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野记-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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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桑春荣”，“三白瓜”对“万青藜”，“青龙棍”对“朱凤标”，“陶然亭”对“张之洞”，“狮子狗”对“熊伯龙”，“乌须药”对“黄体芳”，“李象寅”对“杨猴子”，“赤奋若”对“朱■然”，“杜鹃花”对“李鸿藻”，“老板”对“童华”，又“树已半枯休纵斧”对“果然一点不相干”。以绝不相当之二语，集而成对，觉字字铢两悉称，可称工妙绝伦。
○古今事无独有偶 二则吴翌凤《逊志堂杂钞》引《猗觉寮杂记》云，某县有尉，夜半叩令门求见甚急。令请待旦，尉不可，不得已披衣起，延尉入。问曰：“事何急，岂盗贼待捕恐失时耶？”曰：“否。”
“岂有疾病仓猝耶？”曰：“无。”“然则何急？”曰：“某见春夏之交，农事方兴，又使养蚕，恐民力不给。”令笑曰：“然则君有何妙策？”曰：“某见冬间农隙无事，不若移养蚕于冬为便。”令曰：“君策真非古人所及，奈冬无桑叶何！”
尉瞠目不能答，久之长揖，曰：“夜深矣，请安寝。”阅此不觉失笑。古今事真有如出一辙者：光绪中叶，金陵有需次通判甘某者，司东台县厘税，每夜必戎装持械携兵役遍巡城市。一夜巡至县署前，已四更矣，叩署门请见甚急。令以为火盗之警也，披衣起见之，问何事。甘曰：“无他，适已出巡遍城闉，恐君更出为劳耳，故来告，请安睡也。”今曰：“吾早寝矣，公来始起也。”甘亦惘惘而去，古今事无独有偶也如此。
寄园《寄所寄》所载，明山西乔御中廷栋，起家进士，巡方三省。罢官家居时，每晨必具衣冠，升堂高坐，命仆役呵唱开门，以次伏谒，或作控诉状，乔一一为之剖判讫，然后如仪掩门。每日如此，闻者无不匿笑。不意今时亦有相类者。光绪间，有皖人张传声者，入资为河南候补道，加花翎二品衔。其面目臃肿有痴态，腹如五石瓠，食兼数人。需次汴省无差委，每日晨起盥漱早食毕，即冠珊瑚冠、孔雀翎，数珠补服，由内室而出，中门置一云板，出则击之，仆则高呼大人下签押房矣。
既就坐，一仆进茗碗，一阍者持手版十余如折扇式，口称某某等禀见，其实并无一人也。张则手举茗碗，作官腔曰道乏罢，阍者斜步出，则又高呼曰，传伺候，大人下来矣。张乃雅步登肩舆，出门拜客矣。亦每日如是，如演剧然。此叶孝廉士芬为予言。叶、张之同乡也，癸卯借汴闱报罢后即馆其家，初见此状，不觉大笑，以为此公殆官痴也。张丁外艰，奔丧归，死于中途逆旅中。
○命名不可不慎士大夫命名不可不慎，或贻笑柄，或误功名，皆由于此。
湖南游子岱方伯智开，应乡试时名于艺。中式后，主司乔勤恪公谓之曰：“尔名当改。”游不悟，问何故。乔曰：“尔归阅《日知录》便知。”游阅至黄幡绰、镜新磨故事，乃恍然，遂更名智开。江西勒少仲中丞应拔萃科时，名人璧。及选贡，学使者谓之曰：“尔名当改。勒人之璧，是何行止。且璧与逼同音，既勒人，而又人逼，非义也。”乃更名方锜应朝考焉。武进王颂平大令国均，戊辰进士，书法甚佳，殿试已列入前十本进呈矣，及胪唱，太后闻之曰：“好难听。”盖“王国均”之音与“亡国君”同也，遂抑置三甲，以知县发安徽，被议改教职，为山阳教谕二十年。复以卓异选云南某县令，未之任而卒，潦倒终身。又曾文正公中乡举时，榜名子城，字居武。余在京曾见是科乡试同年录。会试时，座师命改国藩焉。此事近三十年殆无人知之矣。若今之以“国”、“魂”、“侠”、“血”
等字命名者，更卑卑不足道矣。○验方 三则治咽嗝奇方，用老梗苏泡水和面粉，俟日食时，在日中搓为丸，须即日晒干，丸皆中空，治咽嗝有神效，此理不可解。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七月朔，日有食之，余目睹武进王仲光孝廉在苏州制此丸，中果空也。他时制之则不然。
