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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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要是比起武宗刚即位十天时便开始的大手笔来说，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那便是营建中都城。
武宗要修建的中都，原本是旺兀察都离宫，处于在大都与上都之间的驿道上；是皇帝们巡幸两都时的歇脚之处，规模相当有限。武宗的决策，几乎就是从平地上建设一座足以成为帝国都城的庞大城市。
至大元年正月；中都城正式开始建设，第一批建设队由枢密院六卫军一万八千五百人组成。二月；又加入上都卫军三千人。前后投入中都建设的军人有二万一千五百人。不过，中都城面积约九平方公里，仅宫城中的宫殿建筑遗迹便有十三座，大者三千多平方米，小者也有一千多平方米 。这样规模的城市，不到一年时间便完成了大体施工（当年七月），当时张养浩批评武宗的《时政书》中有“或度辽伐木，或济江取材”的说法，又要从东北运木料，又要从南方运石材，仅靠二万多名军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的。笔者推断，这些军人应该是监工，真正负责施工的是数倍于此或十数倍于此的民工，可惜史料有限，我们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参与了中都城的修建，但所耗用的人力、物力之惊人，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当中都初具规模后，武宗一面继续建设使之完善，一面在其中设留守司、光禄寺、虎贲司等数十官府，还设库存放钱币、金银器，竭力使之成为元朝的又一个政治、经济中心。
北有上都，南有大都，都是极尽奢华壮丽的京城，若是为了享受，在那两座都城中营建宫殿、园林即可；此时又是边境晏然，国内安靖，没有迁都的必要。武宗营建中都城，横竖看不出合理的原因，当时的人们谁也看不出这个年轻的皇帝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而作为大臣，尤其是有着“为生民立命”使命感的儒臣，他们认为自己没必要揣摩皇帝的心思，可皇帝的所作所为造成的混乱，则让他们无法沉默。御史大夫张养浩便对武宗即位后一系列作为大不以为然，他向武宗上了一份著名的奏疏《上时政书》，总结出十大弊政，条分缕析，刀刀见血：
赏赐太侈。对于勋贵功臣进行滥赏，拿着百姓的膏血，“不论有功无功，纷纭赐予，岂不灰民心，糜国力哉？”
刑禁太疏。对于刑法过于宽纵，动不动就大赦，“以致为官者不知所畏，罪露则逃；为民省不知所忧，衅祸益炽”，这可不是劝人向善的方法。
名爵太轻。名爵是皇帝对有功臣子的褒奖，决不能因为一时高兴便随意颁赐，没有功劳的人轻易获得高位，那么为国立过功的人便会说“吾艰苦如此而得之，彼优游如此而得之！”以后谁还会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呢？
台纲太弱。御史台是国家的纪检监察机关，其作用发挥与否关系到国家法度，官员操守。而现在“纲纪法度，废无一存”，御史台“台谏默然”，根本起不到监察作用。
土木太盛。修建中都城，在五台山为皇太后兴建佛寺；在大都兴建兴圣宫；为一些官员兴建宅第，又建国子监学，浚会通河等，使得百姓“蒙犯毒瘴，崩沦压溺而死者，无日无之；粮不实腹，衣不覆体，万目睊睊，无所控告”，而此时又是在“累年山东、河南诸郡，蝗、旱洊臻”的灾荒之年，实在是太不体恤百姓了。
号令太浮。皇帝行政，在于法令如山。而现在“虽制诰之下，未尝有旬月、期年而不变者；甚则朝出而夕改，甫行而即止”，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岂不是“不惟取笑于一时，又贻口实于后世”？
幸门太多。现在各色人等都有“依庇诸侯王、驸马”求官的门路，甚至都包括“邪巫、淫僧、庸医、谬卜、游食、末作，及因事亡命无赖之徒”，这些人为官，弄得乌烟瘴气，“岂可不为之寒心也哉！”
风俗太靡。风俗是一个时代的风貌，也是国家的元气。可现在的风俗“以伪相高，以华相尚，以冰蘖为沽誉，以脂韦为达时”，这是在自丧元气。
