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革命-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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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认为，精神分析运动对于弗洛伊德的最初思想并没有实质性的、足以引起重视的偏移或背离。其他人，包括阿尔弗雷德·卡津（195，16）则坚持认为，“就这场‘弗洛伊德的’革命的大部分而言，弗洛伊德本人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是19世纪的革命，还是20世纪的革命？
我把弗洛伊德的革命归之为19世纪的一次革命，理由是这次革命的最初三个阶段——自在的革命，投入的革命，理论上的革命——是在1900年达到的。鉴于弗洛伊德的科学及其推论在我们今天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我们也许早就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发生在20世纪的科学中的革命。
在写于1923年并于次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1953，19：191），弗洛伊德本人就是把这一场运动看作是一个19世纪的现象还是20肚纪的现象这个问题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精神分析可以说是随着20世纪诞生的；因为它在其中作为某种新东西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出版物——我的《梦的解释》——是在‘1900年’出版的。”弗洛伊德然后解释说，“精神分析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既成的东西”——“它是从比较旧的思想出发的，并对这些过去的旧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它起源于比较早的提议，然后对这些提议作了详尽阐述。因此，关于它的任何历史，必须首先考虑决定它的源起的那些影响，都不应忽视在它产生之前的时代和环境。”弗洛伊德以19世纪中叶对“人们所说的‘官能性’神经病”的治疗为开端；接着，他又论述了伯恩海姆、夏尔科和雅内的工作以及布罗伊尔所作的推进和发展，这一切导致布罗伊尔和他本人的合作著作《歇斯底里研究》的发表。然后他详细叙述了自己的贡献，这些贡献到1900年达到一个顶峰。
但是，正如弗洛伊德或许要指出的，19世纪或20世纪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明显地确定的。弗洛伊德在他的论文中强调ZO世纪是因为，他在1923年写的这篇论文，是一本题为《这些多事之秋：正如它的许多创造者所言，20世纪正在发展中》（伦敦和纽约，1924）的书中的一章。正像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的标准版的编者指出的（1953，19：191；4：Xii），《梦的解释》（如弗洛伊德所言）的确是在1900年出版的，但它实际上早在1899年11月就出版了。在1932年写的一篇论文中，弗洛伊德（1953，4：Xii）说：“我的《梦的解释》一书最后摆在我的面前是在1899年冬天，尽管它的书名页上填迟到20世纪”。而且，在1899年11月5日写给威廉·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告诉说：“这本书＇《梦的解释》＇昨天终于出版了”（弗洛伊德1954，302）。
这个例子也许只能用以证明，把思想史和科学史纳入到诸如世纪这样的任意的编年学的划分是多么的困难。无论怎样，弗洛伊德同样错误地认为，1900年是20世纪的开端。因为我们时代的第一年是1901年，第100年（完成一个世纪）是100年，而不是99年。因此，第19组一百年（19世纪）的最后一年或第一百年是1900年而不是1899年，而20世纪的第一年确切说应当是1901年。
弗洛伊德论科学革命和创造性：与哥白尼和达尔文的比较