龙眼核去黑皮，研极细末，治刀伤，立刻止血止痛。余见此方后，即手制约三四两许，久未有用。一日在金陵见一木工误以斧伤小童面部，血流如注，忆及此，与敷之，顷刻血止，亦不疼，且能速愈。是亦不可解也。
小儿黄水疮，溃烂出水，甚至不能坐卧。用风菱烧灰研末涂之，一二日即愈。菱壳烧灰，愈陈愈佳，洞庭山所产尤佳。
此极不直钱之物也。昆山张敬夫、广文芬传余此方，愈小儿甚多也。
○光饼 苏州市上有卖一种小面饼者，大如钱，中有孔，可以索穿之，微甘而脆，名曰光饼。予童时尝食之。咸丰间，制钱一文可购十饼。曾举以问塾师，饼何以光名，师曰：“想系光福人所创始耳。”遂亦置之。不意越四十余年，偶阅雷琳《渔矶漫钞》载钱唐吴中林《咏光饼》诗，始知饼为戚继光行军时所作也。一事一物，莫不有其原始，信乎开卷有益哉！
○诬妻得财光绪初年予留京过夏，有友人邀饮于肆，同座皆过夏者，藏阄行令，极其欢洽。座有一淮人曰：“予不习酒令，今说一事，如诸君能解决者免饮，否则罚一杯。”众曰可。淮人曰：“吾淮某甲，一日晨起将赴茶社小食，于途中拾得银券一纸，视之，固素所交往之钱肆也。欣然往取银，甫入门，已闻失主央肆主注销求止付，而甲仍从容取银去，失主不敢认，肆主亦不敢阻。是操何术以致此？”诸人思之良久，皆不得其故。淮人曰：“各饮一杯，予言之。当甲挟券入肆时，见失主在肆，即伪为怒容，汹汹入。肆主向之点首，亦不答。肆主曰：‘先生清晨何怒为？’甲曰：‘不可说，不可说，家丑也。然吾两人交情，言之何伤。予昨以事赴清江，今早归，见予妻枕边有银券一纸。’随说随即取券出，掷案上曰：‘是必予妻之奸夫所赠者，予将得而甘心焉，今姑取此银去，会须侦之。’肆主唯唯，目视失主亦无言，遂以银与甲而去。”同辈闻之，皆骇叹其狡诈而已。
○回回卖猪肉常州市有屠肆。一日，有回教阿轰自礼拜寺讽经归，衣白布回衣，冠尖顶回冠，过屠门，适屠人拒巨斧据高砧斫猪首，血溅其身。阿轰大怒，将挞之，经市人调停，命屠赔偿，阿轰坚索银饼十枚，将行矣，屠人曰，“银既与尔，衣当与我，且已为血污，尔亦不能服之归家也。”遂脱而与之。屠忿甚，掷衣于地，足践而口詈之。一秀才在旁睨之而笑曰，“是奇货，可使倍价而赎也。”屠犹怒不解。秀才曰，“我非虚言，尔如听我计，必能使之倍偿。”屠曰，“若然，我但得原价足矣，余皆与君。”秀才曰，“可，尔明早衣其衣，冠其冠，据案卖肉，渠闻之必来观，可惟尔所欲。”屠如言。次日喧传一回人卖猪肉，皆来观。阿轰一见，更怒，势将用武。屠曰：“我以十圆买得者，尔岂能禁我不衣乎，何无理取闹如此。”观者如堵，皆谓屠言直，阿轰无如何，愿将昨所得者还之，求勿衣。
屠不许曰，“非十倍不可，”再三请，倍价赎归。秀才曰如何，欣欣然持十圆而去。此武进余益斋工部为予言。
○赵三姑娘昆明赵蓉舫尚书光，长刑曹二十年，且累得试学差，又累次查办外省案件，积资至五六十万。无子，只生三女，长，次皆早嫁早死，惟三女未字。赵没后，尚遗财三十余万，皆三女掌之，嗣子所得甚微也。一日，三女谒万藕舲尚书青藜曰：“侄女年已逾三十矣，求年伯为我择婿，一须元配，二须少年翰林，三须海内世家。”万曰难。会有仪征胡隆洵者，以赤贫士入都，联捷授吏部主事，万之门生也。闻胡未婚，谓三女曰：“胡某已如尔所约之半，如尔不愿，我亦不敢过问。”女不得已许之，遂涓吉成礼。胡一旦骤富，夫尊妇如帝天，妇视夫如奴隶，不待言矣。赵存日，有红绿佩二事，皆大如掌，一则透水玻璃翠，一则双桃红碧玺也，朝中大老无不知之。及三女嫁后，二佩归于胡矣。胡一日佩之入署，众皆属目，一少年满司员谓众曰：“明日当揶揄之。”次日胡入署，此少年急趋至胡前，半跪请安曰：“大人一向好。”胡以为误也，连称：“不是，不是。”少年忽昂首曰：“我适见双佩，以为赵大人复活矣，孰知是尔耶！”众轰堂大噱。自是胡不敢佩矣。三女归胡后，未数年死，无子。胡再娶亦无子，及卒，以弟之子子焉。
资财数十万，米市胡同大宅，皆归其弟矣。
○王玉峰三弦明秀水沈德符《敝帚斋余谈》所记，京师李近楼，幼以瞽废，遂专心琵琶。其声能以一人兼数人，以一音兼数音。尝作八尼僧修佛事，经呗鼓钹笙箫之属无不并奏，酷似其声，老雉高下曲尽其妙，又不杂以男音，一时推为绝技。不意清光绪季年，京师有瞽者王玉峰，亦能以三弦作诸声，并能弹二簧各戏曲，生旦净丑、锣鼓弦索亦各尽其妙。尤神者，则作洋鼓、洋喇叭、操兵步伐之声，使远处闻之，不知其出于三弦也。观于明之李近楼亦为瞽者，可知瞽人心细，能体会入神。此等绝技，必间世而生，非有师传，亦不能教人。玉峰上距近楼已四百余年矣，五百年名世挺生，即微艺亦何莫不然。玉峰每于国忌斋戒等日，必奏技于正阳门外之广德戏园，盖是日不演剧也。听者较观剧倍之，价亦倍之，因此致富云。
○麻瑞子空钟京师儿童玩具有所谓空钟者，即外省之地铃，两头以竹简为之，中贯以柱，以绳拉之作声。惟京师之空钟，其形圆而翩，如一轴贯两车轮，其音较外省所制清越而长。有觉罗旗人号“快手罗”者，精此技，久于金陵以此为生，遂致小康。然犹不知麻瑞子之出类拔萃也。麻瑞子亦旗人，而有痘瘢，其姓瑞，以善空钟得名。尝奏技于东西两庙集及新年厂甸中，余曾见之。
能以半段空钟用绳扯之，飞高跃低，左盘右旋，无不如志。西人极诧之，谓两轮去一，重心力已失，何以能圆转如意，不致蹉跌。百思不得其解，乃叹中国人之绝技，固匪夷所思也。
○端忠敏死事始末清宣统三年辛亥四月，铁路国有之旨下，起长白端方为候补侍郎，督办川汉、粤汉铁路事。先是，己酉之秋，端由两江总督调直隶，正慈禧太后梓宫奉安之日，于隆裕后行礼时，端之左右有以摄影器摄行礼状，后大怒，以大不敬罪端，革职，抵任甫百日也。至是以亲贵及诸大臣荐，遂起用，岂料祸机即伏于此哉。端既受命，于六月九日抵武昌，建行台于平湖门外，勘路召匠，期于九月朔兴工。而川人以川汉铁路已奉先朝谕旨，归商集资承办，恳川督赵尔丰代奏，收回成命，不报。再三请，则以格杀勿论恫吓之。于是川之士民焚香环跪督署者数千人，大书德宗皇帝神位，顶于首而泣求焉。尔丰大怒，命卫队铳击之，死者枕藉，而川乱成矣。事闻于朝，电旨命端方率鄂军入川平乱。七月下旬，端发武昌，率三十一、三十二两标兵以行。
至宜昌，按兵候消息。端之意盖不欲临之以兵也。无何，朝旨严迫，不得已进至重庆。至重阳日，闻武昌事起，民军已据武汉二城，荫昌率京军南下，亦败退。端大恐，亟率师进至资州驻焉。朝命革赵尔丰职，以端代之。端知事无可为，欲入都面陈机宜，兵大哗。时统兵者一为曾广大，一为邓某，皆端任鄂督时所拔之士也，于端皆有师生谊。又有营官董海澜者，四川人，亦鄂之学生。当端之发武昌也，总督瑞澂力荐于端，谓可大用，端遂命董为营官，隶曾广大部下。当时广大禁兵毋暴动。
至十月朔，端行有日矣，布告军士谓已遣人至成都银行借四万两发本月之饷，并为众军办归装，众怒稍息。至初五日，端束装待发，众以银未至阻其行，并要挟书券，端与之。至初七日黎明，银犹未至，众谓诳我，于是董海澜倡议入行馆，驱端至侧屋云：“我辈将假尔室开会议。”兵入室，遍搜行箧，无所得，即欲杀端，曾广大乃宣言曰：“端某非诳人者，彼欲行即听其行，何必杀，如赞成者举手。”乃举者仅少数。曾又再三劝，兵皆汹汹，谓曾有异志，当先杀之，曾乃不敢言，大哭出。
谓端曰：“曾某不能保护，罪万死，然迫于众，实无可解免矣。”其时兵皆举铳待发，曾亟止之曰：“此中尚有汉同胞无数，若满人不过端兄弟二人耳，何为玉石不分耶！”众乃逼端至行馆大门一小屋中，乱刃交下。其弟端锦大骂，迫之跪，不屈，亦乱刃而死，皆断其首。曾广大备棺敛之，欲并敛其元，众曰：“是将函至武昌者，不得敛也。”乃即日东下归鄂矣。僚友仆从皆只身分道遁。初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