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功罪-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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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下来才四十天和十三天便送了人，一个儿子由党出面卖了一百块大洋以筹措急需的组织经费。江西苏区时，国民党曾派人游说、策反共产党将领，其中就有红军军长黄公略的一个异母哥哥和一个叔父，黄公略当即报告毛泽东、朱德，把他们都杀了。共产党由如此“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组成，任何政治对手都不能不败下阵来。
井冈山是红军的发源地，毛泽东上山之前，已有袁文才、王佐的一支土匪武装盘踞。这支队伍与毛领上山的“秋收暴动”的农民合并，成为“中央红军”最早的基本成员。袁、王二人都加入中共，又都被共产党所杀。十大元帅之一的贺龙，十六岁就当上哥老会的十排老，十九岁以两把菜刀起家建立武装。中共建政后，这段故事被说是成“两把菜刀闹革命”，其实就是当土匪。他先是领著三十来个人抢了镇团防局的四十条枪，聚众失败；又领著二十个人去攻打盐税局，杀人抢枪；第三次，砍了赴任路过的慈利县县长的两个护兵，接著又缴了二十来个溃散的川兵的枪，这才拉起一支队伍。被国民革命军收编后，当上军长，八一南昌暴动任总指挥。暴动失败被打散，贺龙回到湘西重新拉队伍，还是以龙头大老的身份拉拢和收编多部土匪，成立红二方面军。解放初期，共产党在湘西大规模剿匪，剿的就是像当初贺龙这样的土匪。许多本内容纪实的剿匪记，描写土匪起家的故事，与贺龙的行径毫无二致。文革后有些湘西学者提出，那些不应该算“土匪”，应该算“农民武装”，就像《杜鹃山》中未抢到中共党代表柯湘之前的雷刚的队伍。问题是雷刚本身也是土匪，不论是抢到柯湘之前还是抢到柯湘之后，也不论是井冈山式的还是梁山泊式的。贺龙打团防局，如果说多少还有一点“打反动武装”的意思，那么打盐税局算什么呢？和抢银行、打税务局、邮局有什么区别？文革中贺龙被指为大土匪、大军阀，倒是道出了事实的真相，只是无人敢顺著这条线索，触及到共产党的实质。
“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藤结什么瓜”
从文革中揭露出的大量材料来看，共产党的领袖与高级将领们，大多是流氓、土匪气十足。毛泽东本人是极善于运用流氓语言的高手，他出其不意的鲜活“名言”简直不胜枚举，作为一种“话语系统”，至今还在深刻地影响著当今的中国。跟在他后面，刘少奇、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邓小平……大伙儿都无不以善用流氓语言讲话为荣。如刘少奇批彭德怀：“毛主席是你反得的吗？毛主席要能反，我早反了，要反也轮不到你彭德怀来反。”而彭德怀向毛泽东鸣不平：“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现在我操你二十天不行？”林彪说政治：“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江青则到处自称“老娘”。刘伯承对抱怨兵力不足的部下施激将法：“你用手摸摸裤裆里的卵子，看还是不是个男人！”曾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是个“击鼓冲锋，鸣金玩妓”的上将，他讲自己的体会：“封建社会是长袍马褂，关紧门户再干事；资本主义是脱光衣服，自由乱爱；我们只能讲为革命献身，多作贡献。说到底都是要Ｘ女人。”同为上将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涉嫌“武汉兵变”被解职，而他利用权势玩弄女护士、医生、文工团员如不花钱妓女的行径，也因一篇《千刀万剐陈再道》的大字报而闻名全国。身为中将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在中共中央常委碰头会上发言批判陈再道，骂了一连串“罪魁祸首”、“刽子手”、“帮凶打手”、“败类”之后，突然蹦出来一句“是你个娘卖Ｘ的！”光骂还不过瘾，更冲上去左右开弓煽了他两记耳光。还有一位上将王震，位居国家副主席，仍是满口污言秽语，一身流气，指著总书记胡耀邦的鼻子摔杯破口大骂，动辄扬言要杀他几百、几万人。
