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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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烟，忽忽已经三十年了，洪深、西苓……都已经去世了，要是洪深同志还在，他一定可以回忆得更清楚一些的。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四日（原载《羊城晚报》，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六日。）
文艺与体育的因缘
——《礼物》代序四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文艺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联欢晚会，民族文化宫的大厅里挤满了人，音乐和笑语声融成了一片。他们是从全国各地到北京来参加文联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的作家、画家、演员、舞蹈家、电影工作者，……他们是首都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其中也还有不少正在北京演出的戏曲、曲艺界的演员。大家议论得很热烈、很兴奋，最初我以为大家还在谈文艺创作中的思想问题，还在交流创作和表演上的经验，可是当我在会场里走了一圈之后，才知道大家谈得最多、议论得最热烈的却是不久之前才在布拉格举行的二十七届世界乒乓球比赛。他们在谈中国一个冠军和欧洲冠军阿尔塞之战，在谈王志良的“过五关、斩六将”，一位电影演员谈得起劲，站起来做了一个张燮林“海底捞月”的姿势……
按照“隔行如隔山”的说法，文艺和体育应该是隔着一座山的完全不相干的“行当”。可是在今天的新社会，这种旧观念、旧思想完全被否定了。文艺和体育结下了因缘，艺术家和运动员交上了朋友。杨洁、丘钟惠都是“戏迷”；崔嵬、谢添、刘琼的篮球都打得不错，裘盛戎还是京剧界的足球“选手”，至于作家里面，体育爱好者就更多了，玛拉沁夫、康濯……我看已经不是一般的爱好者，而已经是入了门的“行家”了。要不，他们是不会写出《女篮五号》、《关键的时刻》这一些作品的。
通过锻炼身体来增强人民体质，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新的体育活动——体操、田径、球类运动等等，传到中国来也已经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了，可是在旧时代，国际体育比赛的优胜者名单中，竟找不出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中华民族真的是“东亚病夫”么？中国人的智力、体力、毅力都不如他人么？任何一个有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的人，是会用坚决的否定来回答这些帝国主义者的诬蔑的。体育运动和运动员们在旧社会经历过来的是怎样一种惨痛的际遇，体育界前辈马约翰老先生前几年曾写过一篇很动人的文章，我们的电影导演谢晋、谢添，也曾通过《女篮五号》、《水上春秋》这两部影片，用艺术形象来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旧社会，体育和劳动人民是无缘的，体育和竞技成了有钱有闲阶级的禁脔，而运动员的社会地位，却和当时被叫作“戏子”的艺人很相似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喜欢他们，一方面又歧视他们。上了年纪的人也许还能记起杨秀琼这个女游泳选手的名字吧，在一个时期，报刊上登过她的大幅照片，她曾被官僚买办们捧为“美人鱼”、“体育皇后”，可是曾几何时，像一颗发出闪光的陨星一样，很快地在黑暗中消灭了。
终于，解放的炮声一响，悲惨的时代过去了，短短的十三年，中国体育界也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解放后的十三年，赶上了过去半世纪的落后。新中国的男女运动员全部刷新了田径赛的全国纪录；英雄的登山队员登上了世界最高峰；一九五九年，容国团首先在圣。勃莱德杯上刻上了中国人的名字，接着，二十六、二十七两届的世界乒乓球赛，中国队都夺取了三项锦标；年轻的中国运动员在举重、游泳、跳伞、射击、射箭等各项比赛中，不止一次打破了和保持着世界的最高纪录。当然，这还只不过是新的进军的开始。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怀对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途。体育已成了亿万人参加的群众活动，我 们的后备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在布拉格挫败欧洲名将高基安的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女青年李赫男，前几天在北京举行的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中，同样年轻的吴浮山在女子跳高中跳过了一。七五米的高度。
时代变了，社会变了，我们体育事业也正在以前人不能梦想的速度飞跃前进。更值得我们高兴的是我们运动员的精神面貌已经起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在旧社会，运动员只能靠个人奋斗，刺激他们的只不过是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资产阶级的所谓“费厄泼莱”和“竞技精神”（sportsmanship），只不过是骗人的谎话，在资本主义社会，运动场上的选手甚至于成了阔人们的赌注和筹码。而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年轻的运动员却都在严格地要求自己，要成为一个具有高度集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品质的、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荣的体育战线上的战士。没有这种高尚的理想、品质和风格，新中国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是不能想象的。新中国体育运动的目标是锻炼身体、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他们不是“为运动而运动”，不是为锦标而比赛。他们胜不骄、败不馁，他们勇敢、机智、顽强、谦逊，他们在强敌面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但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们把友谊和学习放在比胜负更重要的地位。正是这种新的精神，这种新的风格，保证着我国运动员竞技水平的不断提高，鼓舞着我国体育事业的飞跃前进，——应该说，也正是由于从我国运动员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和风格强烈地感染了我国文艺工作者的感情，这才使他们情不自禁地用他们满腔热情写出了真实动人的、以体育运动为题材的作品。我没有调查过“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中有没有过以体育为题材的小说，但是我可以肯定，在解放前，我们作家不曾、也不可能塑造出像杨巧莲、吕家荣、章国栋、刘志男这样的人物性格。新人新事，新的社会，新的风尚，这就必然的会在文艺领域里产生出新题材、新体裁的作品。
