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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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文化现象，一些青年人不知道革命过程的历史，否定或厌弃革命文艺的传统。自然，这些人更不知道晶孙自一九二九年一月回国后，就在潘汉年等同志的引导下，热忱地投入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
我认识晶孙是在一九二九年。他是早期创造社的成员，他积极参与创造社的文学活动，投身于上海艺术剧社的创作、演出和音响等工作，主编《大众文艺》，他曾明确提出：“光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战胜，已经取得领导权了，这样地一说了似乎很痛快”，但更需要“提倡完善的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作品”和“建设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抗日战争爆发后，陶晶孙和他的夫人陶弥丽（郭沫若夫人安娜的妹妹）留在上海。我和潘汉年同船离沪南下香港，潘曾告诉我，他们的人都作了安排，陶晶孙留下来，因为他长期留学日本，与日本文艺界有广泛的交往，让陶隐蔽下来，为我们做些工作。由于这是党的秘密，所以外界都不知道。有人随便说他“汉奸”，使他蒙受不白之冤。事实上，他和左翼女诗人关露一样，他的行动是受潘汉年领导的。以上这些情况，业已由陶瀛孙、陶乃煌写入《陶晶孙小传》，由陶坊资写入《回忆父亲》文中，还有我一九九二年五月八日在回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平的提问所写的一封短简中，也已为晶孙的这段历史作证。这三篇文章都刊登在一九九二年《新文学史料》第四期内，当会引起关心晶孙为人与文学创作的人们的重视。但是这也需要时间，因为过去的传言，已经造成了“先入为主”的不良影响。我希望以后认真汲取教训，再也不能以讹传讹。
我高兴地祝贺晶孙的作品选集问世。让我们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对晶孙的作品进行鉴赏，进行分析研究，作出公正的评论。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原载《陶晶孙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五月出版。）
深深的怀念
——《我的父亲邓文钊》代序欣闻《我的父亲邓文钊》即将出版，算起来文钊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三年了。
本世纪三十年代，文钊在香港经商，那时他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是爱国民主人士。他反对军阀混战，主张团结抗日。由于他是一位不求闻达的实干家，所以抗战前夕他多次为八路军筹集款项，在香港购买医疗用品及制作冬季棉衣棉被等事迹，他自己从来绝口不提。我认识文钊是在皖南事变之后，一九四一年春在香港，当时正值国内外局势发生剧烈变化：汪精卫叛国，日寇策动汪蒋合流，联合反共。而国民党则利用新闻封锁和邮检，使得香港和国外千万侨胞很难知道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就在这个时候，我在桂林主编的《救亡日报》被查封，我奉恩来同志之命来到香港筹建一个对外宣传的报纸，便和正在香港的邹韬奋、范长江等商量，认为在香港办一份公开的报刊是十分必要的，可以通过这张报纸让海外千万侨胞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和解放区的真相。
但按港英政府的规定，在香港出版报纸，不仅要交纳两千港元的押金，而且还要有一位在香港有声望的人士作为“督印人”，我们很快就想到了邓文钊先生。《华商报》这报名是廖承志同志决定的，因为在香港用“救亡”、“救国”等报名都不适当。香港是商业城市，而文钊的确从事过商业。当时在香港，国民党、汪精卫、日本帝国主义的爪牙都有潜在势力，所以承担这份报纸的督印人要冒相当风险。四月间，我和范长江向邓文钊先生提出由他做督印人（董事长）时，他毫不犹疑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并问我们是不是需要筹集一些资金，并颇有慷慨解囊之意。我说，现在筹备工作已经就绪，将来有困难再请你帮忙。香港是个花花世界，要办一份严肃的报纸是不容易。《华商报》创刊初期，销路不到两千份。对此邓文钊先生曾委婉地对我们提出意见，要我们研究一下香港的所有大小报刊，意思是说，我们不一定入乡随俗，但在香港这地方办《新华日报》式的报纸是没有人看的。关于这一段往事，我在《懒寻旧梦录》中有较详细的叙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华商报》出版不久，同年十二月八日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寇占领香港，当时移居香港的文化人士有数百人之多，因此组织这些人离开香港是一件很繁重的任务，这就是被称为“秘密大营救”的工作，文钊对此也给予了很大的资助。
