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前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二卷)主编:[英]阿诺德·托因比-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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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曼（朗西曼勋爵的一个儿子）8月12日的一次谈话使朗西曼相信，无论如何在戈林的周围赫德森的建议已经“产生强烈的反应”。安排这次戈林与朗西曼会见的马克斯·冯·霍亨洛黑王子后来对朗西曼说：“他们能嗅到钱的气味，这就吸引了他们。”到了7月24日，当张伯伦在下院就赫德森和沃尔塔特之间的讨论发表他的声明时，事态显然在开始迅速向220某一种高潮发展，在这紧张的形势下，英国政府的成员们认为不再进一步向德国公开作出和解的姿态是明智的。不过，在幕后仍在继续作出尝试，想用一切有效的手段来加强在德国可能存在着的想以和平手段解决现有问题的任何倾向。7月25日，哈利法克斯非正式地同意了由达勒鲁斯安排一批英国工商业者与戈林会晤的建议。这次会晤，如上所述，于8月7日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举行，德方的主要代表是戈林和包登夏茨将军（空军总司令戈林的私人参谋长）。参加这次会晤的七名英国工商界人士“把话说得极其明白，即如果德国试图以武力占领任何外国领土，大英帝国……将站在波兰的一边”。戈林答应将竭尽一切力量来避免战争，所有与会的人也都同意“如果能够尽快安排英德两国代表举行一次会议，那将是最有价值的了”。不过，戈林在他的一方面也把话说清楚了，即在这样的会议上讨论的基础必须是把但泽归还给德国。“德国应该收复但泽，这是必要的，他并且以作为一名政府官员和一名绅士的名誉来断言，但泽肯定是德国在欧洲的最后领土要求”。戈林建议，作为德波直接谈判的一个替代办法，应当召集一次“慕尼黑各国”会议，在第二天与达勒鲁斯的谈话中他还表示了特别倾向于这一步骤。戈林还询问，如果德国邀请张伯伦参加讨论，是否可能被接受；这些英国人回答说，张伯伦大概可能会接受的，“如果他觉得这个邀请是出于诚意的话”。但是对于进一步的问题，如张伯伦是否可能会接受邀请参加一次“没有波兰参与”的会议，则拒绝表示意见。按照外交部的看法，这次与戈林和包登夏茨的会晤既“没有坏处”也没有“很大好处”。它事实上又一次透露221了“德英两国政策的一个基本矛盾”，它的要点似乎是“另一次试图使我们参加一个把波兰排除在外的关于但泽的四国会议，而它的目的只能是迫使把但泽归在德国”。外交部因此在对方作出另一个行动之前不再采取任何行动。当达勒鲁斯在8月中又与他的英国朋友们接触时，这个行动到来了，他强烈主张，如果英国同意四国会议的想法，应该让一位“官方人士”与斯潘塞一起去斯德哥尔摩同包登夏茨作进一步的讨论。达勒鲁斯还转达了文纳尔格伦的一个提议，即到华沙去见贝克并试图劝他派一位使者到斯德哥尔摩去会见包登夏茨。外交部对这些建议都不赞同。斯潘塞曾对达勒鲁斯说，他“走得太远了，也太快了”；他自己就强烈反对把会谈提高到官方一级水平的想法。哈利法克斯最初倾向于认为，也许应该直接给戈林送一个信息，以“支持和鼓励”他避免战争的努力；但是最后在张伯伦的同意下决定，不应与戈林进行正式的接近，虽然让斯潘塞和他的朋友们与达勒鲁斯保持接触不会有什么害处。从戈林对一批英国工商界人士和对莱斯利·朗西曼讲的话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仍希望能够说服英国不在但泽问题上支持波兰。因此在英国政府日程表上最重要的一项，看来就是要使纳粹领袖们相信，英国是当真要打的，如果德国企图在但泽造成既成事实，因而引起波兰的抗拒的话。在这一点上必须加以说服的那个人显然就是希特勒本人，而决定不把与戈林的接触提高到官方一级水平的理由之一，也就是因为伦敦正在考虑派一名特使去见希特勒是否有益这一件事，这种考虑则是由于来自德国方面的一系列建议都说派遣使者的办法将是可以接受的。