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第1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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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番外交斗争后，清廷与日本政府于10月31日签订《北京专条》，清廷付给“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抚恤银十万两和日军在台“修道建房等”银子四十万两。
12月20日，日军全部撤出台湾。
日本第一次对外侵略扩张，首选的目标即为中国台湾，给清廷敲响了警钟，同时也暴露了日本霸占台湾的野心。
湖南提督宋庆于11月2日改任四川提督，云南提督马如龙改任湖南提督。
为了修筑一条从缅甸仰光到云南思茅的铁路，英国上校柏郎率领一支近二百人的武装探路队从缅甸出发，探测通向中国云南的路线。英国驻华使馆的职员马嘉理，奉公使威妥玛之命，从北京经云南到缅甸接应，准备年底与柏郎在八莫会合。
杨昌濬经手核查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已经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民众对杨昌濬大为不满。但是，左宗棠对杨昌濬的清正为官，始终深信不疑。他没有想到杨昌濬会官官相护，妨碍司法公正。所以，他一直为杨昌濬叫屈，并且认为这是浙江和京城里有些人妒忌杨昌濬，故意跟他过不去，因为在此案发生之前，就有不少高官对杨昌濬进行过攻击。左宗棠曾安慰他：“阁下伟量宏才，朝论翕然，断非蚍蜉所能撼。”这一次，左宗棠依然力挺他渡过难关。
左宗棠知道，杨昌濬的去留，关系到陕甘军饷的有无，因此，他当然希望杨昌濬一方能够胜利，才不至于丢失浙江巡抚这个十分关键的位置。他不但不怀疑杨昌濬，还不断地给他打气。
左宗棠远在陕甘，并不了解此案的细节，凭什么对杨昌濬深信不疑呢？原因有五条。
首先，杨昌濬早就无意于仕途高进，不是官迷，不会去干用鲜血去染红顶子的事。
第二，杨昌濬在浙江为官，颇有建树，而且为楚军筹饷，不遗余力。因此而得罪浙江的一些官绅，在所难免。
第三，在此案审理期间，杨昌濬曾打算离开浙江，到甘肃协助左宗棠，似乎饱受了委屈。
第四，杨乃武一案，是报纸炒作出影响的。左宗棠非常讨厌当时由外国人出钱让中国人办的报纸，即所谓的“新闻纸”。这些报纸替外国人说话，混淆中国人的视听，令左宗棠大为反感。所以他主观认定，报纸抹杀了公论，为奸人喊冤，而对朝廷听信报纸传闻，他大惑不解，甚至气愤地说：杨昌濬有什么事情对不起浙江？偏偏浙江人就不服他的教诲，这都是因为他“性气宽和，人无所忌”。他感叹世风日下，竟然会有人“为奸夫奸妇劣属雪冤”。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杨昌濬在此案审理期间，又做了一件大公无私的事情，令左宗棠感动不已。
杨昌濬知道左宗棠在陕甘艰苦卓绝，正要进军新疆，收复国土，把自己积攒的养廉薪俸，共计二万两银子，捐献给左宗棠的部队。左宗棠从兰州出发时，收到这笔款子，抵达肃州时，才向杨昌濬表示感谢。他知道杨昌濬已经承受不住杨乃武一案的舆论压力，打算辞官回家，便在信中非常体贴地对他说：我虽然不敢辞谢你的馈赠，但担心你为官在外，长期没有顾及家里，恐怕将来连吃饭都成问题，所以到你回家时，我一定会把这笔款子寄还给你。
这件事，让左宗棠再一次看到，杨昌濬做官不为私利。这样一个官员，怎么会贪赃枉法呢？
然而，这件事的结果，还有待时间来证明。
1875年，光绪元年（1）
378
同治皇帝于1月12日驾崩，享年十九岁。三岁多的光绪皇帝于1月13日登基。
1月20日大寒，曾国藩下葬湖南善化县坪塘伏龙山。
英国人马嘉理和柏郎率领的武装探路队，事先没有通知中国的地方官，于2月中旬擅自闯入云南，并扬言要进攻腾越城。
曼允山寨的景颇族居民力阻英国侵略者通过。马嘉理于2月21日向居民开枪，激起民愤，将马嘉理及几名随行的中国人打死，并把探路队赶回缅甸。
