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村 作者:聂茂 厉雷-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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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们好不容易地登到车上时，车里已经挤满了人。门口坐着几个农民工，旁边放满包裹，他们坐在包裹上，有几个甚至铺几张报纸，睡到地上，楼梯上也坐满农民工，行李几乎堵死台阶。我们的座位在上层，几个人费了好大力气才爬到楼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我们嚷了好几声，才有一个中年男人，站起来挪动他的蛇皮袋，并站到楼梯的一旁，主动给我们让路，我们向他道谢，他却表情木然，看样子他很累了，庆幸自己终于赶上了回家的路。我们刚走过去，他又一屁股坐到台阶上，依靠着行李，沉重地合上眼睛。
　　走到楼上，我们又遇到难题，我们的座位在车厢中间，但是，从车门进去，走道里挤满人，大多数都是农民工，他们没有坐，紧挨着身子地站着或者坐到地上，几乎连落脚的空间都没有。从车门到座位大约只10米左右，这10米是怎么过去的，实在是痛苦。整个车厢里，乱糟糟一片，空气躁热、憋闷，有人抽烟，有孩子在哭，有人背着包裹找座位，有人则焦急地寻找放包裹的地方，虽然没有多少空间，但是刚上车，来回走动的人很多，我们只有举着行李挪动，碰到一个人就要说声“让一下”，半天却没有反映。我们很急躁。最后终于到达座位旁边时，我们几个汗流浃背，筋疲力尽。筋疲力尽的我们发现座位上居然坐着几个农民工，我们在他们身边站了好一会，他们装作看不见。我们说座位是我们的，他们看我们一眼，仍旧坐着，直到我们拿出火车票，他们才很不情愿地让出座位。等我们放行李的时候，发现行李架被杂乱的行李堆得结结实实。想让他们移动行李，依旧是没有人回应。没办法，一个同事，站到座位上，想搬动其中的一个包裹，却不想扭到腰，他以为包裹很轻，猛地一拉，完全出乎意料，因为站立不稳，差点摔下来。我们其中一人只有将包塞到座位底下，刚把手伸进去，就碰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原来是一根铁棍，手当时流出血来，我们哭笑不得。心想：怎么会有人拿着铁棍上车？后来知道，那竟是挑东西用的。
　　最后，还是一个叫李家和的农民工用力帮了我们一把。
　　火车上的男人
　　李家和是坐在我们对面的农民工，巧合的是，他是安徽萧县人，40岁，读过几年书，有些文化素养，体格精瘦，面容黝黑，衣着干净，也有些体面，五官精致，仿佛刀削。“一个美男子”，我们当时想，“如果他生在城市，肯定是的。”
　　这种假设显得孱弱。他就在城市，可是被“生在城市”这个概念冷漠地踩在脚下，城市鬼使神差地让他“丑陋”！
　　他很瘦，却很有力，他站起来，往外一拉把一个蛇皮袋拉了出来，塞到座位下，然后将我们的行李放了上去。
　　就在那个时候，火车开动了！
　　车身撞动铁轨的瞬间，所有的农民工一下子都活了，仿佛夏日里的柳树遇见风，又好像中了邪，脸上的笑容灿烂盛开，接着夸张地扭曲四肢，满口喷出污言秽语，同时吐沫像花蕊一样纷飞，非常放肆地甩掉鞋子，畅快地抽烟，旁若无人又天经地义式地将腥臭的脚丫踩到座位上。
　　那是一种宣泄，就在那个瞬间，压抑在心头的本性，突然膨胀，打碎所有卑劣。那种姿态是对城市的藐视！他们可以是自己了。不是离开城市，是回家！“回家”不可阻挡，甚至碾碎“离开城市”这个词！火车的这端是2月8日的长沙，那端是2月9号的北中国！火车的这端是回家，那端仍旧是回家。
　　所有一切都与城市无关。
　　火车开动，轰隆隆地开出长沙城。
　　旅途中很少有农民工和我们说话，在车厢里我们几个是异类！唯一和我们说话的是李家和。
　　李家和，很腼腆，爱笑，笑起来，嘴微微倾斜。我们了解到，他在老家，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妻子，家里还有一个母亲，今年八十岁，两个哥哥：大哥李家良、二哥李家善同他一样长期在外打工。
