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村 作者:聂茂 厉雷-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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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本来想见见小艳，开导开导，可是等了很久也没见到。奶奶停了一会儿，告诉我们：早晨有两个男孩子开着摩托车把她带走了，估计要到半夜才会回来。
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小艳再也不是从前的小艳，先前那个单纯活泼、善良可爱的小艳“死了”！
“死了”小艳变成了另一个让人担心、甚至害怕的小艳。
当她小艳是一个小姑娘时，祖父只是把她当成一个外来的“女人”；当她成为畸形的女人时，连自己的父母也在一定程度上把她当成一个外来的“女人”。这种双重的“外来性”让弱者的她如何承受？她承受不了的时候，就会扭曲。她被别人扭曲后，终有一天，她也会扭曲别人。这是恶性循环，这就是刺进肌肉里的毒刺啊！
非父母留守家庭的“外来性”是复杂的，深刻的，也是善变的。我们从分析这类农村家庭平衡结构的重建可以看出来。对于非父母监护人（外）祖父、姑妈、姨妈等等的家庭，其家庭平衡的重建是被动性的重建，这个重建牵扯到监护人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社会环境，包括与留守儿童有血缘关系的亲人生活中的其他至关重要的人——比如以姑妈为例，姑妈的丈夫、子女、公婆、邻居、朋友等等。也就是说，因为留守儿童进入监护人家庭，监护人的生活和社会关系需要重新洗牌，这个变动是巨大的，当然在现实中，它是潜移默化的长时间一点点发生。但是这个过程中在监护人的整个社会关系里不可避免的出现对留守儿童的“外来性”排斥，这也就造成此类新的平衡的不稳定性，可以说它是因为增加家庭成分带来的不稳定，增加的始终是外来的。“外来的”是一种力量，一种间隙，一种难以消除的阴影。
走投无路的血案
上面讲的“外来性”与“稳定性”及其相关例子都是针对双亲家庭而言的。那么，对于单身父母家庭，没有外来性的存在是否就不存在不稳定性了呢？
事实上，农民工离开农村，涌入城市，其家庭原始的平衡结构被打破，需要构建新的秩序，建立新的平衡，这是一种主动性重建。在重建这种平衡的过程中，监护人和留守儿童同时承受情感的缺失和生活本身的压力，而这两种压力集中聚集到留守单身家长身上，承受力更大。因为单身家长一个人承担两个人的责任，这决不是简单的“1＋1=2”的方式，因此，单身家长的肩膀上太重，这就造成新的平衡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是由于缺少家庭成分带来的。虽然没有外来性的问题，但是它自身带来的情感残缺而引发的系列问题已是相当的严重。
2006年3月，我们到河南省驻马店市进行相关调查时，便了解到一宗骇人听闻的事件。
驻马店，这块中国内陆的农村土地上，金戈铁马，烽烟滚滚，曾经是历代朝政十分看重的军事要塞。改革开放以来，它像一块令人不忍触摸的伤疤：无数的男人女人，托儿带女，背井离乡，带回来的却是令整个世界都颤抖的HIV病毒。在少数区域，疯狂的HIV病毒像小麦，像玉米一样在这块土地上被播种和耕耘，收获一个个畸形病态的村庄。那样成片荒芜的村庄骨髓已经坏死了，精神已经绝望了，没有血，只有枯槁的眼神和坍塌的灵魂。无数的父母死去，变成毒，被深深的埋在地下，让人们不敢提及，人们不敢也不想回忆那一张张焦黄的面孔，无数的家庭萧索，只剩下空空的危房、空空的躯壳。萧索的世界里，麻木而恐惧的老人守着同样恐惧而绝望的播种了HIV病毒的孩子。孩子不再有父母，父母在地下，孩子是HIV的携带者。孩子和老人像野草一样枯萎、零落，等待死亡。
我们所了解到的骇人听闻的事件不是HIV，但是对我们的撞击不亚于第一次听到HIV病毒对人的伤害所产生的震撼。
2006初春带着沉重的步伐悄无声息地来了。在驻马店新蔡县下设的边远村镇，寒冷破落的街上，人流稀少，寂静无声，偶尔听见几声小贩的吆喝。在街道边一户三口租住的小屋里，15岁的少年陈某，正拿着刀，满脸血污地砍着地上平躺着的母亲。母亲被他打昏后，他已经用刀砍了数分钟，仿佛砍杀的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而是一块迟暮的木头。
