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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官场小说:省委书记和他的秘书们-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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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他自己起草的稿子,也征求过秘书的意见。对于毕秘书,他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张敬怀想了想,说:“毕秘书,现在我要走了,我们要分别了。你有什么话,无论是想说的,不想说的,该说的,不该说的,能说的,甚至不能说的。你都讲给我听好不好?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会正确理解你的,你相信吗?”
  “相信……好。我说,我说。”毕秘书坦然说。
  张敬怀又补充:“我首先觉得对不起你。我早就应该把你放下去,可是总是舍不得。我觉悟晚了,想纠正也来不及了。是我在你的问题上太自私,总是怕人们说闲话……”
  毕秘书说:“首长,你不要这么说。这一年多,你自己日子也不好过……”
  他一直感到这位秘书是了解自己的,这话使他十分感动。
  “那么,你有什么话,就说吧。特别是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
  毕秘书想了一刻,缓缓地说:“我和首长要说的话,其实也不多。首长比我的水平也不知道高多少倍。我只是想说:真理和权力,有时候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只这一句话,张敬怀就被震动了,他没有想到毕秘书会想得这么深,这么富于哲理性。
  张敬怀微微点了点头,不语。
  毕秘书继续说:“当真理被权力愚弄了的时候,遭殃的就是人民了!”
  张敬怀又一次被震动。
  毕秘书接着说:“所以,我劝首长,对问题想开一点,看远一点。不要苦闷,不要和自己过不去。”
  “是,是,你说的对。认识一个真理,大概需要历史和时间的验证,需要一个过程的……”
  “历史是最无情的。”毕秘书接着说“还有,首长到了地方上……地方,比军队要复杂得多。像你单枪匹马的,到一个人生地疏的岗位,无论是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和首长熟悉的军队环境,都相差甚远。地方上的人际关系,盘根错节的,有许多事,都不能按部队的习惯处理……”
  “你说得很对,十分对!”他没有想到毕秘书在这个时候能够说出这些话来。
  他感到原来对毕秘书的认识和估计还是太低了。
  “至于……”毕秘书停了一下“我的工作,也不用首长再操心了。组织上已经决定让我转业到地方工作了。”
  这句话使张敬怀吃惊不小。他提高了声调:“为什么?你还年轻嘛!什么时候定的?”
  “前天组织部找我谈的话。只说是工作需要,让我服从分配。”
  “是不是你没有揭发我?没有和我划清界限?是我株连了你?”
  “我不能这么想,首长也别这么想……”
  过了半天,张敬怀“唉”了一声。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张敬怀换上便衣的第三天,就到省委报到了。省委书记杨同理,还专门开了一次常委会。杨书记向常委们介绍了新来的省委副书记,称他为“张敬怀书记”,并表示热烈欢迎。
  杨同理书记说:“张敬怀书记,是从部队来的,部队在革命化方面,是我们地方的榜样。张书记来我们省委,会给我们这个领导班子,带来革命化的思想作风。”
  张敬怀绝对相信,省委领导层都会知道,他是因为“沾”了彭德怀问题的“边”,被调到地方的。这是些客气话而已。
  在座的常委们热烈鼓掌。
  会上研究常委们的工作分工。
  张敬怀说:“我刚刚到地方,什么情况也不了解。目前想搞点调查研究,是不是暂时不要给我分配什么具体工作了?”