在关于最后同德国举行谈判以解决存在的问题的可能性的一切会谈中，英国代表们强调首先最重要的是重新建立信任，而这只能由希特勒自己作出行动和声明才222能办到。8月初谣传每年9月在纽伦堡举行的国家社会党大会，今年将标以“和平大会”的名称，如果这是真正的意图，那么很可能希特勒也许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宣布一下他赞成和平，这就或许能成为对缓和紧张局势的一个真正贡献。因此，重要的是不仅要使他了解英国在必要时将决心战斗，而且还要使他相信英国愿意讨论一个总的解决办法，如果战争的危险能够避免的话。如果应当向希特勒本人当面解释英国政策的双重性是极为重要的话，有如它看来的那样，那就发生了这项任务应交给驻柏林的英国大使还是交给一位特使的问题。在真正的紧急时刻，亨德森大概能够克服每当一个外国的外交代表试图接近德国的元首对外交部常会设置的那些障碍，但是如果亨德森真的获得了一次接见，他能够用以表达英国决心履行它对波兰的保证的任何语言，是否会使希特勒听起来具有说服力，那却仍旧是很值得怀疑的。不错，亨德森最近在外交部与魏茨泽克的几次会谈中已强调了他的政府的政策的这一方面；但是在柏林当然大家也都知道，这位大使的私人意见是：波兰人是“挑衅的”，应当引导他们去同德国政府直接谈判一项解决办法。当考虑在这关键的时刻是否把解释英国的政策的责任委托给亨德森或一名特使时，英国政府还必须考虑希特勒本人曾表示他希望与一位能讲德语的英国人会谈这一事实，他甚至曾指明他高兴会见的某一个人。我们已经看到，英国可以派“一位有名望的人”访问希特勒的建议，已由沃尔塔特在7月18日会见霍勒斯·威尔逊爵士时提出。威尔逊当时注意到这是一个“我们223现在同它非常熟悉的”想法。象这样的试探者自然要受到怀疑的看待，因此这个建议在希特勒于8月11日接见但泽高级专员伯克哈特之前似乎一直没有得到过特别的注意。希特勒在这次接见中对于伯克哈特的一个建议，即他最好还是“同一位英国人直接谈谈”，回答说：“一位能说德语的英国人？他们告诉我艾恩赛德将军德语讲得很流利。”在希特勒与伯克哈特会见时有一部分时间也在场的纳粹但泽地方长官福斯特尔热情地支持这个建议。他提议由他本人来作必要的安排，并且在几天以后通过英国驻但泽领事同英国政府就这个问题通了信息。此外，8月15日魏茨泽克也以赞同的口气向亨德森提到“一位既能讲出色的德语又是内阁核心成员的人可以同希特勒谈一次话”的设想。这时德国的战争准备正在急速增加，以致使得英国政府想要去抓住“直接通向”希特勒的任何一个机会。伦敦因此仔细地考虑了赞成和反对特派艾恩赛德出使柏林的两方面不同意见。由艾恩赛德这样有名的人物访问德国，就会有几乎不可避免地把消息传出去的不利之处；因此担心消息变得公开之后可能会使希特勒更加难于在会晤以后改变他的调子。这样一个举动对英法两国舆论的影响也必须加以考虑。在这个阶段，在英国国内叫喊绥靖也可能会危及张伯伦的地位，而这种水平的英德双边会谈的想法更不能期望在巴黎会受到欢迎。还没有把希特勒向伯克哈特提议让艾恩赛德访问他的事告诉法国政府，但是当这个建议通过但泽又传到伦敦时，就在8月16日把这事告诉了法国大使馆。并且还告诉法国大使馆，外交部认为“顺着这条试探线索跟下去是没有用的”，因为根据希特勒和伯克哈特的谈话来判断，“不存在进行一次有益的会谈的基础”。不过，当8月21日由于宣布德俄公约即将签订而整个局势顿变时，伦敦也还没有打消派艾恩赛德去柏林的念头。如果是同希特勒接触，那就很清楚，连一分钟的时224间也不能失去；而决定不派遣特使的部分原因是，利用原有的外交渠道去接近一个外国政府是在紧急时期最迅速和最方便的办法：另外一部分原因则似乎是因为艾恩赛德不是政府的成员，而只有一位（用魏茨泽克的话）“内阁核心中的”大臣才有充分资格去同希特勒讨论国际危机的可能解决办法。因此，最后决定给亨德森送去一封立即转送希特勒的张伯伦私人信件，在信中表明英国政府对危机的态度，并且说清楚它已作好准备，如果必须打的话就准备打，如果德国人在这最后关头选择和平解决的话，那就准备给予充分的合作以寻求一项和平解决的方案。这封信于8月22日发交亨德森，信的内容和被接受情况将在本书后面某处加以叙述。
