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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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他只能是以成年人的坚毅表情去殉国。在他身后，“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战斗结束的第七天，厓山一带海上浮尸十余万人。
跟随张世杰逃出的杨太后得知赵昺死讯，拊膺大恸：“我忍死间关至此，只为赵氏一块肉耳。如今绝望矣！”言毕，纵身赴海自杀。
张世杰率残余宋军，本想奔占城，但军中多广东军卒，不愿前往，无奈之下不得不漫无目的的游荡。不久，忽遇飓风，将士劝张世杰靠岸。他叹道：“无以为也！”登上柁楼，燃香祈天：“我为赵氏，仁至义尽。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当时不死，只望敌兵退后，别立赵氏后人以存社稷。今又遇此，岂非天意！”言毕，飓风更加猛烈，舟船全部倾覆，张世杰及残余宋军均溺水而死。
无论是天意还是意外，南宋最后抵抗军至此全部覆没。
厓山之败，让被囚于张弘范军中的文天祥痛彻心扉，赋诗寄托哀思：
长平一坑四十万，秦人欢欣赵人怨。
大风扬沙水不流，为楚者乐为汉愁。
兵家胜负常不一，纷纷干戈何时毕。
必有天吏将明威，不嗜杀人能一之。
我生之初尚无疚，我生之后遭阳九。
厥角稽首并二州，正气扫地山河羞。
身为大臣义当死，城下师盟愧牛耳。
间关归国洗日光，白麻重宣不敢当。
出师三年劳且苦，只尺长安不得睹。
非无虓虎士如林，一日不戈为人擒。
楼船千艘下天角，两雄相遭争奋搏。
古来何代无战争，未有锋猬交沧溟。
游兵日来复日往，相持一月为鹬蚌。
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
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
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
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
昨夜两边桴鼓鸣，今朝船船鼾睡声。
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酾酒人人喜。
惟有孤臣雨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
六龙杳霭知何处，大海茫茫隔烟雾。
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
而相对的，北方诗人刘因则有《白雁行》一诗来表达欣喜之情：
北风初起易水寒。北风再起吹江干。
北风三起白雁来，寒气直薄朱崖山。
乾坤噫气三百年。一风扫地无留钱。
万里江湖想潇洒，伫看春水雁再来。
真所谓几家欢喜几家忧，遗憾的是，也是诗人的张弘范在厓山之战后却没有写诗纪念，仅仅在石上刻下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这么一句后来被人修改以至于成为贬损的话。
正如忽必烈去世后，伯颜和玉昔帖木儿在辅助成宗继位后便迅速相继去世，如同任务完成便功成身退一般。张弘范在完成追歼南宋残余军事力量的任务后，也在英年便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是年十月，张弘范班师还朝，世祖特别在内殿为他洗尘，荣宠亚于当年的伯颜。然而不久，张弘范便因“瘴疠疾作”而病倒。
忽必烈对张弘范的病情十分重视，特命尚医前往诊视，同时遣近臣临议用药，并命卫士到张家护卫，防止闲杂人等打扰。但常年的鞍马劳顿，使得张弘范身体早已透支，终于一病不起。在病中，他得知自己的老对手文天祥在接受阿合马、孛罗等重臣劝降后仍然不改初衷，以至于朝中有诛杀之议。连忙“表奏天祥忠于所事，愿释勿杀”。
文天祥虽暂时得以不死，而张弘范却不得不先走一步。至元十七年（1280年）正月，自知大限将到的张弘范浴易衣冠，让人扶掖至中庭，面阙再拜。退坐后命酒作乐，与亲故言别。拿出世祖所赐剑甲，交给儿子张珪说：“汝父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语毕，端坐而卒，享年仅四十三岁。
