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课-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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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有一位审讯官曾以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他彬彬有礼地回答了提问。这才勉强有了一份关于他生平的过得去的记录。
但问题依然存在。没有一个审讯官能听懂他的母语，所以审讯时译员必须寸步不离。但译员也有他们自己的日程安排。他们往往能从一些成功的审讯中得到一些好处，因此就对审讯的翻译工作挑挑拣拣。
四年以后，在做祈祷的这个人被认定是不合作的、顽固不化的。二○○四年，他被转移到了海湾对面的E营。这是一座终年与世隔绝的地牢。这里的牢房更小，四周只有白色的墙壁，放风只能在夜间进行。整整一年，那个人没有见过阳光。
没有家人为给他争取自由而四处奔走，没有任何政府打听他的消息，没有任何律师要为他申报上诉。同牢房的囚犯们被他搞得精神错乱，只能被转移出去接受治疗。他还是默默地待着，默诵他的《古兰经》。这一天傍晚，正当他在祈祷时，囚室外面的卫兵换岗了。
“该死的阿拉伯人。”下班的那个卫兵说。
上岗的卫兵摇摇头说：“不是阿拉伯人，他是一个阿富汗人。”
“你怎么看待我们刚才的那个问题，特里？”本·乔利从遐想中回过神来，凝视着坐在商务车后座里的马丁，问道。
“似乎有点棘手，不是吗？”特里·马丁回答，“你留意过我们那两位密探朋友的脸色吗？他们觉得我们只是确认了他们的怀疑，但现在我们就这样离开他们肯定很不满意。”
“可是也没有其他结论了。他们只能自己去发掘这个‘伊斯拉’行动的详情。”
“怎么发掘呢？”马丁问道。
“嗯，我和他们打交道已经很长时间了。自‘六日战争’＇11＇以来，我一直在尽力为他们提供关于中东事务的咨询。他们有许多途径，内部情报来源、投诚的特工、窃听、密码破译和空中侦察，而且电脑能提供很多帮助，过去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完成的数据交叉核查，现在只要几分钟就能完成了。我猜想他们会调查清楚这件事，并能够阻止它。请别忘了，一九六○年加里·鲍尔斯的侦察机在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被击落，还有一九六二年我们的U2飞机拍摄到了古巴导弹的照片，自那以后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的长进。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吧？”
他因自己的年长而自负地笑了起来。特里·马丁点点头。
“也许他们在‘基地’组织内部有人。”马丁提示道。
“我很怀疑，”年长的乔利说，“如果在内部高层有人，那么这会儿他早就把‘基地’组织领导层所在的方位报告给我们了，而我们则已经用精确制导炸弹把他们的老窝端掉了。”
“嗯，也许他们会派一个人渗透到‘基地’组织内部，摸清情况后报告回来。”
老人又摇摇头，这一次很坚决。
“算了吧，特里，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一个土生土长的阿拉伯人很容易变节，背叛我们。至于一个非阿拉伯人，那就更别提了。我们都知道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来自庞大复杂的家庭、家族和部落。只要询问一下家庭或家族的情况，这个渗透者就会露馅，就会暴露。”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份完美的履历。此外，他还必须看上去像他们，说他们的语言，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完全混同他们。在祈祷时，只要有一个词发音不准，那些狂热分子马上就能听出来。他们一天祈祷五次，从来没有漏过一个节拍。”
“那倒也是，”马丁说，他知道他的提议已经没有指望了，但他还是沉浸在想象中，“不过可以找一个人学习《古兰经》，并编造出一个无法追查的家庭。”
“算了吧，特里。没有一个西方人可以混迹在阿拉伯人中而不被发现。”
“可我的哥哥就可以。”马丁博士说。这话一出口，他就追悔莫及。还好，没事。乔利博士哼了一声，抛开这个话题，去看窗外华盛顿郊区的景色了。在玻璃隔板前面，驾驶座和副驾驶座上的那两个脑袋都没有动静。马丁宽慰地松了一口气。汽车里的录音话筒应该没有打开。
但是他错了。
根据古兰经委员会的咨询意见仔细撰写的米德堡报告在周六黎明时分就完成了，它扰乱了好几个人的周末度假计划。其中一个是中情局主管行动的副局长马雷克·古米尼。他星期六夜晚在老亚历山大的家中接到通知，让他回自己的办公室报到，不要问为什么。
当他抵达办公室时，这个“为什么”已经摆放在他的书桌上了。这时候的华盛顿，天还没亮，但在远处东方的乔治王子镇，朝霞已经映红了山丘。帕塔克森特河就是从那里的山上流下来，汇入切萨皮克河的。
中央情报局总部简称为“兰利”，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马雷克·古米尼的办公室位于其中一栋巨大的椭圆形大楼的六层，也是最顶层。这栋楼最近被称为“老楼”，以区别于自“九一一”以后正在扩张的中情局“新楼”。
在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中，局长往往是政治上的任命，真正干实事的是两位副局长。行动副局长负责情报的收集；情报副局长主管对情报的核对和分析，把粗糙的信息加工成有意义的描述。
在行动和情报两个部门下面，有反情报处（肃清中情局内部的奸细和叛徒）和反恐处（正变得日益重要，因为中情局的工作重点已经从前苏联转移到与来自中东的新威胁作斗争）。
自从一九四五年冷战开始以来，中情局的副局长一直是苏联问题专家担任，而苏联处和东欧处一直是情报官员发展职业生涯的最吃香的处室。马雷克·古米尼是第一个被任命为副局长的阿拉伯问题专家。作为一名年轻的特工，他曾经在中东工作过多年，掌握了该地区的语言（阿拉伯语和伊朗的波斯语），了解那里的风俗文化。
即使在这座二十四小时工作的大楼里，在周六的黎明时分想弄来一杯他喜欢的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黑咖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他亲自动手烧煮。当咖啡壶在冒热气时，古米尼凝视着放在书桌上的那个包裹，里面装的是一份薄薄的、打着蜡封的卷宗。
他知道是什么事。米德堡方面复原、翻译、分析了文件。但原始文件是在白沙瓦缴获的，而在白沙瓦与英国和巴基斯坦反恐中心开展合作的正是中情局。中情局驻白沙瓦和伊斯兰堡情报站已经发来了许多报告，让他们的领导随时掌握事情的进展。
卷宗里面包含了从“基地”组织财务总管电脑里下载的所有文件，但重点是占满了三张纸的两封信。这位副局长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土语，但在书面阅读方面往往要困难些，所以他得反复参照译文。
他阅读了古兰经委员会的报告，是由参加会议的两位情报官共同起草的，不过这份报告并没有什么意外之处。对他来说，文中提及的“伊斯拉”，即先知穿越黑暗的旅程，显然只能是某个重要项目的代号。
这个项目现在必须起一个可供美国情报界内部使用的名称。不能叫“伊斯拉”，光是这个词就会让别人知道他们已经发觉了。他查阅了一下密码手册，想给“基地”组织的这个项目找个名字，不管它到底是个什么项目。
为保密，代号是由电脑程序随机挑选的。中情局这个月的代号程序安排的是鱼的名字，电脑选择了“黄貂鱼”，于是，“伊斯拉”项目的内部代号就是“黄貂鱼”。
文件里最后的那张纸是在星期六晚上添加上去的，内容简单扼要。是出自一个不喜欢繁文缛节的人的手笔。那是六个主管之一的国家情报局局长。显然，米德堡的这份文件先直接送给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史蒂夫·哈德利、国家情报局局长和白宫。马雷克·古米尼猜想，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人一定也在挑灯夜读呢。
最后的那张纸是国家情报局局长专用文件纸，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伊斯拉”是什么？
