中的一场伟大革命”（1818，1：420）。这场革命将完全拒斥几何学以及科学中的几何学精神。他说：“依据我们的作家对伦理、小说、自然史和实验物理学的爱好判断，我几乎可以确信，不出一百年，人们在欧洲连三个伟大的几何学家也列举不出来。”
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段落都标明“革命”（或“革命的变革”）在狄德罗科学发展理论中的重要性。像达朗贝一样，狄德罗认为，科学的进步和发展是以一系列连续的革命为标志的，但是“在这一场革命与另一场革命之间的最大间隔”是一个“固定的量”这个思想显然是从他发源的。尽管表面看来狄德罗把革命主要看作是激进的世俗的变革，但在前面的段落中也存在着把革命看作是一个循环的革命变革过程的言外之意；其中，最大的间隔这个术语甚至使人们听到了在循环的周而复始自然现象之中革命周期的弦外之音。而且，人们应当认识到，尽管政治领域中的革命的循环意味在《百科全书》的“革命”这一词条中并没有全然出现，但是，这个意义却正好出现在达朗贝的“引言”中，在这里，他谈到（《百科全书》1751…1780，1：p．XI）“关于帝国及帝国的革命研究的主要成果”。稍后，达朗贝在“引言”中还论及作为激进变革之要素的革命，但是仍然存有帝国盛衰，腐朽和再生演替进行的思想含义。他开始说到中世纪“那些黑暗的岁月”。在那时，“一场能够使世界呈现出新的面貌的革命必然能够使人类摆脱野蛮状态”（p。xx）。他继续说：“希腊「拜占庭＇帝国被摧毁了，而且它的灭亡使残余的知识流回欧洲。印刷术的发明以及梅迪契家族和弗兰茨一世的保护和支待，使人们的思想重新活跃起来，而且启蒙运动到处获得再生”（1963，62）。这段话的循环的弦外之音，盛衰和消长的意义更加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在那个时候，这可能依然是对“革命”一词的普遍用法。
论述天文学中革命的两位作者
我们已经看到，在《百科全书》出版的时候，“革命’作为一种世俗的而非循环的重大变革的新的含义已经流行开了，至少在法语中是如此。在18世纪后半叶，这个概念以及表达这个概念的词汇，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思想领域，特别是关于科学的作品中。然而，不同的作者，根据他们的学科来断定不同时代革命的时间。因此，拉朗德在赫维留之后的时代看到了天文学中的一次革命（1764，l：131）：
这是一个所有民族都在为作出新发现以及使这一学科趋于成熟的荣誉而彼此争论的时代；尤其是巴黎的科学院，伦敦的皇家学会，在这次革命中发挥了最伟大的作用。它们造就了无数杰出的科学家和著名的天文学家。
但是，拉朗德并没有把“革命”一词用于说明哥白尼对托勒密权威的反叛，也没有用于伽利略或开普勒发现或引入的全新的东西；他显然把“革命”一词用于称呼发现和改进的过程——他认为这个过程是最近几个时代确立和详尽阐述天文学这一学科的过程的一个部分。当然，我们必须谨慎地设想，在拉朗德的论述中出现的这个差别，来源于一个关于用法的有意识的和清晰的决定。也许最重要的只是：拉朗德的确在科学中引入了革命概念。
在法国大革命前十年出版的巴伊（1736…1793）的著作向人们指明了科学中革命的概念是如何获得它借以在19世纪继续牢固确立起来的形式（当然有变化）的。在其《近代天文学史》一书中，巴伊介绍了几种重大的革命——从哥白尼宇宙体系和牛顿自然哲学的大规模的详尽阐述一直到望远镜的设计和使用中的革命性的创新。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天文学家，巴伊企图附加十字准线，尤其是测距器来改进望远镜：“对工具的这个完善，实践中的这种精确性，以一种非常明显地产生一场革命的方式对所有观察或观测产生影响”。而且，“这场革命，这种巧妙的运用的想法应归功于皮卡德和奥祖（1785，2：272…273）。
巴伊探讨了过去以及他那个时代的革命，甚至预测了即将到来的革命，尽管只是一些小规模的革命——主要是新的计算（无近似值）和积分的工具和方法。他也预言了摆钟将被取代。巴伊的历史也引入了一个非常清楚地拟定出的两阶段革命的概念，这个概念适用于大规模的科学革命，在这些革命之中，首先要摧毁已被认可的概念体系，然后确立一个新的概念体系（见&；amp；13．1）。然而，甚至在巴伊的著作中，周期性的革命变革的陈旧概念与对“革命”这个术语的新的用法，都是用于指称科学中根本的、激动人心的变革，某一个人的著作和思想的影响是特别经常地存在的。
正是巴伊把已经发生了一场哥白尼革命的思想传播开来的，尽管他的两阶段革命理论显然会使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论是伽利略还是开普勒，他们实际上都没有促成一场他认为哥白尼已经促成的那种革命。他确实坚信牛顿学说所引发的革命，这在他的历史著作中一再表现出来。巴伊充分认识到笛卡尔所作的显著贡献，但是他显然没有发现笛卡尔的创新是革命性的。巴伊说，天文观测当然是针对原因而提出问题：“敢于把宇宙的一般运动规律归结为地球上的物体的运动规律，的确是一个卓越的思想。这样一种胆识和雄心是我们近现代以来的几个世纪独有的；这个荣誉和功劳应归于笛卡尔”。而且，“笛卡尔发现，同一种机理无论在天空中还是在地面上都必定是物体的动力”。巴伊继续写道，即使笛卡尔没有完全想到真正的机理，“我们也决不能忘记，这个新的卓越的思想是他的天才的结果”（1781，xi）。他说，“在公正地评判笛卡尔的时候”，我们“没有减损牛顿这位伟大人物的任何荣誉”。而且，“假若笛卡尔用他在几何学中的新发现打开了通往最美好的发现的道路，那么开普勒预见到并且留给我们比他所拥有的更多的自然科学（物理科学）的真理。笛卡尔敢于做的事情比较多，而且他的胆识是衡量他的天才力量的尺度；他只是不够精明。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在他那个时代广为人知的许多事实”（1785，2：192）。
