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种孤独-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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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她说，别管我，如果她还不做自己的事去，我就马上把她的欧文·伯林塞进她嘴里。　
但那个晚上，正如欧文·伯林自己曾说的，某种奇妙之事发生了。我编完了那个假故事，我建完了它。首先，我推平了土地，挖了坑，为自己打好了地基；接着，我搬来木材，砰，砰、砰——墙砌起来了，屋顶也搭好了，可爱的小烟囱也竖在顶上。噢，我也建了好多窗户——大大的、四方的窗户——光线可以照进来，没有一丝阴影，阳光下的伯尼·西维尔是最聪明、最温柔、最勇敢和最可爱的人，他曾说“朋友们。”　
“写得太好了，”琼在吃早餐时跟我说，她读完了那篇东西。“噢，写得棒极了，鲍勃。我敢肯定这正是他想要的那种东西。”　
确实如此。我忘不了伯尼坐在那里，一手端着姜汁汽水，一手拿着我那篇手稿读着，手还有点颤抖，在我为他建造的小房间里探索着所有感人而恰到好处的奇迹。我现在还敢打赌，他从没有读过那样的文章。我看着他一扇窗户一扇窗户地探索，看着他的脸因为它们的光芒显得十分神圣。读完后，他站了起来——我们都站了起来——他握着我的手。　
“美极了，”他说。“鲍勃，我开始就有种预感，你能写好，但说实话，我没想到你写得这么好。现在你心里可能想要支票，可我告诉你。我不开什么支票了，我要直接付你现金。”　
从他那出租车司机靠得住的黑色钱夹里，他摸索出一张五美元的钞票，放到我手上。显然他想隆重地把钞票一张一张放到我手里，弄得像个仪式，因此我站在那里低头笑着，等着下一张钞票；我站在那里，摊开着手，抬起头，看见他把钱夹收起来了。　
才五块钱！直到现在我还希望我能冲着他咆哮，至少我要语带怒气，把那揪心的愤怒表达出来——这可以省却以后多少麻烦——可是当时我只是低声而谦卑地问：“五块钱？”　
“对！”他脚跟着地快活地向后晃了一下。　
“好了，可是伯尼，我说当初我们是怎么定的？我意思是，你给我看的那张支票，我——”　
他慢慢收回了笑容，脸上露出惊异和受伤的表情，仿佛我朝他脸上啐了口唾沫。“噢，鲍勃，”他说。“鲍勃，这是什么？看看，我们别再捉迷藏了。我知道我给你看过那张支票；我还可以再给你看一次。”他气得运动衫的折痕处都一起一伏，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走到壁橱那儿翻腾一通，把支票找出来。　
还是那张支票，没错。金额还是二十五美元整；但是背面在那人签名之上，伯尼皱巴巴的签名连同银行橡皮图章一起，现在都他妈的清晰可辨了。当然，上面写着：“提前支付五篇文章的全部金额。”　
所以我并没有被打劫——也许，只是被骗而已——现在让人恶心的姜汁汽水给我一种感觉，自己像个傻瓜，我敢肯定这种感觉欧内斯特·海明威在他一生中可能从没体会过。　
“我错了吗，鲍勃？”他问道。“我错了吗？”他让我再坐下，尽量微笑着跟我解释。我怎么可能以为他说的是一次二十五美元呢？难道我不知道出租车司机拿回家的是什么样的钱？噢，某些自己有车的出租车司机可能是另一番景象；但你们这些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你们这些出租汽车公司的出租车司机？一周只挣个四十、四十五，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挣个五十块。即使像他自己，没有孩子，老婆在电话公司上整班，也不容易。如果我不信，尽管去问任何一个出租车司机；日子真不好过。“我是说，难道你觉得还有谁会为这样的文章买单呢？你会吗？你会吗？”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我，几乎要笑起来，好似在说，如果有这样的想法，那我一定是昨天才来到这个世上的。　
“鲍勃，我对这个误会感到很抱歉，”他送我到门口时说，“但是我高兴的是我们现在把它说清楚了。因为我是说真的，你写得真好，我有种感觉我们会成功的。实话跟你说，鲍勃，这周晚些时候我会再联系你的，好吗？”　
