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胜利-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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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集团军的最后战斗
第6集团军的垂死挣扎是在新年前后才开始的，这个故事的苦痛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人员在无可奈何的环境中，均能视死如归地恪尽职守，真是可歌可泣。
不过站在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的地位上，有一个问题却是我所必须回答的。要求我们的军人作这样的牺牲是否合理或必要？其期限又应该有多长？换言之，第6集团军的最后苦战是否能达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要想对于这个问题获得一个适当的答案，就必须根据当时的情况，而不能以德国最后的失败为判断基础。
12月26日，第6集团军司令把下述电报送达我们。我们马上就将其转呈陆军总部，我们一向毫无掩饰地表达该集团军的立场。（从这个时候起，包围圈和外面的连络就只能靠无线电和飞出来的人员。超短波的电动打字谈话已经中断了。）保卢斯上将的电报全文如下：
战斗损失、寒冷和补给不足最近已经使各师的战斗力大受影响。我应该报告下述各点：
一、本集团军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仍能继续击退小规模的攻击和应付局部危机。前提条件是改善补给并尽量迅速空运补充人员。
二、假使敌人从霍斯（第4装甲集团军）方面或其他方面抽调相当大量的兵力，用来对于斯大林格勒要塞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攻势，则后者就不能再长期支持下去了。
三、除非先打通一个走廊，使本集团军获得必要的人员和物资的补充，否则决不可能执行突围作战。
所以我要求，并请向最高当局转达，除非全盘的情况迫使本集团军有牺牲之必要，否则应立即加速援救行动。本集团军自应竭力坚守，直到最后一分钟为止。
我同时也必须报告在今天只空运进70吨物资。有些部队已经开始要断粮了。所以现在必须要采取紧急的措施。
这个报告的内容足以充分证明，保卢斯的参谋长何等荒谬，仅仅在一星期以前，他还说只要有适当的补给，则第6集团军可以在斯大林格勒过复活节。
这个文件也可以证明，当一星期以前，由于第4装甲集团军已经迫近该城，集团军群遂命令该集团军突围时，那不仅是其可以获救的第一次机会，而且也更是最末一次。
可是在12月底和1月初的时候，除了局部的攻击以外，第6集团军的正面却还是相当的平静无事。其原因有二：一方面，敌人可能是希望累积其炮兵的弹药，以便发动一个大规模攻势；另一方面，他们正在调集一切的兵力，以求先歼灭第4装甲集团军并在顿河大河湾取胜。
1月8日，胡比将军（Gen。 Hube）在晋谒了希特勒之后返防时，顺便到集团军群总部中来与我晤谈。希特勒曾命令胡比从斯大林格勒飞往罗曾（Lotzen），以便将第6集团军的情况当面向他提出报告。胡比告诉我说，他曾经把包围圈中的一切实际情形，毫无掩饰地告诉希特勒。（事实上，这与集团军群总部的每日情况报告中所说明的内容并无太多的区别，可是希特勒在未获更进一步的证据以前，却不准备相信我们的报告。）
虽然如此，值得注意的却是胡比在罗曾短暂逗留之后，他受到了希特勒的影响，而开始具有信心了——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希特勒曾经向他宣称，将倾全力使第6集团军可以长期获得补给，并且还又提到以后的救援计划。在重建了信心之后，胡比回到了包围圈中，但不久又奉希特勒之命，再度飞出以便在圈外指挥空运事宜。不过，甚至于他也无法改进空运的效率，因为并不是实际的组织上有什么弱点，而是天气不良和飞机的资源不适当。胡比有一句话最使我个人感到刺激，因为在第6集团军正在流传着一个谣言，说我曾经发出了这样一个电报：“不要放手，我就会救你们出来——曼施坦因。”