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革命-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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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已被人们广泛接受的确定的变异的事实，一个物种的个体成员的特点是各不相同的。但是，一些变种相应于环境的性质更适合生存。在随后的生存斗争中，一些变种比其他变种更有利；例如，与背景调合的一种颜色也许有助保护某个物种不被某个捕食者在择食时发现，而且因此有利于生存，而一种与背景大不相同的颜色则很容易使它被发现和吃掉。达尔文在这些现象中看到，一个个体生存的机会依赖于个体所拥有的特殊的变种（变异）。他把这个特定的有差别的生存过程叫做自然选择：它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再生产中最终的成功出现在那些其变种（变体）最适合环境，因而最有可能再生产出它们自己的种属的个体中间。这里对单一的个体的专注，以及“对有机界一切东西的特点的强调”，在恩斯特。迈尔（1982，46）看来，是认识和思考自然界的革命的新的方法的关键：“种群思考”。种群思想家“强调指出，在性方面进行着再生产的物种中的每一个个体与所有其他的个体都是根本不同的”。在研究生物学或自然史的这种新的方式中，不存在任何“理想的类型”，也没有基本同一的个体的任何“等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正是以“对每一个体的独一无二的特点的认识”为基础的；恩斯特·迈尔认为，这个认识对于达尔文思想的发展来说是“革命性的”。
从赖尔的种间竞争概念到达尔文种内竞争概念的演变是对我曾经称作思想转变的创造性过程的一个基本说明（1980，第4章，尤其是该章第3节）。产生这个重大的革命越升的原因是达尔文偶然阅读了马尔萨斯的著作。我们非常感激桑德拉·赫伯特（1971；而且尤其参见吉塞林，1909）指出了马尔萨斯在使达尔文注意“对一个物种的个体的……可怕的修剪”——它“促使达尔文把他所知的物种层次上的斗争的知识运用到个体层次上的斗争中去”——一方面所起的特定作用。然后，达尔文认识到，“物种平面上的生存是进化的记录，而个体平面上的生存则是它的推进”。简而言之，赖尔“专注于物种层次上的竞争”显然使达尔文没有认识到“个体平面上的‘生存斗争’的进化的潜力”。因此。赫伯特断言，对于达尔文在1838年9月28日之后对自然界中的斗争的思想进行解释的可能性所取得的“新的理解”来说，应当把马尔萨斯“看作是贡献者而不是促动者”。因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是以三个要素为基础的——“个体的变异性，人口过剩趋向，在自然中起作用的选择基因”（同上，214）——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转变作为达尔文创造性思想的一个阶段是多么关键。而且，我们现在可以更加明确马尔萨斯真正起到的作用，即它并不在于给达尔文所提出的假说增加另一个因素，也不在于给达尔文提供了一个人口增长的数学法则，而在于通过使达尔文“把注意力集中在对自然的竞争刺激——一弱肉强食，饥荒，自然灾害——正如它们在同一群体的成员的个体差异上所表现的那样”，从而引导达尔文把赖尔的概念转变成一个个体内部的斗争。这是向对单一种群的个体中间“生存斗争（迈尔坚持这一点，1977，324）的认识的“概念转变”的决定性因素，是向今天人们所熟知的“种群思考”的决定性转变。
当然，对于充分理解达尔文的思想对马尔萨斯的感受性以及对导致种群思考（在其中有亚当·斯密经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竞争的原则，施韦贝尔在1977年，格鲁伯在1974年都对此作了揭示）的竞争的重要性的认识来说，还有其他一些必须考虑到的因素。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必须充分注意达尔文本人的陈述：自然选择的概念产生自我的可以称之为人工选择——那些为再生产而可能选择表现出理想特征的个体的动植物繁殖者的长期实践——的一个转化。而且，有一种空幻的看法认为，一个上天注定的过程以一种有点像“选择”的方式清除了不容易适应环境者。
对达尔文学说的反应