  杨同理书记说:“在工作中熟悉情况嘛。”
  大家议论结果,让张敬怀分管“文教”这一摊。张敬怀只好接受了。
  经过一个短时间的体验,他发现同志们对他还是很亲切的,并没有谁“歧视”他。他也知道,地方上在那次“反右倾”斗争中,也曾经定了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人还从侧面对他表示同情,这使他得到许多安慰。
  会后,省委办公厅单主任找他请示:他作为一位省委书记,没有从部队带来秘书,单主任提出,由办公厅物色几个秘书人选,由张书记决定。
  对配秘书的事,从张敬怀和毕秘书的关系,他越来越感到选择一个秘书,需要十分慎重。他说:“不忙,不忙。我刚刚来,工作也不会太多,等有了合适的人选再说吧。”
  张敬怀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开任何会议他几乎都是一言不发。他每次下基层,办公厅都是从政策研究室临时给他抽调一个秘书。又是每一次换一个人,他观察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可以做他的秘书的。
  张敬怀的思想、感情、性格以至作风、气质,是他们这一代人在当时的特殊历史、生活经历铸造成的:就是他对政治、对社会问题的特别敏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右倾”的后遗症,很快便暴露出来了。从“大内参”不断透露的情况看,那套极左路线在实践中所造成的危害,越来越清楚了。饿死人的消息在内部刊物有越来越多的报道。河南省有的地方,由支部书记集体组织出外讨饭,全国的浮肿病患者,据不完全统计,以亿人的数目计算。这时,他想起了他换便衣那天,毕秘书的一句非常具有哲理性的语言:“当真理被权力愚弄了的时候,遭殃的就是人民了!”
  到了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公共食堂被解散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大跃进”中盲目招工中,下放到农村两千万人,被“敢想敢干”破坏了的各项制度,逐渐恢复。那种“革命浪漫主义”所宣传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呔,我来了!”为求实作风所代替。
  到了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和各条战线纷纷制定“小宪法”式的工作条例:“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手工业三十条”,“文艺八条”等等,陆续出台。张敬怀理所当然地想:是因为极左路线那一套在实际工作中碰了壁,吃了苦头,“物极必反”的规律起作用了,虽然谁也不那么说,实质上是纠正极左的错误。在各种会议上都提倡调查研究,政治空气开始松动。在“反右倾”运动中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陆续“平反”,摘“帽子”。人们开始敢于讲些真话,反映真实情况了。这时,张敬怀不断深入到各市、地、县、公社,了解情况。原来他觉得自己对地方情况不熟、不懂,不敢具体抓工作,现在开始进入他的副书记角色了。
  可是,为他配秘书的事,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虽然单主任为他找了好几个,没有一个是他中意的。他选择秘书的条件主要有两条:一是品质好,一是文笔有才气。品质好的标志是敢于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文笔好的主要标志是,有文采,文字表达能力强,根据他的意图起草各种稿子,不用自己再大改。
  有一天,办公厅秘书处送来一大堆文件,有一份省报刚刚出版的内部刊物,名叫《求实》,实际上是一份供省委领导看的“内参简报”,他先浏览了目录,有一篇标题《最常说的,最难做的》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饶有兴趣的读着。那文章一开头的几句,就颇具理论色彩。文章说:
  “实事求是,是我们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我们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是我们制订一切政策、方针的基础,实事求是,也是马列主义的灵魂。……”
  接着论述道:
  “我相信,没有一个群众没有听说过‘ 实事求是’ 的,没有一个干部没有讲过工作中要”实事求是“的。我们说得最多的是”实事求是“,做起来最难的也是”实事求是“。