异端太横。宗教信仰不是什么坏事，可现在佛家、道家很多人“畜妻育子，饮醇啖腴”，败坏清规。而且怂恿皇家大修各种寺庙道观，以至于“凡天下人迹所到，精蓝胜观，栋宇相望”，弄得“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
取相之术太宽。宰相是政府首脑，掌管国家行政，必须要精挑细选。可现在“朝廷近年命相，多结宠入状以自求进”，宰相所用非人，朝政能够治理好吗？
【正文】
张养浩所作的散曲《山坡羊》九首为千古名篇，其中的《潼关怀古》中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更是成为脍炙人口的民生警句。武宗的所作所为，他自然要用儒家“民为重”的观念进行规劝。在他以及众多儒臣看来，成宗虽然抱残守缺，不思变革，但毕竟还与民休息。成宗朝的合格继承人，应该是一面继续与民休息的政策，一面改革弊政，将一度停滞推行的汉法重新启动。岂料，武宗竟然反其道而行之，莫说汉法，连世祖、成宗朝坚持的多法并存的格局都打破了，弄成了“乱治”——这位统兵有方的青年天子，在治国方面实在很糟糕。
武宗何以如此？先期避祸的李孟不会明白，期望进行“更正”的哈剌哈孙不会明白，写《上时政书》的张养浩也不会明白。
很多事情，在当时想不明白。而跳出当时的环境，后人倒可分析出一二。南北朝刘宋皇族荒淫暴虐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不求甚解者往往都会用“神经”、“脑袋进水”之类来一笔带过。而钱穆先生则从两晋风尚、皇族教育中总结出原因：“此等荒诞，疑非人情。然赋予一种可以穷情极意的环境，又习闻到一些一切不在乎的理论（即虚无放达的人生理想），而不加以一种相当的教育，其趋势自可至此。南朝的王室，在富贵家庭里长养起来（但是非门第，无文化的承袭），他们只是稍微熏陶到一些名士派放情肆志的风尚，而没有浸沉到名士们的家教和门风，又没有领略到名士们所研讨的的玄言与远志。在他们面前的路子，只有放情胡闹。”
武宗的作为远不如刘宋皇帝们荒唐，自也有其内在原因。
那便是对官僚政治体制的反抗和对蒙古帝国时期政治的追随。
元朝脱胎于蒙古帝国，然而两个国家的政治基础则迥然不同。蒙古帝国时期，帝国的使命便是不停对外征服，整个国家的运转全是围绕军事。从成吉思汗到后来的窝阔台、贵由、蒙哥，历任大汗虽宽、峻各有不同，但与其说是国家首脑，倒不如更像是军事指挥官。而元朝，虽然世祖忽必烈也颇为热衷于对外征服，但他已经建立了一整套适合内政而并不适合对外战争的官僚政治体制，代表军事体制的“漠北旧制”很大程度被官僚体制所侵蚀。到成宗朝，因为皇帝本人的能力和敬业问题，官僚政治体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前有完泽，后有哈剌哈孙，都是文官系统的代表人物。尤其是哈剌哈孙，作为丞相，可以利用官僚系统阻挠卜鲁罕皇后的谋划，甚至还能够协助爱育黎拔力八达轻而易举的铲除前朝皇后一党。这在蒙古帝国时期是不可想象的，要知道，按照蒙古帝国旧制，大汗死后，皇后是可以合法摄政，并组织召开选汗的库里台大会，由亲贵勋臣选举大汗的。这也就是所谓“元皇朝确立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体制，已在相当程度上腐蚀了漠北旧制。”
武宗年纪轻轻便总兵漠北，身边都是彪悍少文的武将，日常都是蒙古传统浓郁的军营生活，做起事来也都是没有商量只要执行的军令风格。武宗这个在元朝时期出生的年轻宗王，在起成长的关键时期，所处的环境却与蒙古帝国时期相差无几。那么，是追随哪怕迁就从忽必烈开始的官僚政治体制，还是尽自己所能去恢复漠北旧制，将已经相当内敛的元王朝重新改造为以征服为使命 的蒙古帝国，对武宗来说，是根本不需要考虑的。
登基大典上，武宗便把曾祖父忽必烈登基时那些“三辞三让”的汉法礼节抛开，使用了蒙古帝国时期大汗即位的仪式：“宗王七人坐海山白毡上，二王扶其臂，四王举毡奉之于宝座上。一王献盏，诸珊蛮为新帝祝寿，而上尊号曰‘曲律汗’。”
即位后不分亲疏大封一字王，打破成规，滥赐官爵。这一方面自可说是收买人心，巩固地位，而另一方面也是对已经日趋成熟的官僚政治体制的蔑视和颠覆。
而营建中都，何尝不是如北魏孝文帝为了推行汉化改革，由平城迁都洛阳的打算一般呢？只不过他的谋划，与北魏孝文帝正好相反。