我记得我是多么鄙视自己，因为我竟没有勇气说声别麻烦了，我只是在向门口走去时，甩掉他慈爱地搂着我脖子的沉重的手。在过道里，又一次面对那个年轻号手，我突然有种不安的想法，我可以预见到接下来我们要说些什么。我会说，“伯尼，你以前在军队里真是号手吗？还是只为了拍那张照？”　
而他则不会有丝毫羞愧，单纯的笑容里也不会有一丝变化，他会说，“只是为了照张相而已。”　
更糟的是：我知道头戴宽檐帽的号手会转过身，照片里精神抖擞的形象会慢慢松垮下来，从小号口上扭过脸去，那无声的，没有才华的两片嘴唇从来屁都吹不出一个，我知道它会装作没看见我。所以我没有冒这个险。我只说，“再见，伯尼，”然后我就离开那该死的地方，回家了。　
琼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出奇地平和。我不是说她在这事上对我“很体贴”，如果是那样的话，在那晚那种心情下几乎能杀死我；我意思是主要是她对伯尼宽容得多。　
贫穷、失落、勇敢的小男人，做着黄粱美梦——那种事。我能想象得出这些年他花了多少钱吗？有多少辛苦赚来的钱可怜就这样掉进了二流、三流甚至十流作家的无底洞里去了？他又多么幸运，用一张自己伪造的作废支票，终于钓到了个一流作家。多么感人，多么“甜蜜”啊，他说“我要直接付你现金”时，已经知道我与那些作家的差别了。　
“好了，看在上帝份上，”我对她说，谢天谢地，总算有一次我比她想问题更实际。“看在上帝份上，你知道他为什么给我现金吗？你知道吗？因为他打算下个礼拜就把这个故事卖给该死的《读者文摘》，卖十五万美元，因为如果我有支票的复印件，就可以证明是我写的，他就有麻烦了，这就是为什么他直接付我现金。”　
“你愿意打赌吗？”她看着我问道，既同情我又为我自豪的表情真是可爱而难忘。“你愿意打赌如果他把这篇小说卖给《读者文摘》或什么别的地方，他还会坚持付你一半吗？”　
“是鲍勃·普林提斯吗？”三天后，电话里传来愉快的声音。“我是伯尼·西维尔。鲍勃，我刚从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家回来。我不想告诉你他跟都我说了什么，但我要告诉你，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认为你棒极了。”　
无论我对此如何回答——“他真的这样说吗？”或者“你是说他真的喜欢那故事？”——都有点不好意思，也能够立即把琼吸引到我身边来，我现在还记得她一脸笑容，扯着我的衬衣袖子，好像在说，看吧——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只好把她推到一边，摇着手让她安静点，我好继续跟伯尼说话。　
“他想把这篇小说给他在出版界的几个朋友看看，”伯尼说，“他还想让我再印一份寄给西海岸的曼莱。所以听着，鲍勃，我们一边等着看这篇小说能怎么样，同时我还想再给你几篇作业。或者等等——听着。”新想法让他的嗓音浑厚低沉。“听着，也许你自己写会更舒服。你愿不愿意那样做？你愿不愿意跳过这些卡片，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雨夜，曼哈顿上西区，两个混混钻进了伯尼的出租车。粗眼瞧上去，他们可能跟普通乘客没什么两样，但伯尼一下就看出来，因为“拿我来说，在曼哈顿的街道上开了二十二年出租车，多少有一手”。　
当然，两人中一个是典型的惯犯，另一个是有点受惊的男孩，可以说“只是个小阿飞。”　
“我不喜欢他们说话的方式，”伯尼通过我告诉他的读者，“我不喜欢他们给我的地址——曼哈顿最低级的夜总会——最糟糕的是，我不喜欢他们坐我的出租车。”　
那么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噢，别着急，他没有停车，没有绕过去，没有把他们从车后座拖出来，没有挨个朝他们胯下踢去——根本没有《载客中》里的胡说八道。首先，从他们的对话中看出他们并不是在逃亡；至少不是在今晚。今晚他们去那个下等小酒馆踩点（就是他们上车那里靠街角的小酒店）；明晚十一点才动手。不管怎样，当他们到那个夜总会时，惯犯给小阿飞一些钱，“给，伙计；你就坐这辆车回家，好好睡一觉。明天见。”就在那当口，伯尼知道他得行动了。　
