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8期-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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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吴佩孚的道德政治的原则下，对孙中山，他取的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儒者态度，所言与所行决不两途；不因为孙是自己的对手就贬低，斥之为“投靠日本”（其时孙中山正与亲日派张作霖结盟），也不因孙中山在各军阀之间游走而斥之为“合纵连横”。以技术态度对待技术政治，以道德约束对待道德政治，待人以宽，律己以严，原则昭然。即使是敌人，也尊重敌人的人格，所谓君子断交，不出恶声，真醇醇如也。难怪孙中山要笑他是一个“老学究”了。
只有对手最能了解对手，不仅因为他们处在同一角力场，所谓语境相同，息息相通；更因为只有对手才是智力相当、手段对等。在理解对方时没有后世史家的所谓“智障”与“智差”。
不过言论终究是一种“表态”，倒是在处事中呈现出的性情，更可以作为体味历史人物心性的一个指标。 在孙中山与吴佩孚两人的政治生涯中，都经历过一次“反叛”的关键性危机，但两人对反叛者的态度却截然相反。
1922年6月，第一次北伐中的孙中山，因为陈炯明之变而全盘皆输。其时孙中山有两次谈陈炯明之变，其内容颇可玩味。
孙中山在6月23日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的信中说，“我正经受着陈炯明——一个完全受恩于我的人——所成的最严重的危机。”9月18日的《致海外同志书》中，孙中山又有“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险，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无恤”等语。
其实，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冲突，并非个人恩怨，乃是主义的不同。按胡适的话说是“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做根据地，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可以成立的。”但在孙中山眼中，陈炯明的一切是他给予的（事实是，陈依靠自己的奋斗而起，反倒孙中山能据有广东，正是借陈炯明之力），因此陈必须忠于他个人，而反叛就是忘恩负义。为了“惩罚”，他不顾广州市民的吁请，下令海军炮轰广州城，造成“平民死伤，实数不知，但一般估计，总在一百人以上”。广州市民各团体在事变后集会商议，讨论解决争端的办法，提出四项：一、通电赞成统一；二、请陈炯明回省主持；三、严限各方停战，如有一方不停，即视为三千万粤人公敌；四、组欢送孙大会（《申报》1922年6月21日）。6月26日，广州各界代表赴永丰舰请求孙中山停止炮轰城区，为孙拒绝。孙中山说：“我今日实力不足，然终有吐气之日。若果陈氏今早抵省，我即今早开炮，今晚返省，即今晚开炮。汝等即赞成之，则自负责任”，“如欲广州市区不发生战争，请你们不要欢迎陈炯明进省。否则，陈炯明进省之日，即为我开炮之时。请你们自己去斟酌。”
尽管广东民众一再恳请孙中山以乡梓为念，多方调停，但孙中山不为所动。他并不是不知炮轰广州根本不能改变自己的军事处境，但为了“在赣诸军闻炮击而知我尚存，西湖逆贼闻炮击而知我不死”的目的，不惜以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为筹码，要挟广州市民不要欢迎陈炯明回省。所以胡适会有“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睛，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这样的批评（见沈晓敏《广州民众与陈炯明“六一六兵变”》，《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10期）。
最后弄得天怨人怒，而所期待的北伐军又无法回师相救，孙中山只好于8月9日乘英国炮舰离开广州，避人他的上海法租界去了。
再看吴佩孚对待“反叛”的态度。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的直系军队已攻入山海关，眼看可以
