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之雪耻-第3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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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遍原理的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才能取得成功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死板硬套是不行的，是无法取得中国共产党的最终胜利的。我们可以借鉴苏联的成功经验，但是绝对不能将苏联的成功当作我们必须遵守规定，这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而且现在苏联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更是给我党我军敲响了警钟。例如个人崇拜和大清洗，斯大林的个人威望已经完全凌驾于苏共的所有党章和律法上了，大清洗更是严重摧毁了苏联的发展潜力，这样做的后果很快就会显现出来，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注意，或者说我们必须警惕。”
说到这里韩云华停了下来，他知道主席需要消化的时间，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以来中共就时刻受到苏共的干扰，连主席也经常受到苏共支持者夺权的威胁，所以韩云华说的这些主席还是很清楚的。但是清楚归清楚，彻底将这种事情拿出来讲的后果也很严重，甚至于还会彻底失去了苏共的支持。而国内的那些受苏共影响党员和本土派也会发生分歧，这对中国眼下的抗战大业很不利。

第四百五十二章　：延安之行（三）

“云华，这几天在延安待得如何，延安和归绥有何不同？”很意外主席并没有对韩云华提出的问题做出评价，而是问起了韩云华在延安的感受。
韩云华也知道主席现在心里的矛盾，虽然苏联现在并没有给中共多少实际上的支持，苏联可以给国民政府十几个苏联步兵师的装备，甚至于可以让国民政府用这些装备了苏联装备的步兵师来围攻苏区。但是中共现在还绝对不能同苏共翻脸，那样做的后果很严重，毕竟现在对于中共来说苏共就是一面虎皮大旗。有了这面虎皮大旗的庇护虽然没有实质上的好处，但是却可以让明面上的敌人有所顾忌，但是要是失去了这面虎皮大旗，中国外面的环境一下子就会变得很恶劣。
知道了这一点韩云华也没有过分地追问，毕竟有些事情只需要轻轻点一点就可以，说多了反而不美。
“呵呵呵，延安是一个好地方啊。”韩云华正准备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糊弄一下，毕竟延安这地方除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很好之外，不管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和归绥的人民没法子比。
“说实话，你小子敢糊弄我，明天我就把你调回延安到抗大上课去，反正党内让你回延安的呼声可不低。”主席隐晦地说了一些高层的秘密。
韩云华心里一惊，但是脸上却没有露出什么表情，依然笑嘻嘻地说道：“呵呵，那我可真说了？”
“说吧我也想听听你们这些经常在前线作战的军事干部对于延安的评价，从你们嘴里听来的才是最真实的。”主席感慨地说道。
“延安总体来说还算不错，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物质生活匮乏，精神生活充实。”
“怎么说？”
“也就是说延安这个城市精神面貌很不错，不管是城里的老百姓还是军队都充满了活力，在这里人们很容易受到感染，这里有的是希望，可以说延安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火种。但是延安人民的生活水平实在太差了，比起归绥差了不是一点半点，就连部分沦陷区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赶不上。”韩云华实说实说，将自己看到的和想到的都和主席说了一遍。
主席停了老大一会才说道：“你说的很对，延安的现状正是你说的这样，但是现实就是这样，部队连军粮都不够，我们大后方的老百姓又去什么地方提高生活水品呢。既然不能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那么就只能提高他们的精神生活的水平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韩云华知道主席说的是实话，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物质生活是十分艰苦的。边区本来就是一个贫瘠的地方，自然条件恶劣，主要种植生长季比较短、耐旱性较强的杂粮等农作物，而且产量很低，民食以小米等杂粮为主；牧业以养羊为主，穿衣主要依靠土布和皮毛。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一片勉强只能自给自足的地方，一旦发生天灾这里的人就只能背井离乡，所以这里一直都是农民起义爆发的几个大源头之一，像明末的李自成等人都是这里出生的人。