虽然我曾经不惜用一切手段，以将第6集团军救出斯大林格勒，但是我却从来没有给部队许诺的习惯，因为是否能兑现这种诺言，我并无绝对把握，而且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胡比将军倒是一个无畏的硬汉，他居然敢向希特勒说，像第6集团军被围这类事情，对于他作为国家元首的威望而言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损失。因此，他愿意建议希特勒应该把他的指挥权交给一个军人去执行——至少在东线上应该如此。由于事实上，胡比在前往罗曾时，曾经先与我们会晤，所以希特勒毫无疑问会假定胡比是受了我的鼓动才会放这个“大炮”的。事实上却绝不是这样。
等到斯大林格勒陷落之后，我自己又曾向希特勒建议改组最高的军事指挥组织。因为胡比早已对他提到过同类的意见，所以希特勒也就断然拒绝考虑这类问题。否则希特勒也许能接受我的意见，尤其在当时，他对于第6集团军的丧失多少还有一点责任感。
1月9日，敌人向第6集团军招降。在希特勒命令之下，这个要求被拒绝了。我对于希特勒在军事领域中的一切决定和行动，很少有完全同意的，而对于他的这个决定却完全赞同，因为不管从人道的观点来看多么残酷，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必要的措施。
我不拟在此讨论那种纯粹军人精神的观点，即任何军队只要尚存战斗力，则绝对不许投降。若是放弃这种精神，则军人这一门职业也就消失了。除非世界进步到了无战争和军人的境界，否则这种军人荣誉的观念就必须维持。即使投降可以避免一种显然是毫无希望的战斗，但这一点本身仍不能当作投降的理由。假使所有的指挥官在他认为他的处境已经毫无希望时就马上投降，那么就不会有人赢得战争。甚至于在绝对无希望的环境中，也常常可能死里求活的。从保卢斯将军的观点来看，不管怎样，基于军人的责任他都应该拒绝投降。只有一个唯一的例外，那就是这个集团军已经更无其他的用途，它的继续抵抗根本已无目了。从这里即可以说明希特勒的决定是合理的。不管第6集团军的继续抵抗就长期的观点来说，如何没有希望，但就全盘的战略情况而言，它却已经尽到了决定性的义务。它必须尽可能久地牵制尽可能多的围攻兵力。
12月初时，在该集团军周围的包围圈上，大约发现了一共60个敌人大单位的番号（即为步兵师、装甲和机械化旅等），当第4装甲集团军进攻时，毫无疑问，其中部分兵力必然暂时被调动，但却又有新的部队补充进来。到了1月19日，据报顿河集团军群所面对着的259个敌方大单位中，有90个是用来包围第6集团军的。假使第6集团军在1月9日就投降了，那么这90个单位中的大部分就会像潮水一样涌来，顿河集团军群和整个南翼的处境将不堪设想。
这个集团军还能打下去，即使从其本身的观点来看，那是毫无意义的。可是它的坚持能力对于整个南翼的情况，却具有决定性。第6集团军能够多牵制敌军一天，就是多为整个东线战场做了一份贡献。今天固然有人认为我们最后还是失败了，若能早日结束这场战争，岂不是可以使我们免受许多苦痛。不过这都是事后聪明而已。在那个时候，就军事立场而言，并无理由认为德国会失败。一个军事上的僵局也可以在政治方面引起同样的作用，所以只要德军的南翼能够稳定住，则这种可能性是绝对存在的。而其先决条件，就是第6集团军应该尽量牵制敌军到最后一分钟。这个残酷的需要迫使最高统帅要求在斯大林格勒的英勇部队必须作最后的牺牲。至于这位自立为王的统帅应该为该集团军的覆亡负责，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1月9日第6集团军拒绝投降之后，俄军即开始从各方面进攻，首先是猛烈的炮兵准备射击，继之以大量的坦克支援。主要的压力是指向马立罗夫卡（Marinovka）附近的西端突出地上，敌人已在几个点突入了。
1月11日，情况变得更加危急，由于缺乏弹药和燃料，该集团军已经无法恢复其失地。由于卡尔波弗卡谷地（Karpovka Valley）——尤其是那里的居民地——的丧失，更使西面守军丧失了其御寒场所。此外，天气状况也使空运的希望断绝了。
1月12日，第6集团军有一个特别报告足以说明其窘境，集团军群总部也立即将其转达陆军总部。报告内容如下：
尽管部队曾英勇抵抗，但是通过最近几天来的激战，敌人已经突入纵深，本部仅勉强堵塞了防线的裂口。已经没有预备队，而且也无法再编成。重兵器现在已经丧失了机动性。损失严重、补给不足、再加上严寒，已经严重削弱部队的抵抗能力。假使敌人继续用现有的兵力进攻，则要塞的正面最多只能支持几天。以后的抵抗就只不过是局部的行动而已。