底定东北，统一国家，而以10月23日冯玉祥阵前倒戈、囚禁总统曹锟而功亏一篑。吴佩孚在一份通电中有一段话指责冯玉祥：
冯玉祥受命讨逆，责任何等重大，乃未闻遗矢相加，先已倒戈相向。朋友
之交，犹耻二三其德，况以身所尊事之中央，法所产生之元首，视等弁髦，放
肆幽迫。在国法为大不逆，在个人为不义。（见无聊子《北京政变记》）
吴佩孚对冯玉祥只是以国家法律、儒家道德加以指责，而不及个人恩怨。国事与个人决不混同，这也是吴的君子之风的一面。
吴佩孚显然知道兵败已不可挽回，所以镇静处之，于10月26日悄然离开战场，在作为指挥部的专列中，商议战败事宜。而此时各路人马蜂拥而来，希望与吴佩孚重建关系。其中有日本领事吉田，出策劝吴佩孚与段祺瑞再结旧缘，但吴佩孚以大义断然拒绝：
惟各国之历史与国民性各异，故关于国家观念，亦彼此不同。欧美各国
之建设，大抵不逾二百年之岁月，其能达千年之久者殊鲜。独我中国为有四
千余年历史之旧邦，且有千古不磨之不成文宪章。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
德是也。八德张则国宪立而国运盛，苟坏其一，则无可收拾人心之准绳。
吴佩孚说，如果从吉田的建议，“为一时之权宜计，结段以背曹，大义名分之谓何”！
吉田的段吴合作计划被吴佩孚以大义拒绝了，而这一拒绝也就意味着吴政治生命的结束。对于这一结局，吴佩孚坦然处之：“关于个人一时之成败，本不在念中，此为我不能擅背曹而结段之原因，故宁为玉碎不望瓦全也。”
吴佩孚败后，奉系张宗昌扬言要取他的头，吉田力劝吴人住日本租界，吴佩孚再次拒绝，他说“战败而逃人租界，偷安一时，全与余平生主张相反，且有辱国家体面，尤为余所不取。纵余不幸玉碎于此地，亦毫无托庇租界以谋瓦全之心。”
吴佩孚晚年曾就此作了一首自挽联：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尤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借、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这一挽联已经不是言志之作，而确实是吴佩孚对自己的盖棺论定。在接下来的1939年，吴佩孚以拒绝日本人的劝降，而被日人杀害，以生命之终结实现了他平生的玉碎之愿。
历史研究讲求“知人论世”，但要做到这种“同情之了解”何其困难。反倒是当时代的人最能体味他的时代，因为没有一个“隔”字碍着。后人读史，往往易以他人之是非为是非，以官方之评判为评判。定性为正面人物的，则仰之弥高而唯恐不及；划入反面人物阵营的，则鄙之弥低而唯恐不能。要避免这种理解之障，不妨读读当时代人物的互评，尤其是英雄们的互看。透过历史人物对手的眼光来看历史人物，也许更为真切。因为，毕竟只有英雄才真正识得了英雄。
不走运的马谡
■ 黄朴民
马谡在历史上算不上是大人物，可是知名度却很高，一部《三国演义》的小说，一出《空城记》的戏曲，使得他以纸上谈兵、胶柱鼓瑟的形象定格在历史的天幕上，植根在人们的心目中，整个儿眼高手低、夸夸其谈的滑稽角色，就和当年那位一手葬送赵国四十五万大军的纨绔子弟赵括一个模样。俗话说：“时来天地共努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马谡可真够倒霉的。
其实，马谡虽说不是什么英雄，可至少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才。史称他“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三国志·蜀书·马良传附马谡传》），这决不是不着边际的胡吹瞎捧。诸葛亮刚刚接手蜀汉的军政大权，就遇上了南中地区大闹武装叛乱，焦头烂额，急火攻心，其中的滋味自然可想而知。这时候，是马谡的二十一字真经——“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使得诸葛亮茅塞顿开，对孟获七擒七纵，终于点化顽石、收服其心，顺利平定南中地区，而且没有一丝半毫的后遗症：“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从根本上稳固了蜀汉政权的战略大后方，为日后六出祁山、北伐中原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仅凭这一条，马谡已是功在社稷、勋高天下了。这一点，是后代修史者也不敢否定的，如奉曹魏为正统的习凿齿，就称道马谡为“俊杰”，认为诸葛亮因街亭之败而杀马谡，是大大的错误，说街亭之败，责任主要不在马谡，而在诸葛亮本身，是他私心偏爱、“任人唯亲”，才“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结果让马谡为缺乏经验（我看，主要还是运气）而付出代价。