其次现实情况更是加剧了延安地区贫困程度，自从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之后到达边区，大批的外来人员来到了边区，部队所有的消耗都得边区的老百姓供养。同时，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军队对边区采取了经济封锁政策和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边区一切外援几乎完全断绝，而必需品如棉花、布匹又被禁止流入，导致了边区吃饭、穿衣的困难。
不过这些也不是一定克服不了的，更不是改变不了的，韩云华想了想说道：“主席，这段时间我在延安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和走访，看到了一些好的地方也看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在我军中存在的‘衣分三等、食分五等’的现象已经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以及民众的不满，然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在于边区经济不发达，物资匮乏。我们只要将这一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都可以迎刃而解，另外像我们边区丰富的精神生活也可以保留或者发扬光大，这样延安才可以真正成为我们共产党员的圣地。”
说到这里韩云华想到了前几天看到的延安民众饱满地精神面貌，尽管边区的物质生活是困难的，但精神生活是丰富的。周末晚会、新秧歌运动、舞会和体育运动，丰富多彩的业余娱乐活动适应了不同层次、不同爱好的人们的精神需要。周末，有参加晚会的，有跳舞的，有唱京剧的，也有唱评剧的。从社会生活来看，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
“谈何容易，边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很是让人忧心，我们几个已经商量了很多次，还找了很多在经济方面很有建树的专家，但是都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所以，所以。”接下来的话主席并没有往下说，但是韩云华却知道主席的意思。
韩云华也知道这个时代确实这些领导人都不容易，不说对面的毛主席了，在经济方面连一向财大气粗的蒋委员长也是一筹莫展。国民政府财政收入若按预算收入每年10亿元计算，仅战费支出就是财政总收入的2倍。实际上，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并未达到预算数字，19381941年间，每年财政收入只有4亿元左右，较1937年财政预算10亿元，只收到40。战前东部富庶地区是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地。抗战爆发后这一地区很快沦陷，使国民政府财政收入迅速减少，1937年812月每月财政收入平均只有1600万元，比七七事变前减少了一大半；而战时军费开支却大大增加，抗战前两年国民政府每年财政支出已增至10亿多元，而“1937年下半年和1938年这一年半间财政支出迅速增至3219亿元，与这一时期716亿元的财政收入相抵，亏短2512亿元”，财政十分困难。连国民政府都是这样一个状况，更别说只有几十个县的边区政府呢，也怪不得主席不相信韩云华有能力解决边区政府当下所遇到的困难。
想到这里韩云华突然意识到主席并不回答自己之前问题的原因了，主席这事告诉自己要是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根本无法解决他所提出的哪些问题，毕竟上层建筑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反过来说，要是自己将这些问题解决了，那么接下来的事情也就好解决了。韩云华顿时领略了这个时代政治家的高明手腕了，人家根本就不正面回答那些敏感的问题，只是从侧面告诉你不是我不想而是不能这样干，这样干会出大事的。韩云华暗暗苦笑一声，主席就是主席，这样高明的手段不是自己能学得来的。
其实说来说去这些问题根源还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而经济发展的根源就是物资问题。要是隔了旁人也许还有些难度，但是放在韩云华身上一切都将不再是什么不可解决的问题。
“主席，您说的这些我也清楚，而且在我看来这一切也不是不能解决的，现在民众对边区政府的有意见的原因大多数是因为借粮而起的，只要我们解决了这件事，边区一大半的事情就解决了，这件事您就交给我就可以了，另外边区的经济建设我也会给您拿出一个提纲的，不过这一切都需要主席您的支持才行。”韩云华道。
看韩云华说得如此坚定，主席也开始心动了，毕竟韩云华的战绩摆在那里，那是一个习惯创造奇迹，喜欢从胜利走向更加伟大胜利的人，在他身上一切皆有可能。
“说说你的想法嘛，只要是好的我都支持！”
“我希望以中央的名义发起一场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内蒙古军区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发展起来就是这样干的，我们军区正规部队是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但是后方的守备部队则是都有自己的自留田，每年出产的粮食足够军区部队一年的消耗，还可以支援给兄弟部队一些。所以我们很少向辖区内的老百姓征收赋税，因此我们很快就得到了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刚刚我们军区又招收了22万新兵，这些新兵除了不到两万受伤复原归建的伤员外，剩下的绝大多数都是农家子弟，这次我们连俘虏的几万俘虏都没有用，直接从农家子弟中招收，二十万大军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征收齐了，这要是没有老百姓发自内心的支持是根本无法办到的。”韩云华说的这些主席很是吃惊，他知道内蒙古军区在塞北很受当地老百姓的信任，但是却没有想到会相信到如此一个程度。
“大生产运动但是我们的部队现在绝大多数都是在前线，留在后方的并不多。况且这段时间我们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很是不老实，皖南那边的顾祝同更是同叶挺同志摩擦不断，我们哪来的部队种地呢？”主席道。
“没事的，现在我军区在山东的野战一师已经开始分出小部队向苏北以及豫东发展了，有他们在一边策应，我想老蒋是不敢虽然乱动心思的，到时候让野战一师在那边打几个漂漂亮亮的大胜仗，那么不管是小鬼子还是国民政府都不敢乱动。至于边区政府的安全更是不成问题，以我军区的机械化部队最多一天半的时间就能赶到延安，我想蒋委员长虽然指挥水平只有一个步兵营长那么一点点，但是也不会不清楚眼下国民政府的处境。至于派那支部队来种地，我想要干就干点大的，到时候可以在延安成立生产大会战指挥部，抽调359旅和我们军区两个步兵旅一同参加，以王震同志为司令员进行生产大会战。”
“那倒是可以，不过种地还是需要土地嘛，还有种子工具以及耕牛之类的，现在边区政府恐怕很难拿出这么多的东西来支持这场会战。况且人家王震愿不愿意也是一个未知数，毕竟你让人家一个正规旅的旅长带着一些人回来种地，人家不愿意也是正常的。”主席考虑的很周到，也很清楚其中的一些利害关系。
“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王震同志是我党我军的老同志了，其革命意志坚定，思想觉悟很高，一定会同意的。另外我发现南泥湾那片洼地很适合开荒，只要我们的人手到齐了，最多两年那里就会变成一片人人羡慕的塞外江南，到时候我军所需的军粮就不会再想现在这样紧缺了，部队也有了发展的动力和依靠了。”
虽然粮食不是部队发展最主要的因素和条件，但是粮食却是关系到前方决胜、后方安定的头等大事。就拿国统区来说吧，毕竟他们实在太具有代表性了，在1939年前，大后方由于1937年和1938年连续两年粮食丰收，粮价相对比较稳定。但从1939年年底开始，由于战区扩大、军队集中，战区难民迁入后方者甚多，后方人口急剧增加，粮食需求激增，粮价迅速上涨。1937年上半年重庆米价每市斗为1。32元，到1940年3月涨至每市斗41。87元，增长31倍。此时，国统区军队已扩大到400万左右，加上内迁人口5000万，粮食供应成为政府的第一要务，仅前方年需军粮就达7500，而韩云华这几天在延安看到的一些情况也让韩云华对于陕甘宁边区社会生活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小米加步枪”不仅体现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特征，也体现了陕甘宁边区社会生活的特征。边区以产谷类作物为主，不仅吃饭以小米为主，而且发放津贴、物价计算也以小米为主，小米在边区起到“一般等价物”的作用。所以粮食对于整个中国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因此部队想要发展就必须有粮食，不然一切都是白搭。
“嗯，那很好，就这样干吧，到时候还得你们军区多多支持啊，边区政府现在已经到了灯枯油尽的时候了。”主席觉得韩云华的计划很有可行性，于是想了想还是决定同时采纳韩云华的建议。
“主席，你认为今后国际形势如何变幻，而我们又该如何应对？”韩云华继续沿着一开始的话题问道，这是他这次回延安所要解决的最主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