“那个小阿飞住在皇后区附近，这让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谈话，所以我问他喜欢国家棒球联盟（注：National　League，美国职业棒球组织之一，简称国联（NL），成立于1876年。）冠军队中的哪个球员。”从那时开始，伯尼运用代代相传的道理和完美沟通技巧，一直和那个男孩谈着健康、干净的生活，充满阳光、牛奶的话题，还没到皇后区大桥时，他已开始把那男孩从犯罪深渊里拖出来。他们在皇后大道上疾驰，好似一对热衷于警察体育联盟（注：Police　Atheletic　League，专为孩子们办的体育活动中心，其缩写为PAL，有好伙伴之意。）的人在喋喋不休，到达目的地时，伯尼的乘客已泪流满面了。　
“我看到他付钱的时候，咽了几口唾沫”，这是我为伯尼加上的说话方式，“我能感觉到这孩子身上有什么变了。我对此抱有希望，不管怎样，也许只是个心愿罢了。我知道我为他做了所有我能做的。”回到市里，伯尼打电话给警察局，建议他们第二天晚上在那个小酒馆附近安排几个人。　
千真万确，确实有人试图抢劫那家小酒店，只不过被两个可爱的好警察给挫败了。也是千真万确，只有一个混混被抓进监狱——就是那个惯犯。“我不知道那晚那个男孩去哪里了，”伯尼最后说，“但我情愿相信他在家里，躺在床上，喝着牛奶，读体育专栏。”　
这里有屋顶，上面有烟囱；有窗户，光线照得进来；这又是一篇让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哈哈大笑的文章，又一篇可以向《读者文摘》投稿的文章；又一次机会的暗示：可以和西蒙舒斯特公司（注：Simon　&　Schuster，INC。1924年成立的一家大型出版机构。）签订出版合同，由威德·曼莱主演的三百万美元制作成本的电影。还有寄给我的又一个五美元。　
一天，在五十九街与第三大道交汇处，一位虚弱的小个子老绅士坐在出租车里哭了起来，伯尼说，“先生，我能为您做什么吗？”接着我花了两页半纸写了我所能想象出来的最让人心碎、最不幸的故事。他是个鳏夫；唯一的女儿很久前就嫁了人并搬到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去了；他过了二十二年的孤独痛苦生活，可他都勇敢地活过来了，因为他有一份他热爱的工作——在一家大型商业花房里照料天竺葵。可是这个上午，管理人员通知他，他必须走人：他太老了，不适合这种工作了。　
“只在那时，”根据伯尼·西维尔所说，“我才将他所说的一切与他给我的地址联系起来——布鲁克林大桥靠曼哈顿侧的一个僻静处。”　
当然，伯尼不太肯定，他的乘客是不是准备蹒跚着走到大桥中央，抬起那把老骨头，越过大桥栏杆一了百了；但他可不敢冒险。“我想这时我该说点什么”（对此伯尼的感觉是对的：若此处老人索然无味的哭诉再花去大半页纸，这个故事从地基处就会脱节断裂）。接下来是轻松活泼的一页，有一半的对话都是伯尼小心翼翼地问老人，为什么他不去密歇根跟女儿住在一起，或者至少可以给她写封信，这样她会邀请他过去住的；但是，噢，不，他只是一门心思不想成为女儿一家的负担。　
“负担？”我说，说话的神态仿佛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似的。“负担？像您这样和蔼的绅士怎么可能成为任何人的负担？”　
“可是我还能做什么呢？我能给他们什么呢？”　
“当他这样问我时，幸好我们停在那里等红灯，所以我转过身来，直盯着他的眼睛。‘先生，’我说，‘难道您不觉得家里有人多少懂点天竺葵的栽培也不错吗？’”　
好了，当他们到达大桥时，老人已决定在自动售货机处下车，因为他说想喝杯茶，该死的砌墙就到此为止了。屋顶是这样的：六个月后，伯尼收到一个小小的，但很重的包裹，上面盖着密歇根州弗林特的邮戳，收信地址是他所在出租车车队。你知道那包裹里是什么吗？你当然知道。天竺葵盆栽。这里还有烟囱：里面还有张便条，老人隽朗的笔迹在上面简单写着，“谢谢你。”我在故事里也是这么描述的。　
从我个人来说，我挺讨厌这一篇，琼对它也没把握；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寄出去了，伯尼很爱这个故事。而且，他在电话里说，他妻子罗丝也喜欢这故事。　
“鲍勃，我想起来，我打电话还有一件事；罗丝要我问问你，晚上你和你太太能不能到我家来小聚一下。没什么特别的，只有我们四个，喝点东西，聊聊天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