威妥玛就马嘉理事件向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声言将派兵进入云南。英国公使也把矛头指向了岑毓英。清廷催促刘岳昭返回任上，处理此事。刘岳昭有意逃避，被御史李廷箫弹劾，说他拿奉旨觐见做挡箭牌，故意延搁。清廷将刘岳昭革职。
清廷任命五十七岁的湖南新宁人刘长佑为云贵总督，任命四十七岁的安徽庐江人潘鼎新为云南巡抚。
新疆正值多事之秋，清廷打算依靠左宗棠收复新疆，担心英国会与俄国联合起来阴谋占据新疆，便令李鸿章与丁日昌一同妥善办理马嘉理一案。
清廷于4月份下诏，任命景廉替补正白旗汉军都统，与侍郎袁保恒回京供职。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被任命为乌鲁木齐都统，为左宗棠做副手。五十三岁的茶陵人谭钟麟实授陕西巡抚，负责筹集西征的粮饷。
谭钟麟自从1871年因左宗棠推荐先后出任陕西布政使和护理巡抚以来，能够体察民情，废除苛捐杂税，调和汉民与回民的关系，为湘军西征甘肃及时提供军饷，深为左宗棠赞许。
清廷还任命陕西布政使裕宽和陕安道沈应奎兼管糈台。
左宗棠于5月份上奏，请求清廷起用前任代理陕西巡抚刘典赶赴兰州。刘典于1870年以母亲年迈为由，请假回到湖南。清廷任命五十六岁的刘典为候补三品京堂，帮办陕甘军务。
金顺6月份抵达新疆古城，接管景廉的部队，将三十多营淘汰为十九营，加上金顺原来的部队，共有四十多营。
到这时为止，左宗棠所部淘汰掉了四十多个营，还留下骑兵和步兵一百四十一营，每年需要六百十四万多两的饷银。金顺所部则每年需要二百六十四万多两的饷银。穆图善所部每年需要一百零八万两饷银。雷正绾所部需要三十万两饷银。
这些银款，都由西征粮台收发，其中还没有包括驼干、仓储费和运费。各省关累积拖欠二千六百多万两银子，向各地行文催付，没有回音。
谭钟麟只好求助于清廷，请求上面干涉。他上奏说，自从五月陕西藩司接管西征粮台，到八月为止，催收各省关协助的饷银八十多万两。总督左宗棠每月需要四十多万两饷银。最近在新疆南北两路创设几条采运道路，里程都有四五千里，每月需要二十多万两银子的运费，而且举办屯田要费用，购买车驼要费用，制备军火武器要费用，整顿部队裁撤勇丁也要费用。支出一天天增加，收入一天天减少。这几个月全靠着向外国人借来三百万两银子，才得以勉强维持。但这些款子也是随到随放，现在已经用完了。
袁保恒前次上奏说，每到年关，部队都要发满饷。本年各营月饷没有发满，转眼就到年关了，部队需饷如命。如果还不能发放一个月的足饷，怎能满足将士们的期望，提高他们效忠朝廷的士气？
现在，出关各部整装待发，除了月饷，还要加上粮运，财政窘迫，胜过往年。请求朝廷令户部指名提取各省关欠饷六十万两，为部队发足年终一个月的饷银，并将出关粮运所需的军饷一百四十多万两，限于十月左右运到陕西，转运前敌部队，以供开销，保证西部军事的顺利进行。
清廷下诏，批准他的请求。
这时刘典因病辞去帮办职务，清廷允许他不去陕甘。谭钟麟又上奏说，左宗棠出关，后路驻防军有一百几十营，远者相距三千里，如果仓促之间有事要办，无人领命办理。刘典与各军都很熟悉，如果令他驻扎兰州，照顾后路，总督才可以专心向前推进，迅速投入作战，早一天获得成功，也就节省了一天的军饷。
清廷下诏，催促刘典从湘西出发。
清廷于5月30日将沈葆桢和李鸿章分别任命为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令他们从速建设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并决定每年从海关和厘金收入内提取四百万两白银作为海军军费，由二洋分解使用。
1875年，光绪元年（2）
沈葆桢从前鼎力办理左宗棠开创的福州船政局，但他现在开始为李鸿章说话。他认为应在北洋创办外海水师。若以有限的实力兴办北洋和南洋两支水师，会因力量不足而导致见效缓慢。左宗棠则认为，由于国力有限，应在沿海设防，增设炮台，布置水雷。如果把摊子铺得太大，到外海与列强争逐。轻敌浪战，会浪费有限的国防资源。
清廷考虑到中国当时的主要假想敌是日本，采纳了沈葆桢的建议，先创设北洋一军。充实了北洋水师的实力以后，再以一化三，变为三洋水师。北洋水师的成军之路由此开始。