有人抨击达尔文没有遵循据说是公认为有效的研究科学的方式的简单的规定的模式；从这些抨击中，可似清楚地看出达尔文思想的革命性质。为了弄清楚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传统的科学思想规范，譬如说人们在牛顿的自然哲学中所看到的规范，人们只要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就行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不是论断性的，但仍然是因果律的。也就是说，虽然通过自然选择和各种其他相近的原则，达尔文进化论把一个原因归于目前的物种由自然选择产生的过程，但是，即使具备环境条件的话，这门科学也不能比较精确地预言进化的未来过程。换句话说，达尔文指出，甚至当“不可能对未来作出预言”时，一门科学也可以“对过去作令人满意的解释”（斯克里温1959，477）。
在对达尔文的公开抨击中，亚当·塞奇威克说，“达尔文的理论不是归纳的——不是以一系列公认的事实为基础的”（达尔文，1903，1：149页注），而且，达尔文的方法“也不是真正的培根式的方法”（达尔文，1887，2：299）。他写信给达尔文说：“你已经抛弃了……真正的归纳法”。但是，达尔文在他的《自传》（1887，1：83）中声明，他“应用真正的培根原理，而且丝毫不根据任何已经有的理论，极其广泛地去搜罗事实”。达尔文非常高兴地认识到“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在哲学上都是正确的”（1903，1：189）。亨利·福西特告诉他，根据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看法，达尔文的“推理，自始至终都是相当严格地依照严密的逻辑原则”。此外，密尔说，达尔文所遵循的“研究方法是这一学科特有的唯一方法”。我们可以理解赫胥黎为什么对1860年7月《每季评论》中对达尔文的批评尤其感到不快了（达尔文，1887，2：183）。在《每季评论》上的那个批评中，“一位肤浅的冒牌的理工硕士”竟厚颜无耻地嘲笑达尔文“是一个‘愚蠢的’人，他竭力‘要把他完全不可靠的猜测和臆想的构架支撑住’，而且他‘对待自然的方式’要被视为‘对自然科学是完全耻辱的’而加以谴责和拒绝”。赫胥黎通过揭露那位批评者对古生物学的无知，以及完全缺乏比较解剖学的知识，而表明这个批评是不合格的；只泉在赫肯黎写了这些文字之后，他才发现那位批评者是他在牛津的宿敌——一毕晓普·威尔伯福斯（达尔文，1887，2：183）。
另一方面，达尔文的敬慕者则把他与牛顿和哥白尼相比——他们是过去的公认的伟大革命的发起者。德国生理学家埃米尔·杜布瓦盾蒙说，达尔文极为幸运地活着看到他的思想被普遍接受和承认（1912，2，29），这与哈维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哈维在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欣然承认血液循环之前就去世了。T．H．赫胥黎对于“查尔斯·达尔文与伊萨克·牛顿和迈克尔·法拉第齐名”，并且像他们一样“提出了一位真理的探求者和自然的阐释者的崇高理想”这一点毫不表示怀疑（达尔文，1887，2：179）。他还说，就像牛顿的名字“与万有引力理论”有着密切联系，达尔文的名字是同“关于栖息在我们地球上的生物的起源的理论”分不开的。而且，《物种起源》一书是扩展自“牛顿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发表”以来产生的“自然知识领域”的“最有效的手段”（p．557）。A。R．华莱士（189，142）坚持认为，《物种起源》“不仅把达尔文的名字放在与牛顿同一个平面上，而且他的著作将永远被视为19世纪科学成就的伟大（即使不是极其伟大的）著作之一”。
甚至达尔文本人也在许多谈到接受或反对“牛顿万有引力理论”的场合，把自己与牛顿相比（1903，2：305）。他极其谨慎和谦虚地坚持认为，他并不想说，自然选择无论如何都是与万有引力相当的。而且，他在自己的辩护中确实援引了这样一个事实：“牛顿不能揭示引力到底是什么”。达尔文（1887，2：290）还补充说，牛顿反对莱布尼茨并且说：“正是哲学领悟了一个钟表的运动，虽然你并不知道为什么重力往地面倾斜”。
达尔文革命的后期阶段