世祖忽必烈对张弘范的死十分悲痛，追赠他为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谥武烈。后来的元朝诸帝又屡次加封。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元武宗加赠他为“推忠效节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齐国公，”改谥忠武。延祐六年（公元1319年），元仁宗又加赐他为“保大功臣”，封淮阳王，改谥献武。他儿子张珪屡任要职，最高做到中书平章政事的高位，爵位为蔡国公。
张弘范去世后，文天祥又经历了多次劝降，即使世祖亲自许以宰相之位仍矢志不移。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公元１２８３年１月９日），在张弘范去世三年后，于大都柴市口就义，享年四十七岁。
张弘范一生尽忠于元廷，元廷也对得起他。以君臣之义而言，他相当圆满。而因为他效忠的不是汉人朝廷，身后的评价总是不好。东晋桓温曾说：“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大丈夫只要生前无憾，倒也不必拘泥于身后品评。但笔者倒希望借明代何瑭评价许衡的一段话，来给本文做一结尾，也算给张弘范做一评价：
“独近世儒者谓公华人也，乃臣于元，非春秋内夏外夷之义，有害名教。摚鹬浚溆谢笥谄渌嫡摺ｈ┏⒅郾缰舐砸晕褐邢囊牡抑幌灯涞赜肫淅啵┢涞蓝岩印９蚀呵镏ǎ泄靡睦裨蛞闹亩谥泄蛑泄奕菪难桑瓷诙模耐跎谖饕模豕殴苯陨谌值遥笫莱剖ハ脱伞Ｆ裎势涞赜肫淅嘣眨吭湮纯捎牍攀ハ筒⒙郏痪刺烨诿瘢孟屯贾危且囿V骎乎中国之道矣。……况元主知尊礼公，而已行道济时望之。公亦安忍犹以夷狄外之，固执而不仕哉……由是而观，则公之臣元，无不可者。”
【正文】
帝国的隐线
——汉法派与理财派之争（上）
大元王朝，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使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相当特异的存在。
国家是人组成的，而一群人可以组成一个国家不仅仅靠生存考虑、地域范围或经济需求之类的纯物质的因素，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更重要的还有精神上的黏合。
在蒙古帝国崛起的那个时代，没有一个国家是没有“主体思想”的。人们可以非常明确的用“某某教”来命名某个国家。比如英、法和神圣罗马帝国，便是基督教国家，阿拔斯王朝、赛尔柱王朝自然是伊斯兰国家，西辽帝国、蒲甘王朝是佛教国家，而金朝、南宋、西夏、高丽、安南则是不折不扣的儒教国家——当然今天的世界也可以如此划分，只不过要换掉很多“主体”，新生很多“思想”。
而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开始兼收并蓄，帝国的重臣信仰什么宗教的都有，而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成吉思汗虽然笃信“长生天”，却并没有拿供奉长生天的萨满教来作为整个帝国的意识形态。
之后的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无不如此，帝国在武力和政令上是一个整体，在思想上则五花八门，即使是大汗信奉的宗教也不能一家独大。
这样的情形也一直延续到元朝。
如果说蒙古帝国的四代可汗在意识形态的兼收并蓄，是对这个问题比较懵懂，上没有意识到看似虚无缥缈的宗教要比金戈铁马更能有效的整合一个帝国。那么到忽必烈建立大元王朝，不仅仅是以可汗的身份，还要以皇帝的身份治理一个庞大帝国的时候，仍然坚持不进行思想上的统一，则是出于保持蒙古特色和务实的施政理念。
为了保持蒙古本色，就不能用任何一种现成的思想来整合帝国，这一点忽必烈非常清楚——蒙古崛起后，在文明上仍然落后于各个被征服国家，一旦独尊任何一种思想或宗教，都会迅速使蒙古人丧失自己的民族特性。对忽必烈来说，自己作为蒙古帝国大汗和大元王朝的皇帝，必须要确立蒙古本位高踞于所有意识形态之上，作为仲裁者，才能使得蒙古人不断进步且永葆本色。
