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 －白话版小说-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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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恪到建业后立即晋见孙权。病榻上的孙权任命他以大将军身份加太子太傅，任命孙弘为少傅，并将所有的政务都交给了诸葛恪，除生杀大事以外可以先斩后奏。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四月，孙权病逝，享年七十一岁。作为江东的领袖，孙权和曹操刘备齐名，其实年纪小得多。与刘备的大器晚成相比他可谓少年得志。自从孙策身亡孙权接掌江东以来，有声有色。赤壁和夷陵是曹操和刘备生平最大的败仗，就是败在了这个碧眼儿的手上，难怪曹操会以“生子当如孙仲谋”来赞叹。孙家自江北而来，能在江南立足与取得当地豪族的支持而密不可分。孙权确定丞相人选时，之所以选择顾雍而没有选择德高望重的张昭，不仅仅是因为张昭“啰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拉拢江东豪族（顾雍陆逊互为姻亲，都是吴郡，如今浙江一带人，而张昭是江北彭城，如今的徐州人）。与蜀汉的大权基本掌握在诸葛等荆州外来户不同，除英年早逝的周瑜鲁肃吕蒙外，孙权重用的其实是顾陆朱全等本地大世族。与蜀汉相比，孙权更重视团结本地人才。同时，孙权能够忍辱负重，夷陵之战前后根据实际需求而灵活调整外交方针并不惜称臣于魏（注1），确实如陈寿所言“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孙权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身后事上的糊涂。他在太子废立一事上的胡来，不亚于袁绍。他去世后，这方面的内讧愈演愈烈，不断折腾着东吴那本来就不算雄厚的国力。
刘备诸葛亮去世前后西蜀都曾发生变故，孙权死后东吴也重蹈覆辙。东吴地位仅次于诸葛恪的孙弘和诸葛恪私人关系恶劣，担心被诸葛恪收拾而密不发丧，反而要伪造孙权的诏书杀诸葛恪。诸葛恪得到孙峻的举报后（滑稽的是，后来杀诸葛恪的就是这个孙峻）先下手为强，假装请孙弘商议政务而杀掉了这个“赵高”，这才将孙权病逝的消息公开并请孙登面南背北，并尊谥孙权为大皇帝。新官上任三把火，诸葛恪当政后确实也有些作为。他励精图治精兵简政轻徭薄赋，大家当然都高兴起来。诸葛恪一旦出门，总有人扯着脖子希望一睹他的风采，东吴一派新人新政的新气象。
孙权于公元229年称帝后不久，曾在巢湖附近的东兴做大堤。后来征讨淮南吃了败仗后认为堤坝反而遏制了自己水军的发挥，因此废而不再建。诸葛恪当政不久，于当年十月再次重建，还依靠山势修筑两座城，各留兵一千镇守。对魏国来讲，这无异于公然挑衅，当时边关的守将诸葛诞、毌丘俭、王昶和胡遵等人就纷纷出谋划策，要给东吴点颜色看看。对于他们各自不同的计划，司马师拿不定主意，先征求尚书傅暇的意见。傅暇认为，他们的计划都是老生常谈，而东吴自立几十年可见没有点新点子是无法攻克的。同时，他认为诸葛恪既然摆了这么一副架势自然会有他的道理，而魏军驻扎在距离边境远的地方，又没有得到任何确切的情报不能轻举妄动，否则就是兵法所反对的“战而求胜”而不是“胜而求战”了。他反过来列举了七条建议，建议司马师命令大家坚守险要屯田积谷，并大举将防线前压压迫东吴，迫使其放弃淮南一带肥沃的土地。这样，既能够招降纳附又便于抓住战机。总之他的意思是现在动手没有成算，应当先想办法将东吴先压瘪拖垮了再痛打。然而，司马师或许是因为立功心切未能采用这样的建议。当年十一月，他任命安东将军司马昭为监军后下令三路并进。王昶毌丘俭分别攻击南郡武昌，而胡遵诸葛诞则带领七万主力猛攻东兴。