抗日胜利后，我先到上海，后在南京梅园新村恩来办公室工作，四六年冬，恩来同志要我经香港去新加坡，通过陈嘉庚先生了解抗战时期流散在东南亚的文化人士（包括胡愈之、郁达夫等人）的情况，并为《华商报》复刊筹措经费。在香港我和文钊有过两次长谈。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我到达新加坡，那一天正是国民党占领延安的日子，因此我给自己便增加了向海外侨胞介绍国内政治形势和内战真相的任务，并为《华商报》筹到了三万余元的叻币。大概在一九四七年冬，我回到了香港，接到中央指示，要我留在香港和潘汉年、许涤新等人作准备接管上海和恢复出版《华商报》的工作。这样，在香港，我和文钊又有了经常见面的机会。《华商报》复刊后，他仍担任董事长，他对全国解放充满信心，我介绍他认识了东江游击队的负责人方方、林平，并请他多了解广东的政治经 济情况，为广东解放做准备。
我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底离开香港到北京，准备接管上海，文钊则留在香港。
全国解放后，我一直在上海、北京工作，广东解放后，他回到了广州，五十年代当选为广东省副省长。解放初期，党内外都有一股左的情绪，而广东又有地方主义的内耗，对文钊来说，他过去没有政治斗争和行政工作经验，所以工作是相当困难的。
这以后，大家忙于工作，见面的机会少了，一九五六年我送一个出国艺术团到香港，在广州又有一次和他短暂的晤谈机会，我知道他处境的困难，但他仍是非常乐观，毫不介意。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于一九六六年，我则在一九六四年文化部整风时，就成了康生、江青一伙的批判对象，因此文钊在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的情况，我是在一九七五年从秦城监狱释放后才知道的。这样一个为党、为人民、为进步文化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竟被迫害致死，教人还能说些什么呢？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愿这部《我的父亲邓文钊》去诬存真，展示传主追求光明、不断进步、忠诚为党的一生。更愿人们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努力坚持下去，使十年浩劫那样的灾难永不复现，使是非颠倒，无法无天的事情永远绝迹。
一九九四年原载《我的父亲邓文钊》，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七月出版。）
香港《华商报》、《大众生活》①
皖南事变之后，我于一九四一年二月初（农历除夕那一天）离开桂林赴香港，搭的是欧亚航空公司的只有二十四个座位的飞机，傍晚起飞，到香港已经是午夜了。在启德机场降落的时候，是一片“送旧迎新”的爆竹之声。
香港依旧是那样的繁华、热闹、嘈杂，但从我这个“内地”出来的人看来，这儿似乎还是一个世外桃源，一点战时的空气也没有。在尖沙嘴买了份当天的晚报，尽管中日之间，英、法、德、意之间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争，而这里的报纸版面上还是感觉不到战争的气氛。
在国际新闻社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去找廖承志同志。从他的谈话中，知道了周恩来同志要我到香港，不单是为了“避难”，主要是为了要在香港建立一个对“南洋”（现在叫东南亚）和西方各国华侨、进步人士的宣传据点。