  接着作者举出了许多实际工作中的事例,来证明自己“最常说的,最难做的”的观点:
  “在大炼钢铁的时候,我们没有调查研究,也没有论证,最起码的要问一问,我们有没有原料?有没有技术力量?在当时,一个县,一个公社都比着‘ 放卫星’ ,日产千吨铁,万吨钢的”卫星“满天飞。”放卫星“就是一切。于是,一窝风式的搞了许多‘ 一脚踢’ 式小高炉,连好好的铁锅,犁铧,甚至门了吊,都炼了铁。有的地方盲目追求‘ 大’ ,越‘ 大’ 越革命。某公社动员两千农民中的强劳力,要建‘ 世界第一高炉’。干了两个月,炉基竣工时。两千人开庆祝大会,连炉底都没有坐满。当时,为什么不想一想,问一问:这样大的高炉,炼一炉铁需要多少矿石?多少焦炭?多少石灰石?用多么大功率的鼓风机?在一片荒郊中,没有铁路,怎么运输?……可是当时没有人去问,也许是不敢问……”
  作者又举出了前年秋冬之间的“深翻土地”运动。文中说:
  “当时领导号召说,‘ 深翻’ 能增产,土地翻得越深越好。有的地方深翻三尺,有的深翻五尺。实际情况是:任何一个地方的农民都知道:各个地方土质不同,有的土质只有浅浅的一层薄熟土,往下翻一尺就是生土或者是沙子。这是一个连最普通农民都懂得的道理,可是,当时谁翻得深,谁就革命,抵制深翻,就是‘ 右倾’ ,就要被拔‘ 白旗’ ……
  “再就是‘ 密植’ ,说是密植能增产,不管什么土壤情况,越密越好。有的地方一亩地播三斗种子,出来的苗子,像毯子毛,如何能够增产?可是当时谁不搞密植,就要挨批判……”
  作者还举出了其他各条战线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一些例子。接着作者论述了我们实际工作中违反实事的原因:首先作者谈到刮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的问题。接着作者又提出了很有创见性的说是“四不正之风”:一是,搞什么工作,不区分具体情况搞“一刀切”;二是,只能听一种意见,听不得不同意见造成的“一边倒”;三是,用“大呼隆”“一窝风”式的“一阵风”;四是领导干部中的“一言堂”。这是“实事求是”说得最多,做起来最难的根本原因……
  文章结构严密,层次分明,逻辑性强,观点犀利,没有“党八股”气,特别是在“反右派”后,敢于讲真话,这使张敬怀甚为赞赏,佩服。他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既联系实际,又上升为理论的并且敢讲真话的好文章了。文章署名为“卜奎”,这个卜奎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张敬怀放下“内参简报”,马上给办公厅打了电话,要他们派个人来见他。
  十多分钟后,一个临时为他服务的名叫刘吉有的秘书就来了。这个办公厅的秘书,才三十多岁,头顶已经半秃了。好像是过分发达的脑细胞给顶掉的。
  张敬怀让刘秘书坐下,指着茶桌那本打开了的“内参简报”问:“这篇文章你看了没有?”
  刘秘书看了张敬怀指着的标题回答:“还没有。”
  “这篇文章写得相当不错……”
  张敬怀好像是下意识地说了一句,说后他立即感到有些后悔:对这么一篇尖锐的文章,作为省委领导面对下级,先表态是很不适当的。
  “是,是!”刘秘书回答。
  张敬怀觉得不高兴:你没有看,怎么我说好,你马上就说“是是是”呢?
  原来办公厅想让刘秘书当他的专职秘书,他一直觉得这样的人,可能很听话,但决没有一个好秘书的品格,他不喜欢这种性格的人。
  张敬怀说:“这个叫卜奎的作者,在哪里?做什么工作?”
  刘秘书说:“我马上去查一查。”说着走出张敬怀的客厅,到西厢房打了个电话给报社,不到五分钟,回来向张敬怀报告:“这位卜奎同志是三平地区地委宣传部的一个宣传干事。”
  “你打个电话给三平地区宣传部,让卜奎同志来一趟,我想和他谈一谈。”
  “好的。”刘秘书见张敬怀不再说什么,转身告辞。
  “好吧!”张敬怀说。
  次日上午,卜奎就到了张敬怀的客厅。使张敬怀惊异的是,原来他以为这个卜奎起码应该是四十岁的人,没有想到,竟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虽然戴着一副近视镜,但一张娃娃脸,好像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中学生。
  刘吉有先给张敬怀作了介绍,“这是张书记,这是三平地区的卜奎同志。”
  张敬怀和卜奎握了手,刘吉有说:“张书记没有别的事,我就回去了。”
  “好吧。”张敬怀说,他和小青年的谈话,不希望这个人在场。
  卜奎说:“我是三平地区的卜奎,昨天接到省里的电话,今天一早就来了。”
  张敬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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