对弗洛伊德思想，尤其是那些关于性的思想的敌视，自然使弗洛伊德主义者把他们的大师的辛劳与任何勇敢的拓荒者的艰苦相比拟。弗洛伊德的传记作者恩斯特·琼斯曾写道：“哥白尼和达尔文都以极大的勇气面对关于外部现实的不受欢迎的真理”（1940，5），但是，正如弗洛伊德所为，“面对内部现实的那些真理则要付出某种只有极少人能够独立付出的劳动”。弗洛伊德本人敏锐地意识到他在精神（心灵）科学和疗法的历史中的革命地位。他在许多场合把他自己的科学理论与哥白尼和达尔文的理论相比较。弗洛伊德对他们的理论感兴趣，与其说是由于他们的科学影响，不如说是由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他们的“意识形态的”内容。尽管弗洛伊德从未（在有记载的谈话中，在已发表的通信中，或者说在已出版的著作中）援引或提出“哥白尼的革命”或“达尔文的革命”这样一些说法，但是，他确实表达过这样一个意思，即哥白尼和达尔文所做的工作是根本性的，而且对于人类关于自身的概念具有重大意义。显然，弗洛伊德从来没有明确说过他是一个革命者，或者精神分析就是一场革命。在《幻想的未来》（1953，21：55）中，弗洛伊德写道：“科学观点的转变是发展，是进步，而不是革命。”
弗洛伊德在1907年断言，如果有人要求说出“十本最重要的书”，那么他将把“像哥白尼、相信巫术的老医生约翰·维尔、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等人所取得的那样的科学成就算在内”（1953，9：245）。哥白尼、约翰·维尔和达尔文的这个排列并不是随意的，因为这些人代表着弗洛伊德认为人类自我陶醉的自尊在其中受到重大打击的三个领域：宇宙论、心理学和进化论生物学。弗洛伊德认为，哥白尼推翻了人类在宇宙中的固定的中心地位，而达尔文则揭示了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密切的亲族关系。维尔这位16世纪的没有多少悟性和非凡胆识的医生，则勇敢地同迫害巫师的狂热的暴行作斗争，尤其是他解释了假孕（“虚假的怀孕”）并不是一个妇女与魔鬼交合的征兆，而是一种医学生理状态，它是由我们今天所说的心理或身心原因造成的。令人奇怪的是，弗洛伊德引证的是一个在权威的医学史（辛格和安德伍德；或施赖奥克；或齐尔布尔格和亨利，1941）中甚至都没提到的相当不出众的16世纪医生，但是，我们也许应当尊重他的现代性、合理性和勇气（见齐尔布尔格1935）。但是，另一方面，没有多少研究心灵的人物值得被抬高到与哥白尼和达尔文所享有的同样高的地位。他也许选择了夏尔科，因为他曾一再对他［夏尔科＇表示赞扬（1953，1：135；3：5，9－10；6：149；12：335；19：290；24：411），并把他描述为神经病学的“最伟大的领袖”和“每一国家神经病学者”的“伟大导师”。弗洛伊德在这方面选择的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达尔文的在其《物种起源》之上的《人类的由来》。弗洛伊德是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人类的由来》一书，还是他只是匆匆记下他第一次想起的达尔文的书名，我们对此完全不清楚。但是，弗洛伊德也许是有意识地提到《人类的由来》，因为在这部著作中，达尔文断然提出了人类和动物物种之间的亲族关系的学说。鉴于弗洛伊德对人类的自我形象所遭受的打击的特别兴趣，《人类的由来》在当时显然是一本比《物种起源》更为重要的著作，尽管后者对于进化论生物学甚至对于整个科学来说都可能是一部伟大得多的著作。
在弗洛伊德看来，哥白尼从地球中心的宇宙向太阳中心的宇宙的转变——就像达尔文的“摧毁了人们傲慢地在人与动物之间竖起的壁垒”的人类起源的理论一样——是非常重要的，这与精神分析学说所获得的承认是基本类似的。弗洛伊德揭示了“有意识的自我与一个强大的无意识的关系对于人类的自我怜爱或自大是一个多么严重的打击”，正如“人类起源理论所给予的生物学的打击以及哥白尼的发现给予它的比较早的宇宙论的打击”以前对我们自我陶醉的自我形象的伤害一样（1953，19：221）。弗洛伊德认为，接受这三种理论的障碍来自情感的而非理智的原因，这因此解释了“它们的多情的特点”。他指出，“总体上说”，人们对精神分析理论都表示反对，正如“由于其神经错乱而接受治疗的个人神经病人”所作的那样。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抵制和反对——类似于从前对哥白尼和达尔文理论的抵制和反对——并不是“通常起因于反对最科学的创新那种抵制和反对”，而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强大的人类情感受到这一理论的主题的伤害。”