我是一个体育运动爱好者，因此我就特别高兴能看到《女篮五号》这样的电影、《礼物》这样的小说。我希望我国的体育事业百尺竿头，日新月异，我推荐这本小说，是为了希望文艺工作者写出更多更好的以体育为题材的作品。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原载一九六三年六月廿七日《体育报》）
《南方来信》读后
薄薄的一本书，也许你可以很快地读完它，可是它会以一种强大的力量占领你的心，使你久久不能平静，永远不能忘记。
写这些信的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没有作家、诗人，这些信里没有曲折的故事，没有美丽的词藻，也不曾引经据典，可是像一幅色彩强烈、人物鲜明的画卷，它会吸引你，感动你，使你愤怒，使你振奋，使你清楚地认识人民的力量永远不可战胜这一真理。
这二十二封信都是写给亲人和朋友的，可是，这些信里所说的并不尽是私情。这二十二封信共同塑造了一个崇高、巨大的形象，这就是宁死不屈，敢于和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斗争到最后的越南民族、越南人民。
写这些信的人，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这些信会作为反帝斗争的最真实的文献，编辑成书，翻译出版。可是，看过这些信的人都会承认，这是真正的文学；这些信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洋溢着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
这些信揭露了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狰狞、丑恶的面目，这些信对那些害怕革命、反对革命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也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在“战略村”、在集中营、在屠场，能和民族敌人、阶级敌人“和平共处”么？在轰炸机、坦克、刺刀面前，能“害怕得发抖”而放下自己的武器么？被侵略、受奴役的人拿起武器来进行正义战争，这“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战”因而必须予以“扑灭”么？英勇的越南南方人民用血和火的言语作出了最响亮的回答。等待、祈祷、怕得发抖是不能得到和平的。要和平，就必须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战争进行在丛林中，进行在田野上，同时，战争也进行在普通男女的思想上、感情中。正如这本书的《代序》中所说：“在这场斗争中，首先，他（她）们要战胜自己的感情，要克制住对于离家的亲人——有许多是家庭的重要成员——的怀念；要战胜恐惧，消除贪生怕死的心理；要树立起坚定的胜利信心，相信以自己不屈的斗志和手中的简陋武器，一定能够击败发动非正义战争的、拥有现代化设备的敌人。”
写这些信的都是普通而平凡的人，可是，他们是崇高、刚毅而坚定的。看看这些普通而平凡的人，再看看那些在帝国主义的讹诈面前“害怕得发抖”的“大人物”，那真是何等的渺小可怜、卑鄙可耻！
战斗还没有结束，可是，胜败之数，却已经很清楚了。越南南方的人民武装力量一天天壮大，美帝国主义的泥足愈陷愈深。法国《国际论坛》报说“美国在南越的沼泽中已陷到膝盖这样深”，连美国的《先驱论坛报》也说：“自从我们在东南亚被缠住以来，一直就没有任何可以采取的好的解决办法！”现代修正主义者看到这些话没有？这不就是“纸老虎”的真实自供吗？
感谢越南南方的战友们给了我们这样一本振奋人心的好书，我们相信，这本书不仅给中国人民，也将给全世界要革命的人民以巨大的鼓舞。
（原载《文艺报》一九六四年第六期。）
关于《李自成》的一封信
雪垠同志：
三日手书拜读。非常抱歉的是由于视力衰退，大作《李自成》第二卷，直到五月下旬才粗粗读毕，接着又害了一次重感冒，以致稽复。
读后（第一卷主要内容，已由读过的朋友给我作了介绍）我首先要向您表示最衷心的祝贺，和对你数十年的辛勤劳动表示钦佩。
《李自成》不仅是建国以来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其重要的意义，更在以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千万读者的欢迎，粉碎了“四人帮”的荒谬“理论”和一花独放政策。“四人帮”把毛主席不能让帝王将相占领舞台偷偷地篡改为“把帝王将相统统赶下舞台”，从而把文艺创作的题材局限今天，而完全排斥了“古为今用”，也就是在文艺领域中取消了“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这一重大任务。《李自成》的出现，和群众的欢迎，我以为是砸烂“四人帮”文艺“理论”的一颗重型炮弹。
其次，使我读后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你基本上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画出了一幅灿烂的历史画卷。也就是说，你以列宁指示的“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的方法，来描写时代、刻画人物，也就是力求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点，是和“四人帮”的否定历史，篡改历史，好人百分之百的好，坏人百分之百的坏的“三突出”“理论”针锋相对的。你写出了李自成起义当时的历史环境，你精心地刻画了李自成思想行动的发展过程，也写出了他与其他起义首领的性格差别，特别是你恰如其分地——不那么露骨、而又从他的思想行动中，写出了他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这种创作方法，在我国古典文艺中有悠久的优良传统，可是过去十年，却被“四人帮”及其走卒们完全破坏了。要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其任务是艰巨的。我们的工作，不仅要把被歪曲了的张士诚、张献忠、李自成的形象恢复他们历史时期的、本来的真实面目，而且还要把甚至连老百姓也认为是一个“可以同情”的“好皇帝”的崇祯的形象恢复他本来的真实面目，在这一点上，你也是很成功的。你没有用长篇大论的“言论”来批评崇祯，而是用他的用人决策——乃至生活细节中，使读者自然地、信服地看出了他决不是一个“朕非亡国之君”的欺骗。
假如说，《李自成》（二卷）有一些小的不足之处，那么我以为是由于你搜集了大量资料，经过了刻苦的分析整理，因此，对于事件、人物、主次之间的安排等方面，难免有若干可以精减而还未能割爱的缺点。这就在有些场面使人感到松散。不知是否还可以稍加精炼。
其次，在写黄适周的问题上，我不知你写作中是否也受到一些“儒法斗争”的影响？有一位朋友和我说，这一段有些“现代化”，这可能是过分了，但是这中间似乎可以删去或改写一些使人感到“现代化”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