杀母！这个词语显得如此古老，如此惊恐。儿子对母亲忤逆的话题可以追溯到上古岁月，我们可以想象的杀母是封建时代、奴隶时代宫廷的争权夺利，再想象就是希腊神话里众神与母亲生下下一代的神。而在陈某身上没有权利，也没有神话，有的只是他扭曲的精神和肢体。
显然，他失去人性，沦为了一头兽。而且是一头发疯了的兽。
当父亲回家时，陈某又拿着菜刀，满大街地追杀父亲，并且最终将亲生父亲堵在一截残墙旁，将父亲砍成重伤。如果不是村民奋力相救，陈某的父亲也必死无疑。
杀母弑父！即便是兽，尚且不会。那么，是什么让一个孩子沦落到比兽更残忍的动物呢？
根据了解，陈某刚出生不久，父亲就去了广州打工。留下陈某和母亲在家，形成一个典型的单身母亲留守家庭。
因为家里农活太多，母亲很少对陈某进行管教，也懒地管教他。
据奶奶透露，其母亲曾经说过：“我给了他吃的、穿的、用的，把他养大了就行了。”
这是一种很朴素的思想，原始的思想，原始的思想酝酿出原始的情感。
抱着这种想法的母亲很少和陈某沟通。缺少管教的陈某道德和行为很快出现了问题。他不再喜欢学习，在小学阶段三番四次留级，但是成绩仍旧一塌糊涂，后来干脆逃学，初中也没上就辍学回家。回到家里的陈某仍旧不怎么和母亲沟通，性格渐渐变的很怪癖，阴郁，内向，更不爱和人说话。在日复一日的封闭中，压抑的情感形成恶性循环。陈某慢慢失去平衡，最终跌入自己狭小的世界里。
那个世界是黑洞的，吞噬一切情感。他的血液开始冷却，但冷却后的血液却射出一股仇恨。
后来，母亲也到了广州和父亲一起打工。本来要带陈某一起过去，但陈某宁死不去，他已经开始讨厌父母，认为父母是累赘，没什么感情可言。他要寻找自己的路。
母亲走后，年少的陈某跟着奶奶，实际是更加放任的自由状态。
他疯狂地迷恋上网。
2006年，父母双双从广州回来，利用多年打工积攒的一点钱带着陈某一起来到镇上经营烧饼生意。
因为家里拮据，又看到孩子天天不务正业，大手大脚地花钱上网，陈家夫妻两个都责怪他沉迷游戏，游手好闲，希望他做点正事。但陈某不为所动，他每天在虚幻的世界里打杀。陈某的父母经常会闯进网吧，一边对网吧老板骂着粗话，一边把正在兴头上的儿子拉回家，严加看守。
网吧老板经过几次挨骂后，对陈某再来网吧就多了一份劝阻。常常是众目睽睽之下，陈某带着受嘲笑的心情阴沉地离开。到新的网吧继续他的虚拟生活。但新的网吧也很快遭到其父母的“责难”，陈某父母甚至给每一个网吧的老板都打招呼，如果谁让他进去，他们一旦知道就报警。这一招还真有效果，镇上几家网吧都不欢迎陈某。
性格扭曲的陈某感到窝火极了，在心里埋下了杀死父母的念头。
2月12日上午，陈某的父亲送货去了。母亲一个人在家，因为生意好，她希望多做点烧饼，多赚几个钱。她让陈某帮着擀面，陈某有情绪，偷工减料，做得又慢。母亲心急，就像往常一样数落了他一顿。陈某还没有听完，一把毒火“呼”地点了起来，他操起身边的一把砍刀，丧心病狂地朝母亲砍去……
一个月后，我们在驻马店少管所见到了陈某。他脸色苍白，颧骨突出，眼神无光，没有丝毫忏悔的意思。我们问他为什么要杀母伤父？他半天不吭声，似乎懒得理睬我们。当我们再次问到这个问题时，他突然将头一抬，恶狠狠地说：“管你们什么事？我要摆脱他们，我要走我的路！”
一旁的警官连忙喝道：“怎么说话的？你的路在哪里？”
是的。我们并不因为被呛而沉重，而是忧郁他的未来。正如警官所说的，他的路在哪里呢？我们不知道，相信他自己也是一片茫然。至少眼下，他的路是一片冰冷的沙漠。有的只是或深或浅的脚印，装满落漠和悲哀。
我们又见到陈某的父亲，他刚从医院出来，死里逃生。面对妻子被杀、儿子被关和一个解散了家，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欲哭无泪，好一会儿，他才低沉着声音说：“我从来没有与他沟通。他这样做我不怪他，是我们没有管教好他。”
听了这样的话，我们心里像打烂了一瓶五味酒，酸咸苦辣涩齐全。难道一切醒悟必须要付出如此高昂而沉重的代价吗？那些正处于单身家庭照看的监护人以及所有看管留守儿童的大人们，能否从这一桩走投无路的血案中得到某种深刻的教训和启迪、并因此规避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呢？
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的强势是有情感；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的弱点恰恰也是情感。在平衡和谐的环境里，情感让人类迈向前人未有的文明；在不平衡不和谐的环境，情感也可以让人类倒退到野兽之后。