他一提，问题就明白了。因为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不仅加强了新闻检查和“邮检”，还查封了各地的“生活书店”，这样，香港同胞和广大华侨，就看不到《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和一切进步刊物了。而重庆的国民党和南京的汪伪集团，配合德意日三国同盟，通过他们各自的新闻传播系统，正在大肆制造“汪蒋合流”、反苏反共的舆论。因此，利用香港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对外宣传据点，让香港同胞和散处世界各地的千百万华侨和外国进步人士，能有机会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玩弄的“东方慕尼黑”阴谋，就成了我们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廖承志同志还告诉我，为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从重庆、桂林等地将有一大批文化、新闻界人士撤退到香港，所以必须尽快出一份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和一些文化、文艺刊物。
香港是我旧游之地，九九寒天，这里还是繁花似锦。许多老朋友（金仲华、胡仲持、乔冠华、张明养等）对我说，你紧张了几年，也该松散一下了，可是我这个人好像命中注定了没有清闲的福气。我到香港后不久，范长江同志跟着来了，他告诉我，韬奋先生已经到了桂林，正由李任潮先生给他安排来港的机票，因为他是“参政员”，又是秘密离开重庆的，所以很可能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算。这样一来，办报的筹备工作就得提前开始。据我记忆，韬奋是二月十日或十二日平安到达香港的。他是一位十分讲究工作效率的人，同时对于蒋介石查封了各地的生活书店这件事非常愤慨，所以，在廖承志同志为他举行的欢迎便宴上，他说，当然最好是办报，但是为了尽快给国民党顽固派以反击，他已经决定先把《大众生活》复刊。因为生活书店在香港有分店，还有几位追随他多年的战友，所以办周刊可能比较容易。可是，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在香港办报或出期刊，都得先向香港英政府注册，而向英国当局申请注册，一定要有一个在香港有声望的“法人”出面，同时还要先付港币两千元的“按金（保证金）”。对此，廖承志说，申请办报的“法人”已经商定了，这个人是他的表兄、香港华比银行华人帮办邓文田，具体事情则由邓的弟弟邓文钊负责，可以说注册问题已经解决，而《大众生活》周刊的复刊，则遇到了先得找一位出面申请注册的“法人”的问题。①这是作者《懒寻旧梦录》第6章《记者生涯》中的第5节。
第二天，廖承志同志约了邹韬奋等七八个人开会，讨论办报的具体工作。参加的人是：邹韬奋、金仲华、范长江、乔冠华、羊枣（杨潮）、张明养、胡仲持和我。开会的地点是邓文钊安排的，在哪一条街，我已经记忆不起了。第一个讨论的问题，是这张报纸的名称。大家知道，香港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既是一个远东唯一的自由港，在当时，又是英美法荷的、德意日的、蒋记国民党的和汪记国民党的情报活动中心。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办一张主张团结抗日和反对德日意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必然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挠。当时，在香港办报办刊物，也和蒋管区一样，稿件在付印前是要受审查的。因此，为了尽可能让报纸能够公开发行，能够邮寄到南洋各地，廖承志同志想出了《华商报》这么一个报名，理由之一是申请注册的“法人”邓文田的确是商人；其次是用这个名称，工商界和一般市民看了也不会感到害怕。至于办报方针，则是大家一致的，就是对内要求团结、民主、进步，反对分裂、独裁、倒退；对外是反对英美对日妥协，揭批绥靖政策和“东方慕尼黑”阴谋。这样的会连续开了几次，到三月下旬，我们接到了党中央的一个指示，即《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于是对办报方针又作了一次认真的讨论。因为皖南事变的斗争“迫使蒋介石重新考虑他自己的地位和态度”，所以我们也相应地考虑了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问题。在香港办报，不注意“有理、有利、有节”这个方针是不行的。我们经常讲，后来还把自己办的印刷厂定名为“有利印务公司”，但也常常因为时局的变化，而忘记了这个“节”字。最近我翻看了一些当时的旧报，我自己写的文章中，也不止一次掌握不好“有节”这个分寸。
大概在三月底，桂林《救亡日报》同人由林林、张尔华同志带队，平安地到达香港。我们又开了一系列的会，总结经验，妥善地安排了善后工作：一部分同志参加了《华商报》，一部分人回乡隐蔽或另谋工作，张敏思、林林则和杜埃一起到菲律宾去�
