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南北朝:纵横十六国-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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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皝当时是否已有南下取中原之意，实际上也很难说。一方面，作为鲜卑人的一支，慕容氏一直把辽东及其东部和北部（大致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北部）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统一这一地区或至少成为这个地区的宗主国，在当时是包括慕容氏在内的辽东鲜卑各部共同的愿望；而另一方面，由于在生产方式及政治制度等方面一定程度上的汉化以后，慕容氏的确对中原汉人的文化产生了兴趣和向往之情，从而有了认同感。这样一来，慕容氏又从汉人的角度来看待局势的变化，要南下黄河流域对抗后赵，这一点从慕容皝几次写给东晋的书信中多次提出要合力破赵就可以看出，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前燕为在东北确立其合法地位所用的藉口。）
慕容皝按照汉人皇城的式样在柳城北部建造新都城龙城，又派使者向东晋朝廷请求封他为大将军和燕王。
当时庾亮已经去世，掌权的是他的两个弟弟庾冰和庾翼。东晋的多数大臣认为自汉朝以后便没有封异姓王的事情，而大将军则从来都是在朝中任职，没有派在“边城”的道理。然而东晋皇帝的权威自永嘉之乱以后全失，晋成帝竟觉得慕容皝对他“忠心耿耿”，应当给予封赏。慕容氏的实力摆在那里，东晋朝中那帮书呆子式的大臣当然也只能是耍耍嘴皮子而已。
庾冰收到慕容皝寄给他的信，斥责他在国中手握重权，却不知为国雪耻，这令他十分害怕，而慕容皝又离东晋太远，难以制约，不如顺水推舟送个人情，于是他也向成帝上书要求答应慕容皝。慕容皝在自称燕王五年后，得到了东晋皇帝的一个名正言顺的封号。（怎么样，是不是很像周威烈王分封三晋为诸侯的那一段？羸弱的“中央政府”，势力强大的“诸侯割据”，类似的形势，而战争的规模已不可同日而语。十六国好似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战国时期，前一次是汉人或曰华夏族的战乱，而这一次则是当时的整个汉文化圈内的大战乱。）
晋成帝咸康八年（公元342年），慕容皝迁都龙城，准备以“君临辽东”的姿态讨伐高句丽和宇文部。慕容翰向慕容皝提出，宇文部自逸豆归掌权后将帅无能，军无斗志，日益衰微，而他在宇文部时又掌握了第一手的地形资料。虽然宇文部归附了后赵，但毕竟后赵鞭长莫及，消灭宇文部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容易事，但高句丽离得更近，与宇文部互为唇齿。如若先攻打宇文部，高句丽很可能会乘虚而入，攻打燕国防备薄弱的地区，如果在国内少留兵嘛不足以防守，多留兵嘛不足以进攻，所以说高句丽才是心腹大患。不如先取高句丽，再灭宇文部，宇文部离得远，其实力保保自己还勉强凑合，要想趁火打劫根本不可能。等摆平高句丽，再回头收拾宇文部，就易如反掌了。慕容皝表示同意。
从辽东进攻高句丽有南北两条路，北边的一条平坦宽阔，南边的一条则险峻狭窄。慕容皝再次听从慕容翰之计，主力部队从对手意想不到的南路进攻高句丽，碰上的防守部队只是由高句丽国王高钊率领的老弱残兵，根本经不起前燕精锐部队的冲击，很快就溃散。高钊单骑逃走，把自己的母亲和妻子都丢到了燕兵的手中。前燕军队直接占领了高句丽国都，再回过头把留在北路抵抗的高句丽残余兵力消灭。
慕容皝一时找不到高钊，自知不能久守高句丽，就生出一条毒计，将高钊父亲的坟墓掘了，连同他的尸体一同带回国内。这一招果然生效，半年之后，高钊派他的弟弟来向慕容皝称臣进贡，才换回其父的遗骨，而他母亲则依旧以人质的身份被扣留在前燕。