我不想在这里花费篇幅去描写中共上层的“生活腐化”、玩女人，那些到处流传、活灵活现的色情故事。毕竟那只是他们生活的一个侧面，只要国家治理得还好，人民生活安定富足，为政者尽了他们的才力，个人作风、道德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我说的“流氓”，不是这种浅层次意义上的流氓，而是政治形态中的流氓文化。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整个会场一片叫骂、怒吼，哪里是中央大员在天下第一名山的胜景中讨论国是，倒像是一帮阿Ｑ在批斗地主老财。主持会议的刘少奇拍桌打椅，不容彭德怀有半点辩解的机会；不料几年以后，他自己在中南海被造反派揪斗，也不容他稍有辩解，手持薄薄一本“国家宪法”也保护不了他了。
人说彭德怀一身硬骨，敢说敢顶，甚至“敢骂皇帝”，但他只怕一个人，那就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彭德怀是元帅，而许世友是上将，低了两级军衔，怎么会怕他呢？原来许深获毛泽东宠爱，称作“厚重少文”，是“我的周勃”。许世友“少文”是真，“厚重”却谈不上。他仗著自己对毛的忠心耿耿，恃宠而骄，以骄献媚，谁都不放在眼里。他拼酒，见人就要拼几大瓶，不跟他喝就撒泼骂人。儒雅如周恩来治他，也只能拿出好几瓶茅台来跟他拼酒量，把他醉翻在餐桌底下他才服输。庐山会议上听到毛泽东说一声：“我就不相信解放军会跟你（彭德怀）跑”，他当即跳起来要带兵打彭德怀。许世友是典型的农民流氓，在少林寺学的一身好武功，参加革命前就有几条人命。十六岁那年放牛吃了人家的庄稼，人家骂了他，几拳就把人家打死。第二次是在赌场上，又挥棍打死一个赌徒。第三次是在兵营，一个老兵责他内务整理得不好，他又一脚把老兵踢死。当上连长，他专门靠吃“空饷”聚敛钱财，为了钱随便就可以杀几个不愿当兵的人，“简直与土匪的『绑肉票』毫无二致。”（徐开福《许世友的晚年岁月》）直到离开国民革命军投身共产党，临走还把和他素有积怨的连事务长给杀了。许世友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死后政治局开会，听取医疗组长李志绥报告抢救经过，只有许世友一个人闹场，嚷著“主席死得有鬼”，硬说是被人毒杀，还是江青出来解释。
农村土匪战胜了城市流氓
许世友这样的人，都是解放军功勋卓著的将领。可以想见，他们在战场上会是怎样的亡命之徒。流氓的粗鄙流俗、违反常伦、不按牌理出牌、破坏力与造反精神、打破传统社会的秩序等级和地位、一哄而起……种种特性，经过严密的组织形式和某种崇高理想的口号相结合，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
相较于共产党严密的组织形式，国民党显然要松散多了。入党、脱党、退党、开除、恢复党籍，都远不及共产党那样严肃、讲究。抗战期间，还玩出过指令学生“集体入党”的闹剧，引起共产党抗议。为了强化党的战斗力，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组织，中统、尤其是军统，其作用为监党、督军、控制舆论、消灭异己、充当领袖的耳目。特务系统相当于党的“宪兵”，除了最高领袖蒋介石，谁都要怕它三分。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副总统李宗仁、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于右任等人，都受到过特务的暗杀威胁或监控，更不要说其他将领及一般党员了。最著名的大特务戴笠死后，国民党内外对于特务政治的厌恶情绪高涨，一片呼声要求削减其势力。但特务机构只是形式上有所收敛，而活动能量及作用并未稍减。
特务政治是恐怖专制的代名词。中国历史上，明代的特务制度最为完整，也最为后人诟病，认其是最专制独裁的一个朝代。特务组织之严密、行藏之诡秘、纪律之严格、手段之残忍，与流氓帮会极为相似。戴笠领导的军统，与青帮头子杜月笙关系密切，乃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常联手行动。汪精卫接受日本“和议”成立南京政府后，手下的特务机构也极为发达，与重庆方面既抗衡又勾结，气焰不输正牌的军统。汪氏的特务也有青帮的直接参与。与其说汪是效法蒋介石，毋宁说国民党与青帮一类流氓组织有著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这一传统甚至延续到台湾，国民党的“黑道”背景，至今仍未能彻底洗清。
戴笠投身革命前是一个无业流民，亦即市井流氓。在他一手创建的军统中，以同乡、故旧、亲友为亲信，充当要职委以重任，是其发展组织的一大方式。毛人凤、沈醉这些著名特务，都是走这条路子上来的。另一个方式是招降纳叛，尤以共产党的叛徒为主。这是因为共产党视叛党变节分子为第一大敌，绝不宽宥，一经叛变，再无走回头路的可能；而他们对共产党的组织运作较为熟悉，有利于打开缺口，进行策反和破坏。担任过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的顾顺章、张国焘都先后成为军统成员。
