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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

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19部分

小说: 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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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不声不响,只管在黑板上先画了道弯弯曲曲的线条,中间一部分凸了出来,老师说,这是广东海岸,这是雷州半岛。在雷州半岛下,他画下了海南岛。

依据黑板上的地图,老师细细地跟我们讲了海南失守的经过,“国军”怎么固守,“匪军”怎么包抄,“国军”怎么撤退,“匪军”预先埋伏的游击队又是如何地配合里外夹击。下面的小孩子个个听得神经紧绷,鸦雀无声。在此之前,我们当然是相信海南岛是我们的,是跟台湾同属反攻大陆的跳板,永远不会失守,就像后来对于反攻大陆坚定的信念一样。

数年之后,上了中学,从旧书摊上得到了一本薄薄的书,名为《历史的漏洞》,详述海南岛失守的经过,重新温习了小时听到的烟硝弹雨中的故事。我又想起了那一位怀抱着家国之思的体育老师。

又过了许多年,看了屏风表演班演出李国修的《西出阳关》,以海南岛失守前后为背景,我又变回了那个孩子,为此,在台北看了两遍,又自己开车到竹北再看一次,回回看得流泪,哭得好爽。

很难想象那个年代一个小学体育教师,可以随手画下战事的地图,以沉痛的语调诉说着动人的史实。

那位体育老师运动也很棒,运动会老师部分的比赛,他个人拿的冠军也不少。

那个时代,当老师的,个个都写得一手漂亮的板书。有的老师上课,二话不说,拿起粉笔就写板书,写到了后面,就把前面写的擦掉再写新的,我们小朋友就只得拚命地抄,一边又为字写得不好看而懊恼。

我们的地理课本从头到尾都在讲一班小朋友旅游全国,有大华、小明等人,一下子走丢了谁,一下子又为何事耽搁,却每每在这样的关头学到了地理常识。问题只在于书太薄,一下子就读完了,要是厚些的话,至少对于我的吸引力会大得多。

记得一位地理科的女老师,同时也在师范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师大读书。她不仅写得一手好板书,写的时候一只小拇指翘得高高的,粉笔轻轻柔柔地划过黑板,就出现了一行行漂漂亮亮的文字。讲地理,她随手用彩色粉笔画下地图,河流、港湾、公路、铁路、城市、山脉与湖泊,等等,分毫不差,真是厉害。

陈祖屏老师是我在留级之前的班导,办公的桌子就在教室后面。下课了,常常一个人望着窗外发愣,很有心事的样子。有一次两位小朋友为谁欠谁一毛钱而来告老师,陈老师从口袋里掏出一毛钱,啪的一声重重地放在桌上,解决了问题,陈老师继续发愣。

他到底教了我们什么,我一点都记不住了,却忘不了他有一次说:“要是有人说你很忠厚,你就要记得你其实是个傻瓜。”这大概是他某次发愣的觉悟。

我想当时没有几个小孩子听得懂,但是却忘不了这么奇怪的理论。我在陈老师的班上一点表现都没有,然而有一次作文得了个甲等。那篇文章的题目是“我的小史”,我照实写了些,便得到了比较高的评价,老师在说明之余,还不忘附带一再强调内容不错,我都听得出其他不怎么样的意思。但是,这却是我刻意在文字这一方面力求表现的开始。陈老师不知道,他的这几句话,让一个在学校中败绩连连的小孩,决定了他一生的方向。

那个年头很难得见到谁家有汽车,能有一部三轮车,如果是政府里的公务员,就已经是司长级的了。少数同学坐着家里的私家三轮车上学,好像也没有人会特别地羡慕,你坐你的,我走我的,小孩子走上三五个公车站,平平常常。有一位女老师,年纪比一般的老师要大些,胖胖的。住在温州街那边,她也是走路去学校,学生常常会遇到她。她虽然走着出门,到学校的时候却是从三轮车下来的。她一路走一路看,只要看到有学生坐着家里的三轮车,马上挡下挤了上去,一边跟车夫说我是北师附小的老师我是北师附小的老师,好像也不会有哪个小朋友或是车夫不让她挤的。她的先生姓吴,上海人,教过我们,也兼管过福利社,我想他可能怕太太。我们也有过这样的老师。

我留级后的班导是方启明老师,长得一表人才,非常认真,常戴着一副墨镜。后来方知,方老师是白色恐怖时期四六惨案的受害人。他在黑暗的牢房里待的时间太长,眼睛受了永久性的伤害。