同时，重视务实是忽必烈一生贯彻的信条。任何空洞或难以立见实效的东西都会被他弃之一旁，而只要是能够见实效，他会不管什么来路都立即为己所用。用人上如此，制度上如此，在思想上也是如此。儒家学说、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都被其所接受，他委任藏传佛教萨迦派教主八思巴为国师；汉传佛教的各个宗派都受到恩赏，甚至曹洞宗大师福裕被赐予“光宗正法”名号，之后更被追赐“大司空、开府仪同三司，晋国公”的封谥：道教各派也都被抚谕，正一道天师张宗演更被委任总领江南道教，不但享受信徒供奉，还吃着高额的朝廷俸禄；掌管基督教的机构崇福司，秩从二品，级别相当高，而凡是基督徒集中的地区，如唐古特、汪古、大都乃至江南沿海等地，都有教徒自选以及罗马教廷派来的主教；至于伊斯兰教，因为信奉者是在元朝享有极高尊荣的回回人，更是有专门的回回掌教哈的所，执掌回回人的刑名、户籍、词讼事务；独立于朝廷的司法之外，伊斯兰教徒还享有减免差役和赋税的权力。
在当时的世界，人们往往因为信仰的不同的而成为死敌，任何国家的君主都不得不将宗教和政治有机的统一起来。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们，则自信可以在自己的统治下出现一个所有宗教和信仰都并立且都为自己所用的国家。这在当时，无疑是特立独行的。
谁也不能说百花齐放不是好事，但种类、品性不同的花所需要的土壤、气候殊异，要想使之共生共荣，就得有精致的花房。这种花房直到今天尚不能说已经完美的建立了起来，更不要说数百年前了。忽必烈及其子孙所统治的臣民主体毕竟是儒家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汉人，其他的宗教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补充。以汉地为主要统治区域的元帝国，将儒教从独尊的地位上拉下来，和其他宗教摆在平等甚至较低的地位，汉人的精英们无法用自己千年来所熟悉的方式获取进身之阶，必然会积聚不满。当这不满遇到合适的的机会，比如天灾让普通百姓无法正常生活时，他们就会带着百姓们用血和火来宣泄。正如在基督教国家剥夺教士的特权，在伊斯兰国家剥夺毛拉或阿訇的特权，必然会出现极为可怕的结果。
忽必烈和他的子孙们的实验最终失败，而失败的代价便是帝国的毁灭以及其后的两个朝代极力排斥着“百花齐放”——既然要吸取教训，那矫枉就必须过正了。
不过，元王朝在后忽必烈时代，本有很大的可能向着之前的北魏或之后的满清方向前进，虽然这种可能最终未能实现，却成为贯穿有元一代的一条隐线。
一条汉化、儒化，始终与忽必烈的“内蒙外汉”，一国多制纠缠较量的隐线。
这条隐线以忽必烈藩邸和“金莲川幕府”中的汉人儒士为发端，以元惠宗和脱脱发起“更化”为结束。而使之巩固并贯穿整个元朝统治期，则是在世祖忽必烈一朝以汉法派与理财派的斗争。而在历史的记述中。汉法派总以“忠臣”面目出现，而理财派则顶着“奸臣”的帽子登场。
其实，抛开一分为二的武断，其实汉法和理财本不矛盾。行汉法也要理财，国家没有良好的财政自然无法运转。但理财是为了安定和发展，如果以理财为手段，又以理财为目的，一切唯利是图，且不讲“开源”——想办法发展生产而生财，只想“截留”——在现有状况下加紧搜刮，那便是祸国殃民，属于竭泽而渔了。有人把阿合马等人归为“回回法派”，说回回法和汉法决然对立，并不准确，回回法相对汉法确实重利，但也自有取之有道的生财方法，否则当年的阿拉伯帝国何以繁荣昌盛？
但儒家思想的主流一贯强调“藏富于民”，反对开源，提倡节流。所谓利源一启便“不可复塞也”，认为兴一利就会生十弊。因此君主应该节用，而不应该总想着生财，在根本上与忽必烈的资金需要有极大的抵触。那么凡是迎合忽必烈而以理财为要务的，便会被儒者视为“理财奸臣”。
不过，人是复杂的动物，由人设置的政治更是复杂的游戏，在复杂中区分是非黑白，往往并不容易。
【正文】
有意思的是，要说理财派之肇始者，却是一位汉人儒臣王文统。
王文统，字以道，或云号云臾，金北京府路大定府人，是金朝曾进士。 “少时读权谋书，好以言撼人” 。
前文说过，金朝在蒙古军的连年进攻下，对河北、山东等地的控制逐渐崩溃，各地豪强乘时而起，且纷纷投降于当蒙古而成为世侯。王文统便来往于各个世侯之间，“以游说遍干诸侯”，但并没有马上遇到伯乐。直到见到益都行省李璮，才算有了知音，“璮与语，大喜，即留置幕府，命其子彦简师事之，文统亦以女妻璮。由是军旅之事咸与谘决” 。
王文统不但学问很好，而且极为善于理财，在他的帮助下，李璮的财政状况在所有的世侯中是最好的。王文统也随之名噪一时，忽必烈与其藩府诸臣评论天下人才，就谈到他，十分赞赏。虽然姚枢从正统儒学角度指责他“学术不纯”，但也对其才干没有异议。刘秉忠和张易也对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