十二月，战役正式打响。吴国大将军诸葛恪立即带着四万大军驰援东兴。东兴的守军虽然少，但仗着地势险要坚守，一时间魏军也无可奈何。诸葛恪则以老将丁奉为先锋，带着吕据唐咨等部将救援。丁奉告诉大家，兵多跑得慢，如果魏军明白过来抢先在要地布防那么就完了。于是，他带着本部三千人昼夜兼程急进，趁着风大挂满帆的船队两天就赶到了东兴。这时候正是农历腊月，天寒地冻又下起了鹅毛大雪，胡遵等人正在营寨里饮酒取暖。丁奉看到魏军前军人数不多，当即明白胜利在望：“立功封侯的时候到了！”说完，命令部下脱去铠甲卸下矛戟，全都改为手持短刀。魏军看到后，大笑不止：这样的天气冻也能把你们冻死！大概正是因为太冷了，不运动运动就得冻死，丁奉这几千人上岸后立刻大砍大杀，戒备松懈的魏国前军顿时就从鱼肉被剁成了肉馅。此时，吕据等后续部队也到了，接着丁奉的胜利扩大战果。惊慌失措的魏军急忙奔浮桥逃生，但短时间内哪里能渡过几万大军？浮桥反而被乱军踩坏，魏军光掉进水里淹死的就不计其数，几万兵马丧生。东吴大获全胜，缴获的战车牛马各有好几千，打着得胜鼓就返回了江南。
东兴兵败的消息传来，王昶毌丘俭立刻烧掉营寨撤兵逃命。东兴之战是司马师和诸葛恪执掌朝政以来的第一次动武，结果以东吴大胜魏国大败告终。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件事却将魏吴的朝廷引向了两个相反的方向。兴师动众却一败涂地，魏国的朝廷立即要追究责任。司马师此时体现了大气的一面，自揽责任而对手下一概不于追究：“我没有听大家的良言，责任在我。”他仅仅削掉了监军司马昭的爵位以示惩处。不久后北方的羌胡少数民族反叛，他再次引咎自责。司马师这两次自我批评，不但安定了朝野人心更令兵败的将士汗颜，既解消了大家的疑虑又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当然，这仅仅在朝廷都是正人君子的情况下才行得通，否则就成了姑息养奸了。反过来，东吴的诸葛恪因此军功进位为太傅后却从此飘飘然开始轻敌。他认为魏国不过如此，立即召集大家商议第二年春天大举北伐的事宜。哪知道，大家全都摇头不同意，认为历年出师兵马疲惫没有获胜的把握。孙权认为诸葛恪刚愎自用，以碧眼儿的火眼金睛当然不会看错。他果然一意孤行，长篇大论一番后执意出兵（注2）。大家看他铁了心，虽然不以为然但也无法再劝，只好由他去。同时，他派使者入蜀请求姜维同时举事，还称魏国如今司马专权于内，军兵大败于外，自曹操以来从来没有这么虚弱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东西并进一定能将其灭亡。然后他集中二十万大军开始准备动武。诸葛恪得人心本来靠的是精兵简政轻徭薄赋，而这一来当然要“日费千金”劳动百姓，大家也立刻就开始发起了牢骚。
这时的蜀汉内部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姜维在和曹魏的作战中曾经俘虏了一位名叫郭循的魏将，蜀汉任命他为左将军为自己服务。然而这个郭循实际上心中并不向着蜀汉，屡次试图刺杀后主刘禅，但群臣朝贺等场合人多眼杂，他一直不曾等到好机会。嘉平五年（公元253年）正月，费袆在汉中领着大家庆贺新春时，他见刺杀后主无望便退而求其次，一举将这个蜀汉军政首脑杀害。听到这个消息，魏国立刻加封他的儿子亲属，大概这就是他的目的（否则，投降敌人家族将被治罪）。费袆平时为人随随便便，大家纷纷提醒他小心点他都不以为然，这次也是“以短取败”。费袆的去世，直接解放了一个人，就是一直主张北伐的姜维。姜维自以为熟悉羌胡少数民族的习惯，能够将他们招为羽翼；同时对自己的才干相当自负，屡次请求北伐。他认为灭掉魏国虽然不容易，征服陇西一带还是不成问题。与三国演义中的描述不同，蜀汉对北伐一事争论激烈，国内的反对意见其实相当厉害。费袆本人对此不也太赞同，一直压制：“我们的才能比诸葛丞相差远了，他都没能把魏国怎么样，何况你我？现在的问题还是保国安民。出兵和魏国一赌胜负，万一失利则追悔莫及。”因此每次顶多给他一万人的兵马。到此为止姜维虽然有几次行动但都是小打小闹，谈不上什么得失。费袆遇刺身亡后他大权在握，又得到了东吴的策应当然乐于出战。三月，东吴的诸葛恪带着二十万人马出兵攻打淮南；四月蜀汉的姜维也带领几万大军北上，围攻狄道。