武宗要的是一个右自己主宰的全新的帝国中枢，不但人要新，连都城都要新，一切的一切都要从自己这里，重新开始。
这样的玄机，连武宗亲弟弟，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都完全不能理解，何况张养浩呢？
不能理解皇帝，自然也不会被皇帝所容。在上书之后，张养浩很快就被改为翰林待制的闲职，之后又干脆被罢官，他怕再遭打击，便也学习李孟，出京隐居去了。不过，与他相比，对武宗即位有着决定性功劳的哈剌哈孙则更显得冤枉。在成为“太傅”后仅一个多月，便因为反对封察合台后裔秃剌为越王而被外调和林行省左丞相，出抚漠北。
在正史中，似乎哈剌哈孙的被外调乃是因为秃剌进谗言所至，其实以武宗的聪明，何至于因为谗言而罢黜股肱之臣呢，何况在哈剌哈孙被外调后仅一年，秃剌便因罪遭诛，所谓“谗言说”明显只是借口。真正让哈剌哈孙从一代权相成为地方官的，正是因为其代表了官僚政治体制，与武宗欲要推行的一套完全格格不入。随着他的外调，朝中的重要位置，完全被武宗的军旅从臣所占据。
有必要说一句，哈剌哈孙虽然无端获罪，却也表现了在朝兼济天下，在野造福一方的贤臣风范。到漠北后疏浚古渠，整治屯田，修建仓库，使得漠北大治。至大元年（1308年）闰十一月，因积劳成疾而病逝，享年五十二岁，被追赠推诚履正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顺德王，谥忠献。
当哈剌哈孙把卜鲁罕皇后一党掀翻的时候，恐怕也没有想到自己也会这么快离开历史舞台吧。
【正文】
经过继位之争和武宗的刻意清洗，成宗朝的宰辅班子一扫而空。但武宗并没有就此停下他“改革”的步伐。至大二年（1309年）八月，他下诏将已经罢废十几年的尚书省重新恢复，以自己的心腹乞台普济、脱虎脱分任右、左丞相，三宝奴、乐实为平章。
尚书省在世祖时代几经废立，出现了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三大理财权臣，夹杂着汉法、理财派大臣的血腥党政，更是世祖“无岁不用兵”的标志，一直被人看作是致乱之源。成宗时虽有理财派官员管理财政，但一直没有复立。武宗重开尚书省，自然是因为财政已经到了不得不整顿的地步，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武宗准备向曾祖父忽必烈看齐，眼光不再局限于大元王朝，而是向着蒙古帝国时期的“世界帝国”展望了。
成宗在位时花钱没有节制而又不愿增加百姓赋税，一缺钱便动用钞本。到成宗晚年，世祖时代十分坚挺的中统钞、至元钞已经贬值的触目惊心——其购买力已经下降到不足初发行时的五分之一，而武宗即位后的挥霍无度更使得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没有新的货币政策，钞票变废纸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至大二年九月，诏行“至大银钞”，确定以新币一两兑换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新币发行，自然要坚挺一些。可新币的使用必要有与旧币兑换的问题，这就出现了弊端。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发行的至元钞是二贯准花银入库价一两、赤金入库价一钱。两相比较，至元钞五贯还不如以前的二贯，发行更早的中统钞更是只抵至大银钞一两的二十五分之一。这样的改革，倒是让国库重新充裕了，却把通货膨胀的患害转嫁到小民百姓身上，自然是免不了怨声载道。所幸，在“至大银钞”发行的同时，至大三年正月，尚书省为了新钞能够稳定推行，发行铜钱“至大通宝”，其一文准至大银钞一厘，并允许历代铜钱与至大钱一起流通，利用信誉稳定的金属辅币来平抑小额零售商业领域内物价的过份波动，总算不至于让百姓赔了钱还买不起东西。
在发行新钞的同时，尚书省其他理财政策频出：其一是增加盐引价格，每引比元贞年间增加七贯。盐业从唐朝起便是政府收入的大宗，没钱了从盐上打主意是惯例。其二是开酒禁，立酒课提举司。从世祖时起，因为备荒和转变社会酗酒风俗的考虑，朝廷一直有禁酿造、买卖酒的法令，虽然因为地域、时段不同，常有“稍驰”的解禁，可这样全国范围内的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