沈葆桢受命督办南洋海防，他手下的南洋海军共有舰船二十六艘，大部分是李鸿章开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和左宗棠开办的福州船政局制造的。到上年为止，福州船政局共造大小炮船十五艘，用以装备福建海军。日意格等外籍技师去职后，全部由中国技师工匠自办。
南洋水师驻泊在江苏和浙江海面及长江口，兵舰新旧大小不齐，兵额不一，实力远不如北洋海军。另有广东海军和福建海军，受南洋大臣管辖，但不归其指挥。
浏阳人李兴锐奉命总办上海机器制造局，增设船厂和炮厂。此后一直经营十年。
左宗棠在甘肃设置的制造机构制出了很好的武器。左宗棠在给胡雪岩的信中说：普鲁士国从后膛装填炮弹的螺丝大炮，“精妙无比”，不过，只要手里有现成的大炮，刻意仿造，“亦可有成”。“此间设立制造局”，聘请广东的技工学造，已造成“大小二十余尊”，与普鲁士的大炮“大致无殊”。制造局还模仿普鲁士大炮的优点，制造出两百多斤的重炮，“用车轮架放”，也非常合用。至于洋枪，“惟后膛七响一种最为利器”，制造局已生产出几十枝，也能达到标准。
这一年，左宗棠在兰州接待了一名俄国武官。这个俄国人叫索福诺福齐。他去兰州的目的很难揣摩。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情报，此人是俄国的将领，假装到中国游历，其实是来打探虚实的。他一路上走走停停，描绘地图。
陕甘两省的官员对接待这位俄国客人颇感为难，担心他窃取中国的军事情报。左宗棠告诉陕西的官员，索福诺福齐要绘图，就让他绘好了。反正外国人也不将他们国家的地图保密。何况，我们的学生，也要向外国人学习绘图技术。但是，各地官府，要劝他最好走大道。如果走了小路，遭遇强盗，中国政府可就不负责了。
清廷建议左宗棠最好让索福诺福齐看一看雄壮的军容，其余就不必让他看到了。左宗棠说，反正甘肃当时一派凋敝，要装排场也装不过来。于是，他在兰州开诚布公地接待了索福诺福齐一行五人，和他们相处了二十七天。
左宗棠在简陋的总督府内接待了俄国将军一行，然后领他们参观了制造局，又让他们观览了湘军的阵容。索福诺福齐在制造局看到了中国自行生产的军械，赞不绝口。看到湘军的阵势，也为之动容。
索福诺福齐向左宗棠提出，希望俄国能与中国在新疆通商，以利于从中国进口茶叶。关于这件事，左宗棠没有急于答复，只说了要研究研究。索福诺福齐甚至主动提出为湘军西进代购代运军火。左宗棠跟他谈成了比较合理的价格。不过，这件事后来只是部分兑现了。
索福诺福齐与左宗棠谈得十分投机，同时对左宗棠颇为钦服。他自以为地理知识丰富，但是跟左宗棠交谈之后，才发现遇上了高人，于是口服心服。
刚见面时，索福诺福齐大谈英、法和普鲁士的枪炮如何厉害，但参观了制造局以后，发现中国的产品比普鲁士的毫不逊色，其中的大洋枪、小车轮炮和三脚劈山炮，甚至是普鲁士没有的。于是，对于枪炮一事，他也不再夸夸其谈了。
索福诺福齐一行于7月22日从兰州启程，“临别依依，不忍遽返”。
左宗棠的洋务办得很有个性。关于委派留学生出国一事，他也有与众不同的主张。他认为，中国的人才，本来胜过外国，只是因为专心道德文章，不重视技术培训，所以有时会相形见绌。只要虚心学习外国的先进科技，过不了几年，他们的长处，都会成为我们的长处。只要朝廷坚持定见，不为浮言所惑，事情一定会成功。到那时候，列强就没有轻视我们的资格了。这就是我们的自强之道。
在大臣们商议派人赴西洋留学时，他极力主张派人游历各国，借机学习，互相考证。国人“神智日开，以防外侮，以利民用，绰有余裕矣”。
有些人提出，派留学生出国，应该派到英、法、美三国。左宗棠认为，既然要派学生去西方游学，就不必指定这三个国家，可以随时斟酌派遣。例如普鲁士的枪炮造得最精，又听说该国新制的水雷足以炸毁轮船，就不妨派二十多个人一起前往，学习制造，三年内就能学会制造水雷与后膛螺丝开花大炮的技术。
由此可以看出，左宗棠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先驱者和积极推动者。他的洋务活动，不是崇洋媚外，不是卑躬屈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