　　他出来打工已经四年多，赚钱供儿子和女儿读书，在他们家里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让孩子上大学。他谦逊地告诉我们，他的姐姐李碧华的两个儿子，大哥李家良的女儿、儿子都是大学生出身，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二哥李家良的大儿子就在长沙读大学，二儿子在安徽省一所重点高中读高三。他说他的爷爷和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坚决要求一定要让下一辈的子孙走出农村，不要再像先辈一样，守着黄土和太阳，无知无趣地过一生。对此，他有很大压力。说话的时候，点着一根烟，笑容跟着消失，他的烟圈并不让人厌恶，烟圈升腾，仿佛沉重的愁结，窗外的黑夜也显得沉重。一根烟，烧得火车发疼。令他欣慰的是女儿和儿子都很争气，成绩十分突出，下年两个孩子都要考高中了，他希望他们可以考进省重点中学。在农村供孩子读大学很不容易，那是长期内没有任何经济回报的投资，没有多少人愿意十几年如一日的奔波劳累，省吃俭用，他说他是看着大姐和两个哥哥走过来的，他清楚那种牺牲。
　　谈话中，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这条命就是给那两个小的活的！”
　　李家和原本是政府煤矿的挖掘工人，全国上下实施裁员简政时期，他下岗了。下岗后在农村守了几年，地方穷，发现没有出路，不得不和村里众多的人一样外出打工。这四年里，他几乎跑遍了中国，去过新疆、大连、浙江、芜湖、广州，现在又是长沙，做的工种全是搭建建筑网架。他们家是木工世家，他的木工活很精细，但是在外面找不到这种活计，所以做了建筑工人。
　　他告诉我们，他原来有“恐高症”，刚一开始，爬到网架上就头晕，甚至想哭，半天不敢动，晚上还做噩梦，梦见自己摔死，死的样子很惨，于是工头就当众辱骂他，他还是不敢动，工头威胁他，让他滚蛋。他心里一着急，居然可以走了，但是两只腿仍旧不停地打颤。现在他早已经适应网架上的生活，钢筋就像脚底城市的马路一样宽。
　　或许那是一种无奈，他们的世界就只有一条钢筋那么宽，走过去便活，走不过去只能摔死！
　　李家和告诉我们，他的确从网架上摔下来一次。接着他把左手拿给我们看：手掌上老茧满布，手指粗大，指甲很小，有一个指甲盖里积着浓黑的淤血，大拇指和中指（因为经常夹烟）焦黄，特别让我们留意的是那只畸形的无名指。左手的无名指！在现代人眼中，这是一个神圣的手指，在这根手指上，像李家和这个年纪的城市人基本上都有一个标志：一枚让人爱惜终生的戒指！而李家和的这根手指上，有一个更大的标志，在那根手指上一个时代在驻足。手指从中间向里极度弯曲，关节处有一又硬又亮的疙瘩，那个疙瘩阻止了戒指通过，但是比戒指更绚目！
　　2003年冬天，李家和在芜湖的建筑工地上从四层楼高的建筑网架上落下来，他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小雨天气，工头觉得可以出工，大家便各自忙碌，在四楼的网架上扛一根钢管时，脚底突然打滑，钢管一下子落下去，紧跟着他的身体也失去重心，向后倾斜，他伸手想抓住网架，为时以晚，像一枚黄叶一样，飘零而下。他说当时他认为自己要死了，他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的恐惧，眼前一片乌黑。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身体在半空中，撞到一块木板，又从木版上弹出，狠狠地砸到地上的一堆白灰里，白灰顿时腾起一阵浓烟。是那块木板救了他，经过木板的减速，他下落的高度可以减为两层楼，他的手先着地，手指碰到地面的瞬间，整个建筑工地都听到一声清脆的骨骼的断开声。而他本来就有腰椎键盘突出的病史，腰部落地时更是锥心的痛。那根钢管，落下来的过程中经过几次碰撞，砸到下面一个农民工的头上，因为头上带着安全帽，所以没出问题，他只是扑通倒在地上。他爬起来的时候，骂了一句“狗日的！”然后，便没事一样继续工作。