有一次,方老师让我看一张他跟他的朋友们的合照,许多人站成一排,黑白的,在那一张照片上,我只认得方老师一个人,却忘不了照片背后的一行毛笔字:“同是天涯沦落人”。当时还不太懂这句话的含意,却记在心里。渐渐长大,愈发地为这一位仅仅得年四十九的老师心酸。

方老师的班级,同学之间的感情很好,我们毕业至今五十多年,在台北的同学还是常常聚会,这样的情感,不得不说是方老师之赐。那个时候许多班的男生不跟女生说话,要不就是男生常常欺负女生,这些都是方老师不允许的,他告诉我们,那样子“不文明”,要我们别当野蛮人。他写得一手好字,书法课,他可以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颜、柳的字体,让我们照着练。有一次我当值日生,体育课大家都去操场上课了,他在教室后面批作业之后,把我叫到身边,关怀备至地问了些问题,让我把许多的委屈一下子奔泻而出,大哭不已,方老师也不断地拭泪。

我在小学、中学,都是编壁报的高手,能写能画,都是方老师启蒙培养的。常常一个人把整幅壁报编出来,得没得奖无所谓,我要的是不用上课的公假。

方老师在说话课中会讲一个一年到头连续不绝的故事,同学都听得津津有味,但我倒觉得不怎么样,下一次聚会时我要问问,当时你们听得那么带劲,是不是装的?

有一次,发作文本的时候,所有的同学都有了,只差我的,我正在狐疑不已的时候,方老师不慌不忙地拿出我的作文本,要我亲自读给大家听。那时正当我刚读完老舍的幽默文集之后,我也仿老舍来上了一篇题为“大倒楣”的作文,描写一天里没有一件事情顺利的搞笑故事,全班都笑得前仰后合。这就是我成为壁报老编的开端。

方老师英年早逝,得寿不及半百。他过世时,我们也都是青年了,我们这一班好几位小学的同学,为他办妥了葬礼。我们聚会时总是会提到方老师,包括挨他打的故事也都有了趣味,他是我们永远的班导。

学校常常有外国人来参观,看来北师附小应该是某种样板。在我们刚毕业时,校长换成了陈诚的亲戚谭达士,事出仓促,学长张法鹤骑着脚踏车四处通知校友,非常热心地为王鸿年校长举行了惜别会。为什么忽然校长要换人?在那个年代,这样无厘头的事是很平常的。谭达士之后的北师附小,我就不知道了。

铁铸的命运

许多人的一生都是在迎战,有一阵子,政府都在鼓励战斗的人生,有一次《蓝与黑》的作者王蓝来我就读的建中演说,他讲的就是“战斗的人生”。蒋经国开办了“暑期战斗营”,让大中学校的学生去体会战斗的滋味。虽然根本没有打仗,却可以年年选出“战斗英雄”,直到现在我还不懂。人生无处不战斗,好像全台湾都在摩拳擦掌,随时都可以展开战斗,真的要反攻了吗?偶尔也会猜想。

只有我,过得无精打采,一点战斗精神都没有。

我不爱读教科书,尤其不爱读课文之后的许多也要背下来的注解跟练习。我无法接受历史课本里远远不如历史小说精彩的内容。我记不住长江有多长,黄河改道有几次,什么地方产煤又有铁。我从来就没有见过的某些金属,比如“锰”、“钴”、“锑”是啥玩意儿?却要知道什么地方一年可以挖出多少吨。我看不出模范生除了非常乖之外,还有什么优点?家长老师都说要跟比自己好的朋友来往,很奇怪,我不明白要是比我们好的小朋友也相信这一句话,谁还能跟谁做朋友?我愿意做个孝顺的孩子,但是要用功读书才算是孝顺,我就只好不孝到底。我也很同意“‘共匪’是万恶的”,但是他们在好远的地方,想要“报国”也无路可去。“蒋总统”说要反攻大陆,那么可不可以大家都不用上学了?就像从前打倒军阀的时候一样?我甚至于希望“共匪”的炸弹把我们的学校炸掉算了,这样我的成绩记录就不再会暴露出来了。我读《水浒传》,读到他们的郁闷,很有同感,很想也像其中的好汉们一样,闯出一片新天地,然而何处是“江湖”?我找不到。《西游记》里齐天大圣的本事我一点儿也没有,反倒像是个无人保护无人照管的唐三藏,遇到了无数的妖魔。为什么我爱读的书都不是好书?读不下的偏偏都非常要紧?