巴伊也从天文学发展中一个循环过程方面着手写作。因此，一场革命有时可能意味着回到某个比较古老的思想或观念，或某个比较陈旧的原则。但是，巴伊敏锐地注意到，人们决不能仅仅因为现在使用的某个思想或观念可能从前曾经出现过就设想不存在任何真正的变革。他举出了一个奇怪的例证：“异教神学设想世界是从一个鸡蛋中产生出来的；无知和渊博的知识通过相反的道路达到同样的结果殊途同归，这并不是第一次”（2：519）。在他的历史著作的第2卷的开始，巴伊对由于循环革命所引起的变革作了更完全的表达（2：3－4）：
在写这部历史的时候，我们发觉，一方面，人们相信宇宙机理的简单，因而仍然倾向于这个思想，甚至在无视它的时候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思想是给我们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一个思想。结论自然是我们回到我们由此开始的思想：这就是我们的道路，我们总是在一个圆圈中转来转去。然而，这个思想，这个已知世事的第一个开端已使自身变成了一场革命的目的。
巴伊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一次又一次地谈到（如1：bk．8，&；amp；1）随着文明的起落天文学科学的兴衰。巴伊认为，古代巴比伦人、印度人和中国人的天文学是“我们不知道其伟大作用的一种比较早的文明”的科学的“残骸”，“它们被一场伟大的革命所摧毁”（1781，18）。这种文明丧失了天文学思想，只能是“因为某次大的革命，这次革命毁灭了人、城镇和知识，剩下的只是残骸。一切都证明，这场革命是在地球上发生的”（p．59）。在《物质通论》或索引——其中包括他的三卷本的《现代天文学》和单独的一卷《古代天文学》——对这两种革命的论述（参见“革命”条）先于对恒星和行星革命的论述。
巴伊认识到，在革命中可能存在循环的过程——这对任何职业天文学家来说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一事实并不减低他在论及以一个世俗的而非循环的巨大变革为特点的历史事件时使用“革命”一词的冲力。由于巴伊不仅用“革命”来表示科学中的根本变革（这同达朗贝和狄德罗是一样的），而且事实上把这个词汇和概念整个引入到他关于现代天文学的历史著作中，所以我们可以提出结论：到这个时候，“革命”得到充分认可并被引入到科学史的叙述以及对科学思想、理论、方法、思想体系的生成和发展的分析之中。
18世纪末论述科学革命的著作者
到18世纪幼年代，法国出现了许多直接论述科学中所产生的这一场或那一场革命的作者。但是，孔多塞的情况也许尤其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据利特雷说，他是“revolutionnaire”（革命的，革命者）这个术语的首创者。科学中的革命这个概念（以及用“革命”一词来表达它的做法）经常出现在已故科学院院士的颂词中。正像丰特奈尔（Fontenelle）早先曾经做的那样，孔多塞在担任科学院常任秘书期间，一直承担着这些颂词的写作和宣读。因此，在杜哈梅·杜蒙西奥的颂词（1783）中，孔多塞是这样说的：“他将成为科学史中一个时代的标志，因为我们发现，他的名字是同那场专门把科学导向公共用处的思想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哈勒的颂词（1778）说：“冯·哈勒在其中公开这些发现的著作标志着解剖学革命的时代”。达朗贝的颂词（1783）说：“这个原则是物理…数学科学中一场伟大革命的时代标志”。欧拉的颂词（1783）中说：“他以其在数学科学中引发的革命而赢得这一荣誉”。（见孔多塞1847，2：300，641；3：58，40，以及7，8，9，28）如此等等。在这其中的三个例子中，我们看到孔多塞把“时代”和“革命”这两个术语并列用于一个世纪之久的传统，它明确地介定了“革命”一词的非循环的意义。
孔多塞在其中对革命概念和术语使用最为突出的主要著作是《人类精神进步史梗概》。该书初版于1795年。孔多塞在该书中论述了新近发生的美国革命以及尚未完成的法国革命，同时敏锐地阐明了造成这两次革命各具不同特点的原因。他对笛卡尔的探讨在目前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他认为，笛卡尔给予“人们的思想以一般的动力，这种动力是人类命运中的一切革命的第一条原则”（孔多塞1955，147；1933，173）。在解释化学的兴起时，孔多塞对这一学科作了某些改进，“这些改进扩展了这一学科的方法，而不是增加了它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