　　事故发生后，工头很惊慌，看到李家和没事，又脸色一变，狠狠地臭骂他一阵。随后，李家和一个人跑去医院。医院说他的扭了腰，左手无名指骨头断裂，建议留院观察一周。李家和死活不肯，因为医院的费用太贵，而一周时间，他可以做很多事，赚200块钱。他让医生给无名指做了简单处理，用药棉、纱布和一根竹片固定住，防止骨头变形，然后回到工地的帐篷。休息了三天，他坐不住了，就到年关，表现不好，他怕拿不到工钱，又想多拿点工钱，于是拖着疼痛的腰和断了骨头的手，上了网架。后来，没到十天，感觉干活不方便，他把手上的纱布拆除，结果无名指骨头错位，造成现在的模样。
　　我们和李家和在嘈杂的车厢内聊天。火车在大地的暗夜里，低沉地呻吟。过年！回家！那一夜，火车上的人全部失眠，我们也失眠。跟随着人，黑夜失眠，疲倦失眠，贫穷失眠，城市和乡村，一切的情绪彻底失眠。
　　我们很庆幸，没有买卧铺，如果躺在黑洞洞的卧铺里，将丢掉那种失眠。
　　夜深的时候，我们请李家和嚼槟榔！李家和笑着拒绝了，他说槟榔让他恶心。北方人从来不吃槟榔的，而在长沙小小的槟榔都和他作对，他拿那片树皮没办法，每次面对工头满嘴的槟榔味道，他只想呕吐。
　　他从又黑又脏的旅行包里，拿出一只装着白开水的水杯，一块用油纸包着的饼，吃一口饼，喝一口白开水，嘴巴塞得鼓鼓的，对着我们笑。
　　我们突然无法承受他的笑容，太重！
　　饼吃完，整个下半夜他几乎没吃别的东西。只在凌晨四点左右，小心的从旅行包里，掏出一袋包装良好的沙琪玛，捏出一块，吃了两口，又小心翼翼地放回去。那是他买给儿子的，他舍不得吃！我们让他吃我们带的东西，他死活不肯。
　　天亮的时候，郑州到了，转乘陇海线上的一辆火车，2月9日，大年三十，接近中午1点，我们达到徐州。
　　小小村庄的幸与不幸
　　徐州，中国交通要地，汉文化中心，地处苏鲁豫皖交界。我们在徐州市找到一辆车，决定请李家和当向导。他十分高兴，因为可以免费坐我们的车。下午3点，我们几个人和李家和一起，开车驶向李家和的家乡——安徽北部与江苏连接的萧县永固镇。
　　汽车很快开出喧闹喜庆的徐州市区，在宽阔的公路上飞驰，公路两旁，是北中国特有的笔直的白杨树，远处是无边无际的麦田，更远处青灰色的山峦连接着天际。偶尔汽车经过一个小镇或者村庄，总能看到繁忙的人群和响亮的鞭炮声，红红的春联贴在一幢幢灰墙红瓦的房子上。
　　李家和告诉我们这里还是江苏，江苏北部的农村和安徽北部很相似，但是他们相对富裕。他的一个反映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安徽与江苏的差别。汽车在某个地方，突然颠簸一下，紧接着是持续不断的剧烈颠簸，车速不得不放慢下来。
　　李家和兴奋地说：到我们县界了！
　　对于我们三个外来人，这突如其来的颠簸，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一些东西。它叫贫穷，又叫落后。那一个接点，隔开两种生活！汽车开出公路，行驶到乡村标志性的泥土路上。
　　汽车继续行驶，中间走过一段安徽省的省道，然后开进乡间公路，公路是破败的，狭窄的公路上坑坑洼洼。李家和说这条公路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公路沿着一条河流蔓延，河流上有几座村庄，隔着萧索的树木远远地望去，房屋拥挤在一起，仿佛古老的遗迹，没有生气，几声寥落的鞭炮响声，是那里有人居住的唯一证据。很快一峦山出现在东方，李家和告诉我们他的家就在山脚下。
　　下午5点，我们到达李家和的村子。将近一年半时间了，今天，我们仍旧能够准确地在调查手记中找到那个村庄给我们的第一印象――
　　“当我们走下车，有一种酸楚猛烈地撞击着我们的眼睛；这个存在深入骨髓——农民，农村！我们左顾右盼，空空荡荡。包围我们的是寒风凛冽和无力的狗叫。傍晚的阳光，斜斜的照耀，没有温度，只有影子。那个村庄赤条条地摆在面前，让我们有些畏惧。”
　　村口聚集着人群，老人，孩子，妇女，穿着厚厚的棉衣，手缩在袖筒里，脸孔冻得通红，嘴唇发青，但是眼睛里写满焦急。
　　这些人都是在等外出的亲人回家。
　　我们和李家和一起从人群中走过去，引起一阵骚动，紧接着骚动归于平静。突然，一个孩子，从后面追上来，拉住李家和的手。那是他的儿子，可是刚才在人群中，他并没有看见儿子。可能是他没认出儿子，儿子又长高了。李家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