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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

雪白血红-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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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过去,这兵哪辈于能过完哪?
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北风中,站在院子里的,躲在门后的,藏在山坡草丛中的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们,冷漠地注视着这些穿着紫不巴叽、黄不巴叽、灰不巴叽的“二大布衫子”,后来清一色是黄绿色军服,戴着有点像牛尾巴下边那个东西似的帽子的兵们。他们见过各种各样的兵,清朝的辫子兵,进关去打吴大帅的张大帅的兵,见了女人就红了眼睛的俄国兵,张口就是“八格牙鲁”的日本兵,像潮水样向关里溃逃的少帅的兵,也是中国人、却专门欺负中国老百姓的“满洲国”的兵,还有专门夜里过的“胡子”。在中国,没有比兵们更有力量的了,也没有比兵更臭的了,他们看得太多了,他们看惯了,也看够了。可他们还得看着。因为他们不能闭上眼睛,闭上眼睛也会找上门来,叫你带路,叫你纳粮,叫你出女人。除非你闭上眼睛永远也不睁开。他们知道兵们全是在喝他们的血汗。他们不但要养活老婆孩子,还要养活这些兵们。因为兵们是不种地的。若是中国兵打跑进来杀人放火的外国兵,那没说的,他们向着中国兵。可这样的时候太少,而且几乎没打赢过,大都是中国兵们在打。谁胜了,谁败了,与他们毫不相干。因为谁胜了,他们也是个穷。他们的义务就是纳粮,让这些兵们吃饱了,喝足了,玩儿似地过来过去,打来打去。
没有谁告诉他们这次大过兵和以往的有甚麽不同。即使有人告诉,他们也不会相信。因为历史从来就是这麽教导他们的。
40多年后,有老人说:当了14年亡国奴啊,那是甚麽滋味儿?谁来管你?“大鼻子”把“小鼻子”赶走了,该安生过日子了吧?不!这回中国人可来精神了,都来抢呀打呀,唉,寻思起来,真叫老百姓寒心啊!
衣亦为天
牡丹江军分区原独立团政委王振奎老人,闯关东时是延安炮兵学校第一期学员。
老人说,学员中南方人挺多,南方人热门话题是东北多麽冷。有的说,那地方耳朵一拨拉就掉了,鼻子一摸就下来了。有的说,听说撒尿得拿棍子敲,不然就拔不动脚了。有的说,那不是把“那玩艺儿”也敲掉了吗?东北人都没有“那玩艺儿”?
黄达宣他们没有这种想像和幽默。不是他们缺乏想像和幽默,而是当他们得知千里迢迢是在闯关东时,那风雪已经无情地袭来了,雪花漫天漫地飘撒着,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呜呜尖啸。这些很少或从未见过雪的“南蛮子”(东北人称南方人为“南蛮子”),一身单衣,苦不堪言,感不到一丝新奇。
走起来还好,最难耐的是停下打尖(简单的用餐)。走一身汗,衣服湿淋淋贴在身上,风一吹透心凉。体质差点的喷嚏连天,病号越来越多。于是打尖的时间和次数,就越来越少。本来已是越来越乏了,再加上饭盆菜盆中吃食越来越差,结果越走越慢,越慢也就越冷。
还有像老天爷的脸一样,越走越冷的关东人的脸。
有的老人说:若是再走上个把月,不用国民党,老天爷就把我们打垮了。
10月12日,黄克诚致电“中央军委”:
部队临行仓促,准备不足,途中不便多带,北进天寒,请准备棉背心三万,鞋袜三万双,棉帽三万顶,大衣一部,以备到时补充。
此类电报,黄克诚拍发过多次。
从9月到10月,中央军委几次指示沿途有关地区负责人,解决陆路闯关东部队的棉衣问题。
最终还是各部队自己解决的。
沈阳军区后勤部原部长石瑛老人,当时是独立旅政治部主任。他说,先到的部队,皮帽大衣大头鞋,应有尽有,都是日本货,还搞到些被服仓库。我们这些“南蛮子”甚麽也没捞到,一个个冻得缩头乌龟似的。好歹捱到阜新,黄克诚亲自下令分些白布、棉花,让各团自己做大衣帽子。土八路除了生孩子没有不会的。把白布用锅灰染了,剪成红领巾似的三角形,铺上棉花缝好,两个角往下巴上一系,“帽子”成了。往队列中一看,都成了五十年代围着围巾的农村妇女。走上几里再看,汗水锅灰搅在一起,都成黑非洲来的了。
各部队出发前都比较注意服饰。山东有些部队还发套“细布”(又称“洋布”)军装。东北那麽富,又要和“老大哥”会师,土八路太土了叫人笑话。再说东北人没见过八路甚麽样儿,应该让他们看看八路的军威雄壮,可被凛冽的东北风一溜,就甚麽也顾不得了。
1师未出冷口,政委粱必业就宣布:别讲甚麽军容风纪了,保暖第一,不冻坏就行。
于是,这支参加过平型关战斗的英雄部队,披着被裹着毯子的,包袱皮和褂子包在脑袋上的,路边有块麻袋片甚麽的,也赶紧捡来缠在脚上。其狼狈状,令今天银幕和荧光屏上的任何一支国民党军队,都相形见绌,从海上来的,被“老大哥”当成了“海匪”,被冀东部队向老百姓介绍为“抓来的国民党俘虏”。从陆上来的,在老百姓眼里,不是“胡子”又是甚麽呢?
火车不是推的
谈到闯关束路上过铁路时,几乎所有老人都说自己“摸了一把”。
摸到钢轨的说铁路是铁的,摸到枕木的说是木头的,摸到路基上石头的说是石头的。于是都遗憾过铁路时是夜间,没能看个明白。于是就问看过铁路火车的,问火车站着跑、躺着跑,人推的,还是马拉的,听得恭敬又崇拜。
看过火车是一种荣耀,更不用说坐过火车了。
赵绪珍带着他那连“海匪”,被“老大哥”放行后走到普兰店,坐上了火车。连魂儿都没剩多少的“海匪”们,听说坐火车立刻来了精神头儿,老远看见火车就跑过去,摸呀,看呀,把耳朵贴上去听呀,哺喃自语着,就像战后归家端详、抚爱妻子、情人。老百姓都来“卖呆”,姑娘媳妇捂看嘴笑。车开出不远,没人号召,又欢天喜地唱起歌来。
有的说:这回可他妈开眼了!有的说:这回死了也值了!
坐火车是一种冒险行为。
“八·一五”前,铁路系统和所有部门一样,都操纵在日本人手里。日本投降后,日本人有的逃跑了,有的被打死,剩下的都徨徨不可终日,管理和技术人员奇缺。重要设备被“老大哥”拆走,老百姓则拿那些持家过日子用得着的。从车辆到铁路,破损程度史无前例。人们看到哪辆车“喘气”了,不管“票车”(当时人们称客车为“票车”,车站为“票房子”)、货车,蜂拥而上。司机开车前都要扔句话:出了事可别找我。
延安炮校第一期学员1千人,渡黄河,过雁门关,沿恒山山脉到达热河省会承德后,就是乘这种火车闯到关东的。
王振奎老人说,听说要坐火车,大家乐得一夜都没睡好。
是列货车。没煤,挑出300多彪壮汉子去3里外煤场抬来,再桶挑盆端往锅炉里加水。累大半天走不上大半天,停下来又上煤上水。
有的车站没煤,就烧劈柴和豆饼。人和车呼吓呼吓一天,也就喘出百把里,跟“11”号差不多。不过都挺高兴,坐上火车了,过瘾了,有吹的了。
到平泉换列“票车”,有硬座,有软座,还有卧铺。大家更美得合不拢嘴了。
这列车没刹车风闸。车没闸就像老虎没笼子。又选出几十名壮汉,每节车箱连接处放两人,负责操纵手闸轮。
车内已人满为患,又挤上一些“关东老客”。车梯上,挂钩处,行李架和车厢顶上,里里外外都站着人。
火车憋足劲驶出不远,就听“吐当吐当”响,窗外山坡上的树却不往后跑。探头看,火车正在爬坡,动力不足,又是超载,车轮光在原地空转。列车司令下令推,一阵号子推上去,大家七嘴八舌乐开了:谁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
话音未落,就觉得列车越跑越快,窗外树木一闪而过,像飞起来似的。大家乐得欢呼起来。突然间,车身剧烈抖动起来,稀哩哗啦,爹呀妈呀,行李架上的人都被甩下来,人撞人,人压人,乱成一团。
最初的一瞬,王振奎好像看到有人在窗外飞一样闪过,接着就被人压在身下。他竭力想挣扎起来,那压力愈发沉重。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好象有一个世纪,又好象只是一瞬间。最后一瞬的情形记不得了,10多年后在沈阳第一次乘电梯时想起来,就跟电梯启动瞬间的感觉差不多。
醒来后,好像听到有人呻吟,惨叫。睁开眼,这是在甚麽地方呀?行李、包裹和人滚压在一起,人横躺竖卧着,软绵绵瘫着的,傻乎乎瞪眼的,懵头懵脑往哪爬的,空气中一股焦糊和血腥味儿。那时没有地震的概念,广岛、长崎爆炸两颗原子弹倒是印象深刻。莫非是美国往这也甩了一颗?