是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还是传统武器？
查清它是什么，以及何时何地使用。
时间要求：从即刻起
限制条件：无
权力范围：无限
约翰·内格罗蓬特
下面有一个潦草的签名。美国有十九个主要的情报收集和档案管理机构。有了手头上这封信，那么他马雷克·古米尼的权限就会超过他们所有人了。他的目光回到这张信纸的上方。信是写给他本人的。这时候有人敲了一下门。
是行政部的一位年轻文员送来一份新的文件。古米尼向这位年轻人露出了一丝鼓励的微笑。显然，这个小伙子以前从来没有走上过这么高的楼层。古米尼伸手在签收夹板上签了字，确认已经收到，然后等着年轻人离开。
新来的文件是米德堡的同事的一份好意。两位《古兰经》专家在返回华盛顿的汽车上有过一段对话，他们录了音并整理了文本记录。其中一位专家是英国人。他的最后一句话被米德堡的人用红笔在下面划了线并加上了一个问号。
在中东工作期间，马雷克·古米尼经常与英国人打交道。与他那些在伊拉克混日子的同事不同，他并没有自大地否认中情局最亲密的盟友的价值。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吉卜林所说的这场“大博弈”＇12＇中，关于约旦河到兴都库什山之间的这片穷山恶水，英国人拥有大量的隐知秘闻。
一个半世纪以来，无论是作为旧帝国的侵略者、管理者，还是偏执的冒险家，英国人的足迹已经遍布这个地区的沙漠、山区和牧场，这片土地现在成了全球的情报定时炸弹。英国人给美国中情局起的外号是“表弟”或“公司”，而美国人称英国秘密情报局为“朋友”或“企业”。马雷克·古米尼有一位“朋友”，和他一起当过外勤特工，他们曾分享过快乐时光，也共度过艰难岁月。现在他在兰利总部工作，而他的朋友史蒂夫·希尔已脱离外勤工作，被提升为“企业”总部的中东处处长。
马雷克·古米尼认为与这位英国朋友通个话应该没有坏处，说不定还会有好结果呢。安全方面没有问题。他知道，英国人应该已经有了他所拥有的一切情报。他们会把白沙瓦的那台笔记本电脑里挖掘出来的文件发送到他们切尔特纳姆总部的监听站和译码室，也会把这些文件打印出来，也同样会分析那些加密信件里的奇怪的《古兰经》引文。
马雷克·古米尼已经知道英国学者在美国的一辆汽车后座里说过一句奇怪的话，而伦敦很可能仍对此毫不知情。他在办公桌上的控制板上按了一个号码。虽然局里的总机连线很方便，不过现在的电话技术已经可以让高层主管直接通过自己的卫星电话上的快速拨号更快地连上线。
在伦敦郊外萨雷镇的一座普通民宅里，一部电话响了。这时是美国兰利的上午八点，伦敦则是下午一点，住宅的主人正要坐下来享用烤牛肉午餐。在电话响了三声铃之后，一个声音回答了。史蒂夫·希尔刚刚打了一场高尔夫，现在正要享受盘子里的牛肉。
“你好。”
“是史蒂夫吗？我是马雷克。”
“哦，老朋友，你在哪儿？在英国吗？”
“不，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我们用安全线路讲话好吗？”
“好的。等我两分钟。”然后是电话那端的背景声音，“亲爱的，烤牛肉暂时不要端上来。”电话断了。
在接下来的通话里，来自英国的声音小了一点，但不会遭到截听。
“是不是听到了什么消息？”希尔问道。
“猜得真准啊，”古米尼承认道，“来自白沙瓦的消息，你应该知道得与我一样多吧？”
“没错，我是昨天看完的。刚才我还在想，你是不是会打电话过来。”
“史蒂夫，我有一个你也许不知道的情况。有一位伦敦的学者来我们美国讲学。星期五晚上他无意间说了一句话。你是不是知道一个叫马丁的人？”
“马丁，姓什么？”
“不，马丁是他的姓。在我们这儿的是他的弟弟特里·马丁博士。想起来了吗？”
史蒂夫·希尔不再打趣了。他坐在椅子上，手里握着电话听筒，凝视着空中。哦，对了，他想起了马丁兄弟。早在一九九○至一九九一年的海湾战争期间，他本人当时是驻沙特阿拉伯的情报站站长，当时这位学者的哥哥潜入巴格达，就在萨达姆秘密警察的鼻子底下伪装成一名卑微的花匠，把从独裁者的内阁中获得的珍贵情报发送回来。
“想起来了，”他承认说，“怎么了？”
“我想我们应该谈一谈，”美国人说，“面谈。我可以飞过来。我这儿有一架‘格鲁曼’飞机。”
“你打算什么时候过来？”
“今天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