1月12日，天气又使空运停止了，并且也阻止了空军支援守军的艰苦战斗。
那一天黄昏时，在空军方面负责主持空运的皮克尔特将军飞出了包围圈。他对城中的情况描绘了一幅惊人的图画，并认为该集团军的继续抵抗能力只有24天的限度。由于部队的英勇和自我牺牲，证明了这个估计是不正确的。照皮克尔特将军的意见，即使空运的情况改进，从今往后也不会有什么差别，因为陆军的兵力已经不再能填补敌人所造成的缺口。
皮克尔特也为我们带来了保卢斯（他现在已经升了上将）的一份报告书，对于包围圈中的战术情况提供了下述报导：
在西北方面，敌人已经在攻击中使用了10个到12个师的兵力。第3和第29摩托化步兵师的一部分已经从北面受到了迂回并被击溃，结果使那一方面似乎已经没有重建防线的可能性了。这两个英勇的师一共击毁了100辆坦克，但敌军似乎仍有50辆完整无损。
在包围圈南面，尽管第29步兵师曾作英勇的抵抗，但经过了两天的猛烈炮击之后，敌人终于突破了。这一方面也是没有更多的兵力来填塞缺口。俄军在一个地区的攻击中使用了100余辆坦克，有40辆已经被击毁。
包围困的东面目前仍在坚守中，不过敌人也正在施加重大的压力。
在东北方面，敌人也在几个地点上透入颇深，第16装甲师的战斗力已经用尽。
保卢斯又说该集团军将战到最后一弹为止。胡比将军现在正在向希特勒建议缩小防御圈，事实上这种行动只会加速崩溃，因为所有的重兵器都早已不能移动了。（注：当时为了突围的目的而需要累积兵力时，希特勒却命令禁止这种行动。因为空运是永远不会适当的，所以现在也就再无改进的希望。这个集团军还能抵抗多久，就完全要看敌人攻势的强度而定。）
同一天，皮托尼克（Pitomnik）飞机场也陷失了，此后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即只有古门拉克（Gumrak）一个机场可用了。
不过在夜间，保卢斯却又报告说，假使能空运几个全副武装的营，则该城仍有继续抵抗的希望。他早已一再要求空运进一些人员来补充他的损失，但是集团军群总部却无法答应他的要求，因为它自己也已经没有必要的补充兵了。而且自从第4装甲集团军的救援作战停顿之后，也就再没有把增援兵力送入包围圈的理由。有许多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在假期届满之后，纷纷飞回包围圈中，这已经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这些军官——有许多都是系出名门的，例如俾斯麦和比罗的后人——他们自己都坚决要求返回部队，这证明德国军人的自我牺牲和袍泽友爱传统经得起最严格的考验。
1月13日，保卢斯上将的副官贝尔上尉（Capt。 Behr）——一个早已赢得武士级十字勋章的优秀青年军官——飞出来见我们，并带来了该集团军的战争日记。他告诉我们部队是如何英勇战斗，不分上下都能视死如归。
贝尔带来了保卢斯和他的参谋长的来函，信中充分展现了德国军人的传统思想、勇气和完整的人格。他们也十分了解集团军群为了想救出第6集团军，已经最大限度地投入了兵力。反过来说，他们对于空运补给的诺言未能兑现，却不免感到怨恨。我所能说的就是李赫多芬上将和我本人都从来不曾作过如此的诺言。这个应向他们负责的人是戈林。
1月16日，在这个集团军的所有正面又再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任何飞机一度都已不能降落，因为敌人的地面火力和战斗机使它们受到了不可忍受的损失。所以现在主要依靠夜间飞行或是空投补给。而使用空投补给，必然会浪费相当部分的物资。
同一天，希特勒改派米尔赫元帅负责主持空运。1月17日，该集团军用无线电通知说，古门拉克机场又可以使用了，但空军并不同意。不过集团军群总部却坚持应尝试在那里着陆。
1月19日，我与米尔赫进行了第一次谈话。因为一天前他的座车与一个火车头相撞，他受了轻伤。我告诉他尽管第6集团军的情况已经绝望了，但仍有必要立即彻底改善空运。不但因为我们应该维持在斯大林格勒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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