注1 曾有网友评论蜀汉这一点上不够灵活。个人看法，这样的灵活性对蜀汉来讲不可能，因为他们的政治口号就是“安汉兴刘”，实在无法和魏国达成哪怕仅仅是形式上的妥协。其实曹操去世时刘备曾经发“唁电”表示哀悼，或许曾经有借助曹魏力量的打算。但一旦曹丕废汉献帝而自己也称帝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因此夷陵之战时无论是战略上的魏延还是战术上的黄权都不得不防止魏国可能的突袭而分散了力量。可见这个政治口号既有号召力也有一定的副作用。
注2 后世有学者认为，就在这个时候他以诸葛亮的名义伪造了后出师表，为自己制造舆论威望。在三国志诸葛恪传中收录有他此时的另一篇论述，其内容道理确实与后出师表相当的类似。
（40） 旧的去了新的不来诸葛恪的二十万大军来势汹汹，本来是到处野战，但手下人看到这样的打法把魏国军民全都打跑了，因此反而抓不到俘虏感到没有收获，便劝诸葛恪来个“攻其所必救”围攻合肥新城，妄图围城打援。合肥是要地，司马师不敢掉以轻心立即命令叔叔太尉司马孚同样带领二十万大军迎战。同时，他对西方的蜀军也相当的担心，再次向手下人征求意见。虞松告诉他：“当年周亚夫坚壁自守就令吴楚叛军崩溃，可见世上有的事看上去厉害实际上虚弱。如今诸葛恪大动干戈围攻合肥新城，不过是想引诱我们决一死战。如果攻城不克，我们又不上他这个当，那么师老兵疲后的他还能有什么选择？如今按兵不动坐视他们挫败在坚城下正是我们的上策。反过来，西蜀的姜维全力接应诸葛恪也是大兵压境，但人多嘴巴多，他反过来在我们的地盘上找粮食。这样的打法哪能长久？他认为我们会被东吴牵制在东方，因此才敢大举进犯。如果我们出其不意命令陇西军兵大举应战，他恐怕就顶不住了。”鉴于上次兵败的教训，司马师这次听从了这个建议。他命令东方的毌丘俭按兵不动，甚至说合肥如果难以持久不妨让给东吴。同时，他命令长安的郭淮陈泰等人全军出击，解狄道之围。姜维果然象他们预料的那样，估计硬拼魏国大军不是短时间能结束的，而自己的军粮供应困难而不得不撤兵。姜维这一战类似于诸葛亮围攻陈仓的一战，费袆的遇刺和东吴的邀请都不是姜维能预料到的，因此他也是匆匆忙忙雷声大雨点小。曹魏这次的策略则是东守西攻，一举将这个打算捡便宜的姜维逼退。两路攻势，就这样被轻松化解了一路。
诸葛恪围攻合肥本以为手到擒来，但合肥新城本来就是满宠认为老城太危险专门另择险要建立的，哪里那么好打？城里只有三千多魏军，却将诸葛恪的大军拒之门外。合肥成了东兴一战的翻版，只不过吴魏角色颠倒。魏军毕竟人数太少，在诸葛恪的进攻下渐渐不支减员过半。诸葛恪看到这一点后更是起土山狂攻，合肥终于因城墙塌陷而无力抵抗。城中守将张特想了个诡计，派人将自己的印绶等等全都送给了诸葛恪后还声称：“魏国法度，城围一百天而救兵不至，投降的人虽然有罪家族不会连坐。如今您已经打了九十多天，城里的四千守军也折损过半，但还有人打算负隅顽抗。我这就劝他们弃暗投明。明天我们全军投降，您如果不信不妨将我的印绶拿去。”诸葛恪心说这有什么不信的，你们能撑得下去吗？连印绶都不要。张特当天晚上就抓紧时间在内部又修了一座城墙，第二天早晨登上城头大骂：〃我只有战斗到最后一刻！〃诸葛恪上了当，大为光火，立刻命令吴军强攻恨不得要抓住张特后扒掉他一层皮。但张特既然敢这么来，当然有某种程度的自信。吴军也已经是强弩之末，实在对付不了合肥的新城墙。本来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
诸葛恪在合肥这么一拖，就从春寒料峭拖到了骄阳似火。烈日当头，筋疲力尽的吴军更感到口干舌燥，到处找水喝哪里还管卫生不卫生，一下子就导致了吴军大批兵士腹泻。祸不单行，淮南一带似乎是三国时的灾区，屡次流行传染病，当年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就是在这里劳军时得病病逝，这次诸葛恪也未能幸免。这一来东吴一多半的士兵都上吐下泻或多或少病倒。诸葛恪听到报告根本不信：你们肯定是在找攻击不利的借口，再敢胡说小心脑袋！这下子大家都“老实”了。诸葛恪见到唾手可得的合肥因为自己的失误而丢失懊恼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