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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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知道这位不知名的御史是不是理财派安插在御史队伍里的内线，这奏疏简直就是把太子往火坑里推——谁不知道让老子让位给儿子是不忠不孝之举？这要是让老皇帝看到，太子会有好果子吃？
真金太子得知有这封奏疏，惶恐不已，御史台都是太子的人，便秘其章不发，以为可以遮掩过去。可答即古阿散等人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其事，立即向世祖奏请收内外百司吏案，以大索天下埋没钞粮为名，查封御史台吏案仔细查找，非要揭露出来不可。御史台都事尚文知道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御史台能顶住了，将事情原委告知中书右丞相安童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两位大臣商量之后，决定将奏章秘藏不交。岂料，答即古阿散见搜不出来，干脆直接上告世祖，命大宗正薛彻干去取奏章。
被逼到死角，安童和玉昔帖木儿也束手无策，事情一旦揭露，不但太子之位不保，安童、玉昔帖木儿恐怕也要被株连。危急时刻，尚文献计，让二人先计夺谋，抢先至世祖驾前陈述事情经过。
得知竟有人撺掇儿子夺权架空自己，忽必烈勃然大怒，面对跪地俯首的安童和玉昔帖木儿，历声责问道：“汝等无罪耶？”丞相安童带头认罪道：“臣等无所逃罪，但此辈名载刑书，此举动摇人心，宜选重臣为之长，庶靖纷扰” ，进过反复解释，忽必烈怒气渐消，也看出这是有人要陷害太子，不再追问。不久，自己为聪明的答即古阿散及其党羽蔡仲英、李蹊等因奸赃罪被被诛杀。汉法派最大的一次危机终于过去。
可惜，一向仁慈孝友的太子真金却因为这件事忧惧不已，以至一病不起。是年十一月，卢世荣最终被杀，且死后尸体喂了旱獭，仅一个月后，太子真金便在忧惧中与世长辞，年仅四十三岁。
可以想象，真金太子之死对于汉法派的打击何等巨大，他们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大旗和保护着，也失去了未来的希望——世祖的其他儿孙没有一个倾心于汉法。卢世荣倒台以及答即古阿散一党的覆灭都无法弥补这一损失。
耶律铸赋诗悼念太子，诗云：
象辂长归不再朝，痛心监抚事徒劳。
一生威德乾坤重，万古英名日月高。
兰殿好风谁领略，桂宫愁雨自萧骚。
如何龙武楼中月，空照丹霞旧佩刀。
诗中充满了悲哀、失望、萧索、无奈，这可说是所有汉法派官员心情的真实写照。但政治容不得感情，他们必须迅速摆脱颓废的心态去面对新一轮的绞杀。
因为在卢世荣倒台之后，他的举荐者，那个一直在幕后的桑哥终于不得不亲自出马，担任理财之臣。而卢世荣的失败也给他以深刻的教训——必须在短时间内见到实效，一旦考虑长治之策便会腹背受敌。如果说卢世荣从本质上与阿合马决然不同，那么桑哥便是阿合马的翻版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正文】
按说，卢世荣是桑哥举荐，其倒台桑哥也多少会受点牵连。可桑哥甚为聪明，对卢世荣的获罪既没有任何援助，也没有落井下石，摆出一副“我是打酱油的”模样，而想要扳倒卢世荣的人们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也故意忽略了桑哥的存在。
然而，对于这些故意忽略桑哥的人来说，尤其是汉法派官员来说，桑哥是比卢世荣更为可怕的存在。早在至元二十三年，桑哥便具列中书省宰执等官人选名单中，朝廷上有所建置以及人才进退都让他参与议决。作为掌管佛教和吐蕃事务的总制院使，竟受命预议政府大臣人选，有元一代绝无仅有，可想而知，这样倍受宠信的人一旦正式成为宰辅，其权势与跋扈绝非卢世荣可比。