弗洛伊德把哥白尼和达尔文的影响与精神分析理论所受到的敌视联系起来的最著名的例子见于他的《精神分析引论》（1916…1917）第三编“神经病通论”中。弗洛伊德在这一编中论述了“人类天真的自爱和自尊曾先后从科学手中受了两次重大的打击”。自哥白尼以来，人们“知道我们的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仅仅是无穷大的宇宙体系的一个小斑点”（1953，16：285）。达尔文的研究“摧毁了人类假想的异于万物的创生特权，证明人是动物王国的成员之一，而且同样具有一种不可磨灭的兽性。”但是，在弗洛伊德看来，‘对人类的自大狂的第三次也是最沉重的一次打击”“来自现代心理学研究，因为这种研究向我们每人的‘自我’证明，就连在自己的屋里也不能自为主宰；而且能得到少许关于内心的潜意识历程的信息，就不得不引以自满了。”
令人奇怪的是，弗洛伊德似乎从来没有从革命方面谈他本人激动人心地推翻了经典的心理学和传统的精神疗法。但是（在1916…1917）他确曾采用“对我们的科学的普遍反叛”这样一种说法。他说，这一反叛的特点是“蔑视一切学究式虚假礼仪的考虑，而且使反对者摆脱公正逻辑的一切束缚和限制”（1953，16：285）。这一说法对于革命史学家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revolt’（反叛）意味着反对既成的权威的起义和暴动，而弗洛伊德正是一直抱怨他本人的激进的和新的思想的确立和被接受遭到了抵制。
弗洛伊德充分意识到哥白尼并不是断言地球运动性的第一人。在其《精神分析引论》中，他特别指出，“＇与哥白尼的体系＇相似的某种东西早已由亚历山大的科学表示过了”（1953，16：285），而且亚历山大还清楚地表明，远在哥白尼之前，“毕达哥拉斯的信徒就已对地球的特权地位产生怀疑，而且在公元前3世纪，萨姆斯岛的阿里斯塔尔丘斯就曾断言，地球要比太阳小得多，而且围绕着那个天体运动。”因此，“甚至哥白尼的伟大发现……也已在他之前由人作出了。”所以，对“人类的自我怜爱和自尊”的宇宙论的打击，不是在作出“那个发现”时发生的，而是当它“获得普遍承认”时发生的。达尔文关于人类并不是“不同于动物或优于动物”，而“他本身……是从动物演化来的…与某些物种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而与其他物种的联系则比较远”的理论也是与此相似的（1953，17：141）。这些结论并不只是达尔文自己作出的，而是从“查尔斯·达尔文、他的合作者和先驱者的研究”推演和总结出来的。
在如此列举和说明哥白尼和达尔文的先驱者时，弗洛伊德无论如何都不是贬低和诽谤这两个人的创造性。相反，他正是为了表达一种一般的创造力理论。弗洛伊德认为，我们的许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最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某个比较早的思想家，而通常在我们自觉的思想中我们也许忘记了某个人。弗洛伊德举出的一个显著的例子是路德维希·博尔恩。博尔恩1823年“三天内成为一个创造性作家的艺术”一文对自由联想的方法作了引人注目的描述，因此在精神分析中是非常重要的。当弗洛伊德认识到哈夫洛克·埃利斯宣布斯韦登博格教神秘主义者、诗人和医生加思·威尔金森是自由联想的“真正的”创制者后，这篇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弗洛伊德，1955，18：ZM）。虽然弗洛伊德完全忘记了博尔恩的论文，但他后来回忆到，“在他十四岁的时候，就有人赠送给他博尔恩的著作集，而在过去五十年后，他仍然保存着这本书，而且这是他少年时代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一本书。”此外，博尔恩“是他深入钻研的第一位作者。”使弗洛伊德尤为惊奇的是他发现，博尔恩在论文中论述了“舆论对我们的理智产物所表现出的潜意识的抑制力”，并且认为这种潜意识的抑制力是比“政府的审查制度”更为压抑和暴虐的。“政府审查制度”这个概念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使弗洛伊德回想起了“在精神分析中作为梦…潜意识的抑制力重新出现的‘审查制度’。”弗洛伊德断言，“因此，这个暗示也许揭示了在如此许多情况下被猜测隐藏在表面的创造性之后的潜在记忆的片断似乎并不是不可能的。”
在另一部著作中，弗洛伊德在谈到“二元（重）论＇1937＇”时援引了‘cryptimnesia’（潜在记忆）这个概念。“根据这种二元（重）论，一种死亡的本性，或毁灭的本性，或攻击的本能，正像具有展现在里比多中的爱欲的合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