第三编 第一章1939年3月15日之后意大利的反应对意大利人民来说，德国的进入布拉格既令人震惊，又是一个警告。要是他们中间有一些人主要关心的是，唯恐大德意志在占有轴心国所赢得的任何赃物中的最大份额方面，甚至比以往更为成功，那么就可能有更多一些人因纳粹的暴行而为之胆战心惊，或担心德国的扩张会威胁到意大利本身的安全。照这样下去，纳粹的势力不久就会扩张到亚得里亚海沿岸。甚至在这个月的月底，反德国的情绪据说就已经几乎同1934年一样强烈了。墨索里尼本人有充分理由要感到吃惊、受辱和惶惑不解。这不仅是因为，轴心国伙伴之间的力量悬殊已经如此急剧地和明显地加大了；而且纳粹现在既然是以历史的理由而不是以种族的理由来为侵略辩解，墨索里尼对德政策的最有价值的保险因素之一也就消失了，而剩下来的那些保险因素则是建立在不可靠的纳粹诺言的基础之上，以及意大利自己使这些诺言能得到遵守的能力。象过去一样，意大利得到了下次可以分得赃物的许愿，但结果只不过是1938年纳粹德国并吞奥地利的历史重演罢了。此外，要是纳粹继续在东欧玩火，大战可能甚至在墨索里尼所希望的意大利准备就绪之前就爆发。最严重的一项考虑是，他现在必须决定是否继续寻求同德国结盟。如果他选择同德国结盟，法西斯特权阶级和意大利人民就可能要起来反抗，如果他选择削弱轴心国，西方国家看来也未必会使他因此而上算。而且，在德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这样突然激化之后。他是否有可能再回到象1922—1935年执行的政策那样的局面呢，或者意大利是否能够只以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中立国和未来的受害者的代价就同德国分离呢？很难期望墨索里尼会同情捷克人。1918—1938年的捷克斯洛代克是他特别厌恶的一整套事物的同义语：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议会民主，凡尔赛和约，法国同东欧226的密切关系和国际联盟；而且，他卵翼下的匈牙利同捷克斯洛伐克有宿仇。“鳄鱼”、“腊肠”和“臭蛋”是墨索里尼曾给捷克斯洛伐克取的一些绰号。现在德国是把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解决完全丢在一边了，而在1938年9月15日他“给朗西曼勋爵的公开信”中他自己却还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一切非捷克族的戾族通过公民投票实行自决——一个在涉及卢西尼亚人的地方他自己就不会遵守的解决办法。慕尼黑事件之后，墨索里尼和齐亚诺关心捷克斯洛伐克，主要是因为他们支持匈牙利和波兰向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要求，他们还担心匈牙利贪得无厌的领土收复主义可能会给德国的扩张以新的可乘之机。他们似乎认为理所当然的是，如果慕尼黑事件以后的捷克斯洛伐克要被分解，那就会按照墨索里尼在9月里定下的准则实现：丢下“波布米亚”，斯洛伐克至少在表面上还装作独立。当匈牙利驻罗马公使在3月11日向齐亚诺发出警告说。如果德军开进斯洛伐克，他的政府将为匈牙利建立一段与波兰毗连的共同边界，齐亚诺就劝告他要平心静气和忍耐。两天之后，墨索里尼对危机仍未给予特别重视，而齐亚诺虽日益忧心忡忡，但感到除静待事态发展外，意大利别无选择途径。从2月底左右开始，意大利驻德大使阿托利科就不断地得到报告说，德国在对捷克斯洛伐克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当他获知黑森的菲利普亲王已奉召去柏林时，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3月13日，当阿托利科终于获准去会见里宾特洛甫（他曾百般推托而令人难以捉摸）时，他只获悉德国已放手让匈牙利去占领下喀尔巴阡卢西尼亚。然而，他向齐亚诺报告说，德国还存心并吞波希米亚，并使斯洛伐克沦为德国的保护国。3月14日齐亚诺得到这一警告时，他最初的想法似乎是，德国的行动将给意大利人民一种什么样的灾难性印象。另一方面，墨索里尼还不感到着急，或者不愿承认这点。“他想从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