从此在魏晋时期曾在东北显赫一时的高句丽基本上只有接受燕国统治的份了。（这个高句丽后来乘燕国衰落和南北朝混乱之机重新崛起，一度进入被朝鲜或韩国历史引以为豪的高丽时期。实际上在我看来，高句丽亦或高丽也起源于东胡一支，实际上更接近于前燕这样的鲜卑国家，在十六国以及以后的南北朝时期应属于周边势力这一类，类似于我前面提到过的仇池，后面会提到的吐谷浑。今日朝鲜民族的祖先主要是《后汉书》和《三国志》中提到的“三韩”，即马韩、辰韩和弁辰（弁韩），分布在今天的韩国以及朝鲜南部地区，实际上它们在十六国时期还只是三个大的部族，到南北朝时期才逐渐形成新罗和百济两国。所以唐高宗时期只灭高丽而不灭新罗，也是有其历史根源可查的。）
高句丽既降，慕容皝就可以安安心心地对付剩下的宇文部了。
晋康帝（晋成帝之弟及继任者）建元二年（公元344年），慕容皝以慕容翰为先锋大将，三路大军一齐向宇文部进发。
宇文逸豆归一面向远在南方的石虎求救，一面派猛将涉夜干带领精兵迎战。慕容皝派信使快马通报慕容翰：“涉夜干勇冠三军，不如避其锋芒，徐图良机。”
慕容翰摆摆手，让信使回报慕容皝：“我深知涉夜干在宇文部名气甚大，逸豆归又把国内精兵全交他统领，此乃一国之支柱。我在宇文部里混迹数年，对这个人有所了解，其实徒有虚名，不足为惧。我们只要击败涉夜干，就可以大大打击宇文部的士气。”两军照面，慕容翰出阵单挑涉夜干，两人激战正酣时，慕容皝阵中小将慕容霸杀到，涉夜干无法防备，立时被斩于马下。
（古代战争中主将单挑的场面极少，这种马上的单挑源于北方游牧民族的部落战争，实际上是一种比较落后的战斗方式，目的往往是挫败对手的士气，但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单挑决胜的方式实际上使用的次数越来越少。可惜由于小说家们在历史题材的小说中的渲染，反倒使人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决胜方式，错觉！）
这个慕容霸当年还不到二十岁，是慕容皝的第五个儿子，他出道的年龄比前面出场的慕容恪还要早，十三岁（？！）就上了战场，已经为慕容部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看过慕容家一代又一代的英豪，让人不得不慨叹“自古英雄出少年”），而关于他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宇文部主帅被杀，士兵不战自溃。前燕兵乘胜追击，攻克宇文部都城，逸豆归还没等到后赵的援兵，就败逃漠北，老死他乡。
宇文部的遗民一部分被慕容皝内迁到昌黎一带，这一支的后人在南北朝末期成为北周王朝的建立者，宇文部向来在辽东三部中胡气最重，所以这个朝代是个很有特色的鲜卑化王朝。另一部分则留在漠北一带继续其游牧生活，到隋唐时形成东北两大游牧民族——奚和契丹，他们的结局自不用我说，各位了解“宋史”、“辽史”的都应该很熟悉。
统一辽东的艰巨任务历时两代，终于在慕容皝手中得以完成，但前燕在最后一场战争中的损失也不小。慕容翰在战争中被宇文氏的乱箭射伤，回到国内卧病不出。有人向慕容皝诬告慕容翰准备谋反，慕容皝对慕容翰的猜忌并未因为他的功劳而减少，便借着这个机会赐慕容翰自裁。这个将才人物在慕容氏的对手那里不得重用，在慕容氏这里又倍受排挤，一辈子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极尽其才的主子，最终饮恨而死。
十二、桓温灭汉
有人说，中国的历史纵有几千年，也少有长进。这话细想起来，确有道理，中国历史总在重复着相似的情形。但是相似的情形有时往往演绎出不同的结局。诸葛亮的《隆中对》对于后人的影响，恐怕连他自己也未曾想到。北方黄河流域与南方的吴、蜀两地，或许由于气候和地区环境的迥异，在各个分裂的历史时期常常属于不同的割据政权。三地最终的统一结果总是北方政权先灭蜀地的政权，再以水陆并进的方式从两个方向夹击吴地的政权，从而获得统一。此种方式实行的第一次也是最典型的一次便是司马氏的先灭蜀汉、再灭东吴。赵匡胤也同样是先灭后蜀，再伐南唐，即使是游牧民族的蒙古人也不例外，所谓“先灭大理，再灭南宋”，其道理也是一样的。这其中唯一的一次例外便是“淝水之战”，这个放在后面细说。