应该说，个体留守家庭平衡的不稳定性，构成大的农村社会整体，表现为整体的更加不稳定性。从目前来看这种不稳定性还将长期存在，形成隐隐阵痛。特别是新一代孩子的心灵脆弱，承受能力差，以自我为中心思想十分突出。这种现状，要想重构汉民族文化心理的稳定结构，可能需要一代甚至几代留守儿童去努力、去体验、去创造，当一次次易碎的脆弱变得有韧性，当一次次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变得可以隐忍，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碰撞能够在一个平衡的频率上发生共振，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家庭才有可能弹出和谐幸福的乐章。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那么，在现阶段，整体和谐尚未完全形成的情况下，监护人到底该怎样重新建立留守儿童的生活平衡？这是我们经常思考的问题，也希望相关部门的直接责任人和一切有关心祖国未来发展的有识之士都来关注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不管留守儿童的监护人是其父母本人还是各式各样的外来者，眼下最应该做的、也是最迫切做的事是：“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乍一看，这是一个简单的、无需讨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孩子健康成长所需要的最为起码的外部环境。然而，越是简单的问题越容易被忽视，人们习以为常，熟视无睹，觉得那根本不是问题。就像人们只知道使用“1＋1＝2”这样的算式，却不愿意探究为什么“1＋1＝2”的内在逻辑，更不愿意探讨在什么情况下“1＋1”不等于（大于或者小于）“2”。可实际上，生活中，“1＋1”的问题虽然没有陈景润攻克的哥德巴赫猜想那么复杂，却也不至于肤浅得没有深入讨论的价值。就留守儿童而言，这个简单的命题大多为“1＋1＝1”所代替，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更多。
例如，我们是否应该了解这样一些问题：单亲父母怎样做才能让要素上不完整的家变为和一般的家庭一样完整的家？外来监护人怎样才能做到不只是考虑让孩子去适应自己的家，同时应该考虑自己的家去适应留守儿童，成为和一般儿童一样完整的家庭环境？留守儿童本身怎样做才能既融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又保持自己内在的个性，既搞好学习、又做好家务，既减轻父母的压力、又磨励自己的锋芒？等等。
事实上，所谓完整的家，并不一定要在要素和结构上完整，重要的是情感的完整和责任的完整。
我们一直说孩子的成长环境和过程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么情感和责任究竟具体表现在什么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管理学理论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管理学上把管理功能（职责）分为：计划、组织、决策、领导、控制，手段可以划分为指挥、协调、监督、沟通、激励、惩罚、强化等。当监护人成为管理者，留守儿童成为被管理者时，还需要加上关爱、呵护等重感情要素。
单身父母家庭和一部分祖父母监护家庭里的监护人如果能够在生活中注意到这些，基本上也就足够了，而大部分外来监护者除了要做到上面几点，还有另外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克服“外来性”，让留守儿童“家庭内化”。
所谓“家庭内化”就是让留守儿童丢掉家庭界线，像空气一样融入到监护人家庭中，要让留守儿童产生“这就是我家”的潜意识。只有这样，监护人才能建立天然的、绝对的家长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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