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世祖召集中书左丞麦术丁、参知政事杨居宽、帖木儿、集贤院大学士阿鲁浑撒里以及翰林学士叶李、程钜夫、赵孟畹热松桃槌ǎ涫凳窃谏桃樾碌睦聿浦既搜 ４耸保酃グ材衔薰Χ担雷嬲诨锉傅诙纬霰悦宓槠迅释醭恼鞣ヒ苍谧罱粢锥危雷谕跄搜找延信崖抑猓⒁急钙脚选Ｔ谌粘龆方鸬恼绞陆恿欢系耐保蠖加址⑸⒒模⒚裥枰饧谩Ｃ娑悦扛鲈缕骄ㄏ迨蚨У木置妫乒懿普穆笫醵〉热艘丫蘖靥欤雷嫖势穑纱嗷卮穑骸白灾乒檬顾靖纳惺槭。挠谐尚В袢苑至绞∥恪！薄∏胧雷嫒绨⒑下硎贝谎偕枭惺槭∽ü芾聿啤饣钗腋刹涣肆耍盟盟伞�
于是，当月世祖便下诏立尚书省，分别任命了尚书、中书两省官，以桑哥为尚书平章政事。中书六部被改为尚书六部，各行中书省也改为行尚书省，统归尚书省领导；除任命行省官要与中书省议行外，其余事务都由尚书省从便奏闻。中书丞相安童再次陷入有丞相之名而无丞相之权的尴尬境地，他深知桑哥其人与阿合马不相上下，遂上书世祖：“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别相贤者，犹或不至虐民误国。”世祖完全不听——你不行，又提不出人选，凭什么反对我的选择呢？
同年十一月，桑哥正式为尚书右丞相，仍兼总制院使（二十五年，桑哥奏改总制院为宣政院，仍兼院使），新一代理财权臣隆重出场。
相对于卢世荣理财之法总体趋于长远打算，桑哥可说急功近利。
首先是更定钞法，颁行新钞“至元宝钞”，与中统钞同时通行。至元钞一贯文折合中统钞五贯文。老百姓手里的中统钞票一下子不值钱了，只能大量兑换至元钞，官家自然大获其利。
发行新钞票后，便是钩考中书省和全国各地钱谷。
钩考是曾经让忽必烈在当年蒙哥汗时代吃尽苦头的措施，但在做了皇帝后，忽必烈倒对之青睐有加，原因很简单，地位决定立场，钩考对于藩王、地方官来说自然是灾难，而对于皇帝来说却是可以迅速聚敛财富的手段。
阿合马时代，便举行过钩考，但规模程度都很小，桑哥这次钩考却是大张旗鼓，横扫千军，遇神杀神，遇佛杀佛。
在中央，面对中书省这样的宰辅机构，桑哥为张声威，大施辣手，对各个省官严厉追查。杨居宽、郭祐身为参知政事，只是稍作辩解便被殴辱，最后竟一起以“失职”之罪被杀。二人都是真金太子生前举荐的儒臣，一向视金钱如粪土，最后却死于钱财之事，恐怕都无法瞑目。参政尚且如此，一般官员更不用说了，宰辅机构如此，其他部门也不用说了，“凡仓库诸司，无不钩考”，“毫分缕析，入仓库者，无不破产”。
然而如此重苛之下，中书省也不过“凡校出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尚不够财政一天的花销。
中央官员虽然位高权重，可要说油水可就不如地方了，桑哥的钩考自然不会放过地方。二十五年九月，桑哥以钩考事关重大，需要有专门机构负责为由，上奏设置征理司，秩正三品，专治合追财谷，这算是成立了中央的钩考机构。一个月后，又以各行省欺盗、亏欠钱谷必多为由，除湖广省已由桑哥姻亲平章要束木自查征偿外，奏请派尚书参政忻都、户部尚书王巨济等省、院、台官12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陕西）六省钱谷，每省2人，特授印章，并给兵以备使令和护卫，将钩考范围扩大到了全国，除了云南、吐蕃这种特区外，各地普遍进行清查和追征积年逋欠钱粮，而且期限严急。
这下，各省地方官员算是倒了血霉了。派驻各省的“钩考大员”都属于“贪饕邀利之人”，一切以多弄钱为最高目标，唯求增羡。对于地方官毫不留情面，“官吏首尝受竹治民财及酒食馈遗，督责之使，日十余辈，燕犒送迎不少遑。其恃势须索者，无少敢逆其言”。当然，对亏、盗钱粮的官吏狠狠的钩考，让他们把平日贪污受贿的钱吐出来，也算大快人心。
比如，在征南宋中立过大功的阿里海牙，在湖广行省做行省左丞相，其家族和部属在湖广盘根错节，极有权势，自然也就会鱼肉百姓，祸害一方。桑哥的姻亲要束木对之钩考，竟然使得曾经威风凛凛的大将如今的勋贵阿里海牙被逼自杀。其家资和荫占民户也被没收。
可毕竟官少民多，钩考官员为了展现政绩，势必要逼取于百姓，“以追怔逋欠为名，所至凶残百至，虽汉唐酷吏之不为者，尽其毒螫，死者相望。有司股栗屏息而不敢言，亦仅有助恶为奸以肥其家者”，“州县别置牢狱，逮捕人，昼夜鞭笞，械系者相属于道，大家巨室无虑悉破坏。甚至逼人妻女为娼，风俗为之大变。一时使者所至，征取尤甚。”