爬出车窗,看见列车断成几截。有的车轱轳朝上,有的拧成了麻花,有的扎下路基。钢轨朝天撅起,七零八落挂着枕木,像梯子似的。遍地是人,鲜血涂溅车身、路基、路边电线杆和树木。这一切都被蒸气笼罩着,像下着大雾。
原来,下岭时车速越来越快,操纵手闸轮的人使出吃奶的劲儿也刹不住。学员7队指导员马绪清带着通信员,冒死攀爬过几节车厢,一看驾驶室里空空的,司机和司炉早早旱跳车逃命了。两人手忙脚乱熄灭炉火人,巨大的惯性依然拖着列车狂奔。快到叶柏寿车站时,撞上前面一节煤车。
伤亡几十人。
又调来一列火车。
国民党军队快到锦州了,得和敌人抢时间。而且这带蒙族骑匪经常出没,大家都是徒手,不是久留之地。
说甚麽也不坐火车了。
从通化连夜赶来的炮校校长朱瑞,给大家打“保票”:这回前后各有一个车头,它若再“跑毛”,后边车头就拉住它。大家都是党的宝贵财富,若是再出事,我也没法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交代呀!
重新登车后,提心吊胆地谁也不作声。
王振奎老人说:当时我就想:是死是活就这一回了,这辈子再也不坐这“洋玩艺儿”了!
最早获得军衔的人
9月17日,一架涂有红五星的道格拉斯式双引擎飞机,从延安起飞,向东北飞去。
坐在飞机上的中国人,是东北局书记彭真和委员陈云、叶季壮、伍修权等人。
9月14日,曾克林向中央汇报挺进东北情况后,政治局立即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搭乘苏军特使飞机赴沈阳开展工作,到东北要同苏军打交道。为着工作方便,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名义,授于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伍修权为少将。并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了任命书。
他们是我军最早获军衔的人。
查阅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其中并无彭真、陈云、叶季壮的名字。文前“出版说明”,也未提及此事。
仅凭一纸任命书,而不佩戴任何能够表示军阶的标志,也为土八路其“土”之一。不知是否也为古今中外军队之一绝。
天气不好,飞机好像出了点故障,临时决定在山海关机场着陆。
飞机在跑道中段降落,冲出跑道,机头插进一块稻田,尾巴翘起,来了个“稻田芭蕾”。
彭真受了脑震荡。伍修权受点轻伤。叶季壮被翻倒的油桶和通讯器压住,腿部受重伤。陈云最幸运,舱门被东西撞开时,把他推进了驾驶室,只吓了一跳。
第二天,一列专列把他们送到沈阳,住进张作霖的大帅府,也算陆海空立体闯关东。
“教授”
彭真一行到沈阳第二天,中央又决定派李富春、林彪、罗荣桓、张闻天、高岗,赴东北工作。
想想此前此后,这些人在党和军队的地位和作用,就知道共产党为夺取东北下了怎样的本钱。
罗荣桓是10月24日从临沂动身的。
先是乘汽车,后是躺在担架上,由几个身强力壮的警卫员抬到龙口。
做为山东党和军队的统帅①①,两个多月来,他的精力和体力每逃诩在超负荷运转。
接到朱德的七号命令后,他立即召集高级干部联席会议,将各军区主力和基干部队编成野战兵团,发动反攻。歼灭日伪军6万余人,解放县城46座,攻克烟台、威海等6个重要港口,将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在此期间,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6万主力部队,4万干部,选择便捷途径,迅速挺进东北。这是一项庞大而又复杂的工作。选定路线,设置兵站姑,征调船只,后勤供应,部队轻装,思想动员……千头万绪,缺一不可。
他本来是个病人。
记不得腰痛始于何时。或许是在长征途中,或许是从晋西来山东路上。投笔从戎,生死置之度外,还顾得上脑热腰痛?只记得1942年攻打日照县甲子山时,肾病加剧,以致尿血。陈毅邀他去苏北治疗,那里有个奥地利泌尿科大夫罗生特。罹生特慧眼,说肾里有个肿瘤,却拿不出来。一位杰出的医生缺乏医疗设备,就像一位优秀的将军打仗没有兵。陈毅建议去上海治疗,毛泽东不同意。将军身上有伤疤,弄不好就是给日本人送去了。将军对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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