共产党因组织形式极为严密，使得国民党特务利用叛徒进行破坏能量大减。但要说共产党不怕特务破坏那是不可能的。江西苏维埃时期的“打AB团”，延安时期的整风“抢救”运动，及至共产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后的“镇压反革命”、人人过关“坦白历史”，甚至文革中的“抓叛徒、特务”，都是被国民党特务吓伤了的举动。这些举动，与其说是打击了对手，倒不如说主要是自残。以冷酷、恐怖的自残方式以防止对手的侵袭，也是帮会组织经常采用手段。
代价沉重的中国民众
国共之争如果只限定在两党之间，倒也没什么可说的，问题是殃及池鱼。人民得被迫作出选择：你支持共产党还是支持国民党？“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就算你走出来了，也是最危险的一条路，国民党认为你是共产党（右派），共产党认为你是国民党（左派）。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一九二七年共产党发动广州暴动，要求支持共产党的市民戴上红领巾为标志。共产党专门杀不戴红领巾的，国民党则专门杀戴红领巾的。广州市民无所适从，只能痛苦悲号。实际上，这种“无所适从、痛苦悲号”，贯穿了中国人数十年的政治生活。即使你什么党派都不是，即使你只是小民百姓，仍难逃扣上一顶“共产党”或“国民党”的帽子横遭迫害。
共产党毕竟取得了胜利，在两大曾相互携手合作的流氓势力的决斗中，农村土匪终于战胜了城市流氓，掌握了这个庞大的国家的政权。中国是一个流氓性十足的社会，这是国共两党得以先后主宰国家命运数十年的重要基础。为什么中国人选择了“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革命与阿Ｑ的理想模式不谋而合。我不赞成所谓“武力征服”的说法，武力征服了谁？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而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前后，中国绝大多数的民众由衷地欢迎“解放”，这样才有一七○万国民党军队阵前倒戈，才有南京政府的迅速垮台。
中国人民注定要为这种选择付出代价。共产党把农村式的流氓形态国家化、政府化和大众化，而后有土改、公私合营、合作化、大跃进、大食堂、大锅饭，有一哄而起的造反，有雨后春笋般的红卫兵组织，及雨后春笋般的做生意的公司，有为著一个共同的目标的武斗，还有蛮横不讲理的“民主运动”。
南人北人
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这是对外说的。咱们关起门来，其实老打内仗，俗称“窝里斗”。这毛病是从老祖宗那里一直传下来的。炎黄子孙，炎帝和黄帝本是两兄弟，却势同水火，不共戴天，一直杀到山崩地裂。
炎帝后来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好像逃到了南方。那地方植物丰茂，才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他的子孙和部下，也就繁衍成“南蛮”，成了今天的南方人。而黄帝一伙儿占据了中原，以正统自居，发展成今天的北方人。
南人和北人，都是中国人，都是汉族（咱们主要讨论汉族），骨子里却有很大的不同。首先，语言就不一样。所谓“南腔北调”，其差异大概跟德语和法语之间的差别差不多。仅凭这一条，就可以将汉族分为南、北两个不同的民族。事实上，就有人这么分过，元朝时人分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即西方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他们的“汉人”，是中国北方的汉族，或汉化的外族；“南人”则是前朝南宋的遗民，虽说也是汉族，却又低了一等，属于人下人。
南人为什么这么吃亏？因为打不赢北人。历史上无数次南征北伐，南征胜于北伐要多得多。并非南方经济落后，并非文化差一大截。中国的情况跟美国南北战争时的情况不一样。美国的确北方比南方发达，重工业、商业都在北方，南方只种种棉花花生。中国是农业社会，地理、气候是影响经济的主要因素，南方因而往往较之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