特别是江南理算，追征逋欠甚急，“胥卒追逮”相望于道，“民至嫁妻卖女，祸及亲邻”，扬州、杭州两地受害最惨，“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亲；又失，代输其邻。追系收坐，牢狱充牣，掳掠百至”，不但富户，即使中产之家也被催逼，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死者达五百余人 。很多富户不堪其扰，逃入山中为盗，江南“盗贼”蜂起达数百处之多。
桑哥在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对世祖上奏中说：“国家经费既广，岁入恒不偿所出，以往岁计之，不足者余百万锭。自尚书省钩考天下财谷，赖陛下福，以所征补之，未尝敛及百姓。”可说是纯属扯淡了。
虽然官民都不得其安，但钩考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效果，“已征数百万，未征尤数千万”，一下子缓解了财政危机。
钩考虽然见效快，但并非长久之计，何况很多官员、富户或自杀、或逃走，大量的“欠款”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于是，桑哥向世祖请求增加赋税，提出盐课每引由中统钞三十贯增为五十贯；茶课每引由五贯增为十贯；酒醋税课江南增额十万锭，腹里二十万锭。同时大增商税，江南为二十五万锭，腹里二十万锭。这要比阿合马当初提出的“人头税”好得多，而且不是增加田赋，世祖欣然诏准。
【正文】
钩考和增税，虽然引起不少骚动，但国库确实大大充实。桑哥本就倍受宠信，这下更是春风得意。春风得意的权臣自然不好只对同级、下级的官员以及百姓们抖威风，对于贵族、勋臣这些特权阶层便也要下手整治一番。
至元二十五年四月，桑哥上奏世祖：“扈从之臣，种地极多，宜依军、站例，除四顷之外，验亩征租。”“扈从之臣”也就是指怯薛，是从成吉思汗时代设立，从贵族子弟中选出作为大汗侍卫，属于“超级特权阶层”，一个普通怯薛都会见官大三级。他们占有大量土地而不纳地税，现在桑哥令他们按军、站户体例，占地超过四顷的都要交地税。可想而知怯薛们对桑哥会多么痛恨。
是年十二月，桑哥又向世祖提出：“有分地之臣，例以贫乏为辞，希觊赐与。财非天坠地出，皆取于民，苟不慎其出入，恐国用不足。”世祖令：“自今不当给者，汝即划之，当给者宜覆奏，朕自处之。”这是干什么？减少皇帝对宗王贵戚的赏赐！赏赐诸王贵戚是一项巨大的财政支出，在国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也不能减少，因为这是从成吉思汗时代便留下的传统，有钱要给，没钱也要给，贵族们拿惯了，不给哪行？直接触动帝国最高阶层的切身利益，这是讲究“微言大义”的儒臣都不敢做的，可桑哥就是要予以裁抑，读史至此，也不得不对这个名列“奸臣传”的吐蕃人叫声好。
不但减少对贵族的赏赐，桑哥还干脆要减少宗王人数降低一些宗王的地位。皇子忙哥刺之子阿难答嗣封安西王，另一子封秦王，桑哥认为一藩二王不妥，遂诏罢秦王之封，收还其印；东道诸王胜纳哈儿用“皇侄贵宗之宝”，桑哥谓“宝”非人臣所宜用，奏改授“济南王印”。
汉人儒臣他得罪了，皇帝近侍他得罪了，宗王贵族他得罪了，地方官员他得罪了，富户百姓他也得罪了。可以说，大元朝能得罪的人都被他得罪光了，桑哥这么做倒并非他有多么高远的政治抱负，只不过他不属于任何现成的政治集团，而是纯粹的“皇党”——皇帝需要什么，他就全力去做什么。
但是，人臣之所以要结党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出现危机的时候会有所依傍，如果你身在一个盘根错节的政治集团当中，即使皇帝要动你也要思量思量。桑哥看似风光无限，但除了皇帝的信任，他一无所有。一旦信任丧失，或者反对他的力量过大使皇帝都不能忽视的时候，末日便会旦夕而至。
他曾经让卢世荣帮他蹚道，可他从卢世荣身上并没有吸取太多的教训。
随着权势日隆，桑哥的跋扈也日甚一日。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大都人史吉等请为桑哥立“德政碑”，世祖正对桑哥宠信有加，便诏准之，并命翰林学士阎复撰文，题为《王公辅政之碑》，次年闰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