种种疑惑,一个答案都没有,生命漆黑一片。

所有的快乐只剩下想象,成天只知道胡思乱想,读书做功课时,总是不知不觉眼望窗外,神驰云天。

我们家隔壁是在电力公司服务的徐正方先生,徐伯母生了四个儿女,姐姐名叫徐亚蒙,下面的几个,我只记得小名,妹妹唤作米糕,然后是大弟跟阿狗。他们也很顽皮,个个都爱玩。我家后院有一个小小的游泳池,但是长年就让这一座游泳池干着,当然是怕太费水。有一天徐伯伯专诚来我们家拜访父亲,问可否让他们家的孩子来玩玩水,水管由他们家接过来。

父亲没有答应,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石门水库,夏天常常缺水,父亲说有的人连喝的水都成问题,不好意思把这里的游泳池灌满。

我想父亲有道理,但是让我感受得更深刻的是,徐伯伯那么爱他的孩子。原来在这个世界上也有那么爱孩子的父亲,怪不得他家的几个兄弟姐妹总是笑口常开。

徐家后来请了一位说书先生,每天晚上到他们家的后院说书,都是武侠小说。同时请了许多亲朋好友来听书,说书人就是有名的孙玉鑫先生。他说的时候,慢慢吞吞地讲话,却非常动人,随着他手边的折扇指处,好像许多武功高强的侠客就在眼前的树影跟屋顶间飞蹿。我开始幻想我也有如此高强的武功,大人如果要打我,我只要施展轻功,一顿脚人就不见了,他们能奈我何?

我们家斜对面姓黄,做的应该是大生意。青田街的每一栋房屋都有一两百坪,他们家却又买下了后面五巷的院落,两家并作一家,其大可想而知。但是家中常常不见人影,只有一个年纪比我小两三岁的男孩,有个日本发音的名字,唤作“偷米”。那么大的家院,常常只有偷米跟一位男工。

我们很玩得来,就在他们家的院子里,种植了许多的奇花异卉,又有喷泉跟锦鲤,地面上铺了翠绿的、细细厚厚又软软的韩国草坪,草里埋着洒水喷头。我到偷米家,便可以跟他整整地玩上一天。有的时候偷米也来我们家玩。我们玩得上了房顶,有一次偷米一不小心,踩破了石棉瓦的屋顶掉了下来,还好只是跌在煤炭的竹篓子上,没事。但是姑丈却要我去索赔屋瓦,现在想想,人家的小孩子在我们家的屋顶跌了下来,没有受伤,已是万幸,怎么还要人家赔偿?那个时候我大概十岁左右,却已经觉得说不出口。在一个黄昏,当着偷米的面,我被姑丈打出家门。

也许应该说是逃,我逃出了家门。因为很晚很晚也许到了半夜才回家,晚饭当然没吃,少吃一顿饭,跟挨打这样的事情比起来,太微不足道了。

有一次外面下着雨,我被姑妈打得受不了逃了出来,却也只能在家门口站着哭,夏天,连背心都没有穿上一件,赤裸着上身,哭着,在雨中。好几个过路人问我小朋友你怎么了?我哪说得清楚?只顾哭哭哭的,一个个陌生人也只得摇摇头离开了。

就那么样地挨着,挨过了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就渡过了劫难。

记得曾经有整整两天,我什么也没吃,只敢在外东逛西逛,不敢回家,怕见到会打我的姑妈。以后读书,读到有人饿得两腿发软,我真的体会得出,因为我曾经饿得真的两腿发软,随时在马路边就想躺下来。

常常撒谎,然后又要用另一个谎去圆先前的谎,一个套着一个的谎,渐而渐之,变成了好庞大的一个虚拟世界。比如说我家有了祖父祖母,又有了外公外婆,因为老师问我为什么昨天前天都没有来上学,我只好创造出几个长辈让他们死掉,就合理地有了丧事,于是当然不能上学了。我还得找块黑布作黑纱,快到学校的时候戴上,跟真的一样。一共四个从活到死的长辈很好用,加上他们病了要我去看他们,可以逃学好多次。

其实真正生病的是我,身上有了伤口,哪管是小小的钉子扎破了个小洞,也会肿得好大,滚出许多脓水,便是好了,伤痕也久久不退。我的大腿上,屁股上,甚至脸上,红紫青黑的印子新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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