不过，街亭之败毕竟是马谡人生的一大败笔，说来说去，还是马谡不够走运：三十九岁第一次荣膺方面大任，独当一面，便遇上了最强劲的对手，号称曹魏“五虎大将”之一的张邰，如同当年赵括不幸地去和“战神”白起对垒似的。“姜是老的辣”，张邰他既老谋深算，诡计多端；又骁勇善战，指挥若定，这番光景马谡何曾见识过？棋逊一着，缩手缩脚，这一仗马谡胜算的机率实在是微乎其微！
更为糟糕的是，马谡读过《孙子兵法》，岂止是读过，而且是读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兵法上所教的战术原则，马谡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所以，当面临与劲敌一决生死的紧要关头，他便免不了心动手痒，跃跃欲试，总想尽平生之所学，同对手周旋一番。这本来是属于习惯性思维的驱使，Jb理学上叫做下意识的反应，合乎逻辑，无可厚非，可这么一来也注定了马谡的霉运当头，灾星高照。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现在马谡终于凡事由自己来拍板定夺了。他的招术其实也挺简单，就是把主力部队统统集中起来，开进到街亭一侧的山头上安营扎寨，以逸待劳，就等着敌人送上门来挨揍。马谡的想法比较单纯，兵法上不是说“凭高视下，势如劈竹”嘛，好的很，咱们便“依样画葫芦”就是了，到时候居高临下，呼啸进攻，杀他张邰一个片甲不回，一了百了。
兵法是死的，可人是活的，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兵法运用自然也应当是不拘一格，高明的指挥员之所以高明，就在于他“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若夫离法而合法”。即能根据敌情、我情的不同，灵活机动，出奇制胜，“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虚实篇》）。马谡毕竟是初出茅庐，少不更事，对自己的军事素养过于自信，以至“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这样，岂不是正中了张邰将军的下怀。
仗当然是打得稀松平常，一点悬念也没有。曹魏大军蜂拥而至，张邰挥舞帅旗，一声令下，三下五去二，便把马谡屯兵的土山给围成铁桶一般，水泄不通，再把水源一切断，这一下，马谡便什么招都玩完了，不但没有出现他所预期的“凭高视下，势如劈竹”的场面，反而是自己一方阵脚大乱，溃不成军。张邰于是乎“恭敬不如从命”，轻松愉快地占领了战略要地街亭。诸葛亮“进无所据”，无可奈何，只好“退军还汉中”，他惨淡经营许多年才好不容易搞起来的第一次北伐，就这样虎头蛇尾、无疾而终了。当然，等着马谡本人的，也不会是好果子，他失魂落魄、灰头土脸逃回大营，便让诸葛亮给砍了脑壳，正了军法，也算是对打败仗作出一个交代。
不过，这么一来，马谡在历史上便永远不得咸鱼翻身。而更不幸的是，马谡还成了一个箭靶子，代天底下所有读书人受过。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反智的传统，用老子的话讲，便是“绝学无忧”。大伙儿表面上口口声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骨子里对知识究竟有多少看重，却是值得大大打上一个问号的。所以，汉武帝奉劝霍去病好好学兵法，霍去病却大摇其头，不以为然，“顾其方略耳”，学那些劳什子兵法做甚么！（毕竟是武将，粗人一个，直来直去，实话实说）。对读书人，大家心里其实并不感冒，所谓“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就是实际情况的写照。可见，读书越多越蠢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文革”之时最为流行），在我们这个国度里，是有悠久传统的。
平日里，文弱书生不招谁惹谁，别人也找不出什么茬子，只好忍着满心的厌恶，站在一边冷眼旁观，等着瞧笑话呢，“但将冷眼看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只要你一朝有什么闪失，那么你尽管放心吧，我担保什么样的石头都会朝着井里扔，一直把你砸扁压烂为止，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