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后的20年中，英国以及其他许多地方（在这些地方有许多著名的杰出人物，但在法国普遍缺少支持者），大多数生物学家都逐渐改变原来的立场，转信物种进化学说。达尔文在1878年写道：“现在，在生物学家中间，对于进化论几乎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1887，3：236）。但是，人们对自然选择、达尔文关于人类的性选择和共同由来的思想，似乎并无多大兴趣（见迈尔，1982，第501及以下各页；鲁斯1979，8；尤其是鲍勒1983）。在我们刚引证过的那封信中，达尔文承认，“关于方法，诸如自然选择发挥了多大作用，外部条件起多大作用，或者是否存在某种神秘的、先天的完美趋向，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如R．W．布尔克哈特说的（《科学》，N83，222：156），“达尔文在其所处时代的最热烈的拥护者——英国的T．H‘赫肯黎和德国的恩斯特·海克尔——对于进化的作用有着与达尔文不同的而巨彼此也互不相同的）理解”。
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进化是否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繁殖过程中的小的变异的渐渐积累起来的影响而进行的，或者是否大的变异起着决定性作用。另外一个主要的问题产生于对遗传性的争论，这个问题在两个方面使选择复杂化了：是什么机制引起自然选择对其起作用的变异，而且变异又是如何传给后代的？到20世纪，孟德尔的遗传学把注意力从自然选择和小的变异转向大的变异、突变和不连续变异（参见爱伦，1978；普罗文，1971；鲁斯，1979）。此后，自然选择和达尔文学说开始衰落，这是朱利安·赫胥黎所说的“达尔文学说的黑暗”时期（1974，22ff．）。20世纪30年代，当我开始做研究生的时候，历史的评价是明确的。有一本我们都曾读过的权威著作，即埃里克·诺登舍尔德的《生物学史》（英文第二版，1935））说，“正如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把自然选择理论“抬高到与牛顿确立的引力定律同样重要的自然规律的地位”是“极其不合理的”，“时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p．476）。实际上，诺登舍尔德告诫他的读者，“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理论在很久以前就被放弃了。达尔文所确定的其他事实也都仅仅具有次要的价值”。那么，我们以什么为根据才能“充分证明”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墓地中达尔文的坟墓紧邻牛顿的坟墓呢？诺登舍尔德的答案是，假若我们不考虑他在科学中的地位而是“依照他对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影响”——即他对语文学、哲学、历史观和人的一般生命观的影响——来“评判他”，那么，他可以享有这样一种荣誉。
但是，近几十年，自然选择又重新得到认可，并且出现了一种“进化论的综合”（关于这一点请参看迈尔和普罗文1980年的论述，尤其是迈尔的序言）。换言之，最初的达尔文革命衰弱了，因此出现了一场反对达尔文的反革命，这场反革命不是反对整个的进化论，只是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及其自然选择的首要概念。恩斯特·迈尔根据“遗传学家与生物学家之间的概念差别”探讨了达尔文主义者或新达尔文主义者与他们的论敌之间的这个分歧，并且指出，这两个派别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生物学，我把它们叫做近因生物学和终因生物学”（迈尔和普罗文1980，9；迈尔，1961）。对于一个局外人来说。构成近来进化论生物学——这是遗传学家和生物学家共同活动的结果—一特点的“进化论的综合”，很可能就是第二次达尔文革命或者说是达尔文革命的第二阶段，或许也可以说是一场变化了的达尔文革命。但是，人们不应当认为这场革命已经结束。入、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修正，它又一次对简单的自然选择提出了挑战，并且根据“不时间断的平衡”作了说明（见爱尔德雷季和古尔德，1972；古尔德和爱尔德雷季，1977）。
达尔文革命在科学之外的影响
达尔文的思想在科学领域之外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这一影响远远超出了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