然而当掌握北方的石虎面对相似的分裂局面时，却没能如法炮制，统一中国。当时的形势是，北方的后赵与西南的成汉结盟，东北的前燕和西北的前凉则在表面上仍然奉东南的东晋为正统。后赵与成汉的关系和三国时的魏蜀恰好相反，赵汉之间保持着友好使节的往来，加上石虎一直把东晋作为自己最大的敌人，成汉的北方威胁比较小。东晋这一面的君臣都以三国的结局为戒，把后赵和成汉作为自己的敌人，生怕形成西晋灭吴之势。“两害相权取其轻”，成汉除有险峻的地形作为依靠外，比后赵要弱许多，东晋早把成汉作为讨伐的首选目标，这个任务最后由桓温实现了。
桓温的父亲桓彝官拜宣城太守，在苏峻之乱的战事中遇害，桓温探听到杀他父亲的参与者中就有泾县县令江播。桓温时年十五岁，就已暗下决心，要报仇血恨。十八岁那年，江播去世，三个儿子在灵堂里暗藏利刃，以防桓温来报仇。桓温就怀揣凶器，装扮成吊丧的宾客，混入灵堂，乘人不备，将仇人的三个儿子一刀一个给捅了。桓温报仇的事迹被广为流传，不但没有获罪，还成了一时孝子的典范。（可见当时的法律还真不怎么样，被礼教制度凌驾其上。）
成年后的桓温身材雄伟、性格豪爽且有风度，他的长相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点“酷”，熟悉他的人都认为他是孙权、司马懿一类的人。由于他的名气和才干，桓温得以娶成帝之女南康公主为妻，官拜驸马都尉，从此平步青云，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
当时庾氏兄弟在朝中掌权，桓温与两兄弟中的弟弟庾翼交往甚厚，这两位都是朝中的主战派，一直以讨灭蜀（成汉）、胡（后赵）为己任。庾翼也曾多次向成帝举荐桓温，希望他不要以对待常人的方式对待桓温。
庾翼还没大干一场就死了，而这时的东晋皇帝也已经传到了第五任，康帝之子穆帝司马聃。穆帝即位的时候只有两岁，是典型的小皇帝，中书监何充控制了朝中的大权。何充对桓温的才能也十分赏识，于是让他接替庾翼担任荆州刺史、安西将军。东吴大将军陆抗曾经说过荆楚“存则吴存，亡则吴亡”，荆州刺史这个职位对于东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成汉到了李寿末期，已成亡国之势。李寿派到后赵的使臣从邺城回来，极力夸耀邺城的繁盛，宫殿的壮丽，又说石虎完全是靠着严酷的刑罚来统治，才形成了这样好的局面。李寿听得心里痒痒的，竟也学着石虎的样子，大肆修建皇宫，又从治下各郡迁徙了大量老百姓进入成都，充实国都的人口。对付有罪之人，他也用滥杀的方法，大臣们只因直谏就被处死的，不在少数。蜀中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李寿不学学崛起中的前燕，却偏偏挑了个外强中干的后赵来学，“效果”就是比后赵还早亡了几年。）
成汉汉兴六年（公元343年）李寿病死，太子李势即位，这更是一个荒淫不理国事的皇帝。李势怀疑其弟李广谋反，把他逼死，又处死了李寿时的旧臣解思明、马当。大将李弈对李势不满，从晋寿起兵谋反，攻打成都，蜀中有不少老百姓都跟随他，皇帝李势亲自登城防御，才将李弈消灭。
桓温在荆州时刻关注蜀中的动向，他感到灭掉成汉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在晋穆帝永和二年（公元346年）准备伐汉。对于这次进攻成汉，东晋方面的意见也是相当不一致。反对者都认为蜀道险而远，光靠桓温的军队深入，后赵的军队也可能偷袭其后，难免凶多吉少。江夏相袁乔则力劝桓温，汉、赵两敌，汉弱赵强，应当采用先易后难的方法（呵呵，这个和赵匡胤统一天下的思想差不多）；李势无道，臣民早有贰心，还敢自恃险远，不修战备，晋军可以挑选一万精兵迅速进入蜀地，在汉军发现之前穿过险要地带，可以一战而胜；而且蜀地又很富庶，诸葛亮辅佐蜀汉，经营多年以对抗中原，基础资源雄厚，攻取成汉对东晋的经济也大有好处。至于后赵军队可能发动的进攻，袁乔则认为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后赵在不知内情的情况下，不可能知道东晋是否对它有所防备，不会轻易南侵。退一步讲，即使后赵真的南下，沿江一带的晋军也足以拒守。桓温听了袁乔的意见，坚定了信心，以袁乔率领两千士兵为先锋，出兵西征。
李势也不敢怠慢，赶紧大举发兵，让他的叔父李福、堂兄李权和前将军昝坚指挥，准备以逸待劳，静候晋军的到来。不料尚未开战，汉军内部先出问题，昝坚不听部将们提出的在长江南面设下埋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